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圍剿”毛澤東指揮也是慘敗

“第五次圍剿”紅軍蔣介石發動的是整體戰，不僅是軍事上的穩紮穩打“堡壘主義”，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針對紅軍進行全方位的打壓。實際上就算毛澤東出來指揮，此戰也是必敗無疑，如果硬打遊擊運動戰慘得更慘。

紅軍面對政府軍的緊逼，白天打仗晚上還要面對，內部的肅反擴大化，如此嚴重影響戰鬥力。戰爭和內部損耗下紅軍兵源補充困難。江西本就貧窮落後人口有限，1933年蘇區人口不過3百多萬，除去“地富反壞病勞”能當兵者最多約30萬人。最初紅軍才4萬多問題不大， 1934年底紅軍數量已達14萬人左右。

五次圍剿後期戰損失嚴重，大量徵召新兵各縣男子所剩無幾，蘇區適齡青年幾乎全被“擴紅”，農村勞動力缺乏無法生產。紅軍由於兵源不夠強制徵兵，導致戰鬥力下降逃跑眾多。地方不重視兵員質量強拉充數，未成年和中年人比例高。新兵多訓練差戰鬥力大降，作戰中因傷病逃亡損失有時超過5成。

國軍的連鎖式“碉堡戰術”，形成的堅固防守陣線，不但在軍事而且在經濟上，對蘇區形成嚴格封鎖，徹底阻斷了蘇區的外界聯繫。國民政府宣佈任何人偷運物資進蘇區槍斃。蔣介石對此解釋道，“以後對匪區封鎖的種種辦法，一定要密切實行，這一點比和匪區作戰還要重要”。

對此蘇區周邊2百公里外開始設立封鎖區，所有生活必需品糧食，食鹽，煤油，棉布，火柴，藥材和所有日常百貨等，全部不許進入蘇區，對平民實行配給制度，如發現私下交易法辦。如此很快導致蘇區資極度匱乏，外面物資進不去蘇區物資出不來。

1934年初，紅軍已經開始發生全面性的糧荒，糧食漲價數倍都買不到。蘇區劃分階級將7%左右定位地主富農，五次圍剿又搞“清查漏劃”，要求消滅富農地主沒收土地，最後將很多中農錯劃鬥爭。如此大約1成農民被打倒，如此蘇區生產力大為下降，如此糧食更加不足。

為彌補糧食不足蘇區首先是要求部隊和政府節約糧食，各級政府機關企業學校等每人每天減發2兩米，然後要求蘇區人民每月節省3升以上米給紅軍。其次就是強制徵收，1933年底成立“糧食人民部”搶糧，征糧幹部組成“突擊隊”。正常糧食徵收之外，再借1百萬擔，而且硬性規定必須完成。

但是由於超過民眾負擔，1934年征糧工作進行困難，強制攤派造成農民自盡的情況，勝利和於都等地農民抓“征糧突擊隊員”反抗。除糧食外食鹽，煤油，布料都極度缺乏，紅軍當時雖暗中用鎢礦石，偷和軍閥陳濟棠交換，武器彈藥和日用品，高價鼓勵國統區商人偷運走私，但整體來講面對整個蘇區所需，如此也只是杯水車薪，最多解一時之急而已。

蔣介石把“第五次圍剿”總結成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國軍每占一方立刻強化“保甲制度”，小村莊居民搬入較大“戰略村”，然後由軍隊和民團駐守，阻斷老百姓和紅軍的聯繫。各省要劃區每區成立保安團，到1934年6月豫鄂贛等8省民團有1700萬人。民團負責本村治安，逮捕通共的嫌疑犯，後期直接開始參戰，部份非戰略性碉堡由民團把守。

政府為針對紅軍“共產毒化宣傳”，1934年2月，發起了“新生活運動”，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全國推廣，目的是要使國民生活符合“禮義廉恥”傳統文化道德。“新生活運動”針對民眾，對于國軍官兵1933年7月，在廬山開辦了軍官訓練團，進行軍事訓練外，主要加強軍魂教育，現在的話講就是“亮劍精神”。二次受訓軍官萬人，“五次反圍剿”國軍官兵，戰鬥力大增極少投降。

“廣昌戰役”後面對中央政府的“絞殺戰”，中央蘇區紅軍無法應付，最後只得放棄中央蘇區，跳出碉堡包圍圈到外線流竄，後來毛主席妙筆生花稱為“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