劉伯承與鄧小平的惡劣關係

劉伯承和鄧小平的真實關係。主流仍是官方認定的說法，即劉鄧二人關係親密無間。1986年10月劉伯承逝世，鄧小平發表《悼伯承》的紀念文章，文中稱“兩人一起工作13年，感情融合工作協調，世人多以“劉鄧”相稱。在我兩人心裡，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媒體還有所謂劉伯承，留給華國鋒政治遺囑一說，稱其追悼會必須由鄧小平主持，否則死後不入八寶山云云。劉伯承兒子劉太行曾在2006年7月，正式否認此事，並請媒體勿以訛傳訛。

劉伯承與鄧小平的關係真如官方所說，那麼劉伯承和粟裕，1958年反軍事教條主義受到批判，為何劉粟生前都不予平反。58年，對劉伯承的批判給劉造成很大壓力，他本就身體欠佳，坐火車到北京又失眠，眼壓上升到73度，拖著病體流著眼淚，在懷仁堂作了公開檢討。彭德懷當時鑒於劉的身體狀況，並沒有讓他到懷仁堂公開檢討的意思。這是鄧小平的主意，這次批判會議的組長兼主持人。1985年，楊得志和張震感到，強調軍隊革命化的同時，還要加強現代化和正規化。軍隊進行正規化建設，自然繞不開58年的反軍事教條主義，二人主張為此平反。1985年，軍隊院校會議召開前，兩人專門向鄧彙報，當時鄧的回答是“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和負責任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

劉伯承在1927年南昌起義失敗後，他與左權兩人到蘇聯伏龍芝軍事院校學習，1931年回到上海，同年1月到達中央蘇區瑞金。劉的到來對於臨時中央博古領導的留蘇派，無疑帶來巨大幫助。因為，劉不但是軍閥時代的“川中名將”，還在蘇聯接受過正規軍事院校教育，真正的吃過洋麵包的軍事家，這比毛澤東的“地方遊擊主義土包子”強太多了。劉來中央蘇區後，對於毛的遊擊戰術也不太以為然，在瑞金報紙上發表過不少，批評紅四軍“遊擊主義”習氣，不懂正規戰術的文章。1932年的寧都會議，主題就是批判毛“純粹防禦路線”的右傾方針，目的是把毛趕到後方，剝奪他的軍事指揮權。

這次會議就是因劉伯承的到來而召開的，因為對於毛的去留上一直分兩派，朱德，周恩來，王稼祥主張讓毛留下。另一派則堅決主張讓毛交出軍權隱退離職。劉伯承未來前，前者的意見占上風，因為最早是毛拉隊伍上山，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蘇區中有不少毛的部隊。而且，毛指揮了中央蘇區前三次反圍剿，顯示出一定的軍事才華，在軍隊中和群眾中有威信。劉的軍事才能使留蘇派不懂軍事，無法接掌部隊，欠缺指揮能力的問題迎刃而解，最終毛被趕出了瑞金。可想而知毛當時的心情，對於劉毛以後會是怎樣的態度。毛解放後重上井岡山，但都不願到瑞金哪怕一次。

鄧小平於1931年8月到達中央蘇區，他之前是紅七軍前委書記，張雲逸將部隊從廣西行進千里到達江西，鄧則與後來的妻子金維映回到上海，名義上向中央彙報工作請示任務，實際上是自己脫離了部隊。後經中共中央批准到蘇區工作，但當時並未給與具體職務。當時，中共瑞金縣委書記李添富，以清除“社會民主黨”的名義大搞肅反，從縣區鄉從上至下殺人過多，瑞金縣已經無法開展工作。鄧當時正好在瑞金，被謝維俊等人選做瑞金縣委書記，他及時制止了亂殺，穩定了瑞金縣的局勢，恢復整頓了基層政權。鄧小平曾主編的《紅星》報，後來成為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紙。1931年9月28日，朱毛率紅軍中央局和紅軍總部到達瑞金，鄧小平得以與朱毛相識。由於紅軍主力分散，總部得以留守瑞金。蘇維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就在瑞金召開，會議決定蘇維埃政府定都瑞金。

鄧小平在瑞金與毛接觸較多，逐漸開始接受和擁護毛，實事求是的各項主張。他當時與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在蘇區瑞金有“四大金剛”之稱，曾在贛南會議上，駁斥留蘇派對毛的指責。臨時中央指責毛“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四大金剛反駁說“城市裡出了立三主義”，嘲笑他們是“洋房子先生空談家”，不懂軍事指揮，不瞭解蘇區實際鬥爭經驗。針對反蘇派的指責，召開“反江西羅明主義鬥爭”大會。指鄧毛謝古四人為反黨派別小組織的領袖，在江西執行羅明路線，反對共產國際的主張，與黨進攻路線相悖。會議期間當場下掉四人手槍即時關押，四人的申辯被駁回，遭到深刻批判，撤銷一切職務。作為毛派份子頭目的鄧小平，由於拒不認錯妥協，被撤銷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職務，發配到樂安縣南村區委當巡視員，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鄧小平從中央蘇區開始，就是著名的毛派份子。鄧文革中被保護，根本不是出於周恩來，鄧小平本來就是毛要保的人。鄧文革後期出來工作，也非周恩來的舉薦，而是周看出毛要重新起用鄧，所以故作姿態。鄧小平當年的罪名不比劉少奇小，不是毛記念舊情他必死無疑。周恩來就是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劉的所有罪名都是周定的，順手就把鄧解決了。毛還在公開場合為鄧說話，“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所謂毛派份子”。以鄧小平毛派份子的身份，與留蘇派身份的劉伯承之間，怎麼可能親密無間，一點分歧都沒有。兩人在中央蘇區，就是分屬不同陣營，况且两人在工作层面也没往来。邓在长征毛复出后，才被提起来挂在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刘早就红军参谋长多年了。刘雖然在129師相處多年，總體講相處還算不錯，但也僅僅在工作層面。私下兩人素無來往，而且在解放戰爭後期勢成水火。

1947年8月，晉冀魯豫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兩人對挺進大別山戰略，產生了極其尖銳的分歧。鄧認為毛挺進中原戰略正確，劉認為孤軍無援，千里深入敵後是兵家大忌。兩人為此互不理睬，飯都不在一起吃。但凡打勝仗鄧堅稱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光輝勝利，劉經常反譏，打敗仗豈非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光輝失敗！最終，發展到兩人徹底決裂，各自帶一部人馬分頭行動。事情鬧到中央軍委那裡，毛順水推舟將陳毅從華東野戰軍中調出，派他去協調劉鄧兩人的關係。毛對陳說“兩個四川人吵架，你這個四川人去勸勸。”

陳毅在法國勤工儉學時與鄧相熟，雖然陳在法國只待了不到兩年，就因參加學生運動被遞解出境，鄧在法國有六年之久，後又到蘇聯中山大學學習，與當年年紀最小的蔣經國同學關係甚好。而且，陳在1926年12月，四川瀘順起義時期，得以與劉過從甚密，關係不錯。更重要的是陳雖不善軍事，但在華野對粟裕軍事指揮上多有制肘，將陳毅從華野調出，擔任中野副總，便於粟裕放開手腳打大仗。粟裕為協調華野中野兩大野戰軍的關係，主動要求陳到中野後，仍擔任華野總司令一職。毛心領神會，同意粟的意見，讓粟擔任華野副司令，並指明粟主要負責軍事指揮工作。

整個解放戰爭期間，陳粟相處不足一年，粟在華野配合的主要是饒漱石。陳在中野主要工作，就是協調他四川老鄉的關係。陳的調解頗見成效，與他當年在井岡山調解朱毛關係時，兩頭得罪相比，實在是進步不少。他的做法是分而治之，政治上支持鄧小平，軍事上認同劉伯承。劉鄧鑒於陳的關係，表面上不便發作，但兩人矛盾日深，進軍大西南時，已經是公開化了。多年來官方媒體稱，原129師政委張浩（林育英）犧牲後，毛將師長劉伯承召回延安，詢問劉關於政委的意見，劉舉薦了鄧小平。事實上，劉伯承遲在1943年10月，才因工作關係回到延安，林育英在1942年3月6日在延安病逝。期間劉伯承根本未到過延安，何來舉薦一說。

劉與鄧雖在瑞金相識，但兩人素無交往，工作上也没瓜葛，又是敵對陣營人馬，互相根本不瞭解，甚至可以说不熟悉。再說以毛劉的惡劣關係，難道毛會向劉討教129師政委人選。事實正好相反，鄧小平正是由於毛主動舉薦，派遣到129師當政委，目的就是監視劉師長。誰都知道鄧是毛的人，劉自己也深知這一點，此也是兩人之後，產生激烈矛盾的主要原因。解放戰爭後期大局已定，劉知道毛對於中央蘇區的恩怨，必然不會輕易放過，淮海戰役後期主動淡出軍事指揮，將指揮權交給鄧小平，渡江戰役基本是鄧小平直接指揮。進軍西南後劉稱病交權，藉故建設軍校，交出二野軍事指揮權，部隊完全交給鄧小平。

自此開始韜光養晦，甚至連元帥授勳儀式都不參加，目的就是避嫌，怕毛秋後算帳。但是到了1958年，已經從事軍事教育工作多年的劉伯承，還是沒有逃過反軍事教條化的批判。挑頭的是彭德懷，具體主持批判工作的是他的老搭檔。劉瞎子淚流懷仁堂，泣不成聲作檢討，幕後導演就是鄧小平同志。對劉粟蕭的批判，雖然主線是反軍事教條主義，但三人的具體情況不同。批粟是因為他奪彭德懷的權，蕭克當年投靠張國燾，劉伯承自然是報中央蘇區的仇。總算劉帥多年謹慎小心，此時只是個年事已高，體弱多病的教書匠，沒有進入軍事領導核心，最終得以檢討過關。

文革後鄧小平再起，李達和蕭克寫報告，要求給58年的事情平反，報告交劉伯承簽字確認。劉對李達說，報告他不簽字，也不指望生前得到平反，並說李蕭二人是“蚊子叮菩薩---找錯人了！”1986年劉伯承去世，劉妻向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打報告，要求給劉伯承平反，檔報請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各位同志，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三元帥辦公室，亦打來電話過問此事。不久，劉伯承家屬得到通知，問題已經解決。劉伯承已獲得平反，追悼會悼詞已修改，並發87式軍服一套,可以穿軍裝入殮，保持他作為老軍人的最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