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格·斯諾對自己年輕時寫的那本小紅書后悔了

 

愛德格·斯諾( Edgar Snow，1905-1972)，生於美國堪薩斯城，1928年以記者身份到中國上海，1934年1月起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講師，1936年6月曾秘密赴陝北革命根據地採訪，回京後，寫了《紅星照耀著中國》即《西行漫記》。建國後，斯諾曾先後三次訪問中國，為發展中美人民的友誼做出貢獻。1972年2月15日逝世於瑞士日內瓦郊區的寓所中。遵照斯諾的遺願其部分骨灰安葬在中國。1973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學舉行了安養儀式。

愛德格·斯諾，因為寫那本震撼世界的著作《西行漫記》，這本著名的《西行漫記》大大美化了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爭取了不少支持，也使得不少中國青年投奔延安。他成為「我們的美國朋友」，一度禮敬有加，斯諾曾經獲得與毛澤東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國慶觀禮的殊遇，這段故事是中國政府大書特書，還收入語文教科書，中小學生都知道愛德格·斯諾的大名。

如果沒有1970年〜1971年的中國之行，斯諾也許就沒有晚年的悔恨。這一年，斯諾偕同他的夫人路伊絲從香港到廣州，發現「中國是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國家」。到了北京以後，見到中國所有的人都背誦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匯報」的政治程式，覺得這就像是一種宗教儀式。然後他去了他當年採訪毛澤東的「革命聖地」延安，參觀了「五·七幹校」，認為那裡的生活就象監獄。

這次訪華的所見所聞使這位革命的熱烈擁護者感到：「在一個地位日益顯赫的神權階層看來，所有不同意見或者補充性的思想都是異端邪說。」然後他再次回到北京，到他熟悉的北京大學參觀，聽到的介紹竟然是「北京大學在1949年以前是文化帝國主義機構」，1949年建立政權後才獲得新的生命。對這種肆意否定文化傳統的言論，斯諾感到非常吃驚。

最後他終於見到了毛澤東，毛對他大罵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要對他們實行專政。毛還對他說「人民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是正當的和必不可少的。」毛澤東那句自鳴得意的話「我這個人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就是這次對斯諾說的，讓他深受刺激的另一件事情，是他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兒子艾倫被關押的可怕遭遇。路易·艾黎參加了革命並定居。艾倫告訴斯諾，「文化革命」開始後，他就被囚禁於西北，在監獄裡，他周圍所有的人都死於毆打、飢餓和自殺，只有他想辦法逃了出來，想辦法找到周恩來，才算是保住了一條命。

這次大陸之行使斯諾深受刺激，對於當年寫《紅星照耀中國》頗感歉意。一年後，癌癥奪去了斯諾的生命。伯訥德·托馬斯根據斯諾40多年的日記整理成書出版了《冒險的歲月：愛德格·斯諾在中國》，上述內容就是該書透露的。2000年，斯諾夫人到北京，這次她想做兩件事情，一是想將斯諾的遺骨遷回美國，二是想將外國人的捐款送給某學生運動受害者家屬的團體。

結果她所到之處都有秘密員警跟蹤「保護」，行動處處受限制，當局既不准遷走斯諾的遺骨，也不准斯諾夫人與任何人接觸。斯諾夫人深感受辱，對丈夫以畢生之力支持的革命極度失望。估計她的丈夫也對自己年輕時寫的那本小紅書后悔了。

 

康生臨死找了2位美女向主席揭發身邊的叛徒

 

康生在臨終前要找的兩位年輕人，就是王海容和唐聞生，她們是毛澤東的「直線電話」！康生已經七十七歲了，頭髮和八字鬍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於人世。此人與「四人幫」之中的江青、張春橋，有著頗深的淵源。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顧問，一直是江青、張春橋的親密夥伴。康老長、康老短，江青和張春橋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淺之際，忽然約見「直線電話」，當然有要事轉告毛澤東。王海容和唐聞生坐著轎車，來到北京城北的舊鼓樓大街小石橋胡同二十四號，「康公館」就坐落在那裡。看上去，那小小的胡同一點也不顯眼。步入二十四號大門之後，謔，卻是藏龍臥虎之地。裡面居然既有亭台樓閣，又有假山、噴水池。康生一家幾口，占據了幾十間屋。就連會客廳，也有好幾個——不同級別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會客室裡會見。「小王、小唐，你們走近點。」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氣無力的聲音對王海容、唐聞生說，無法像過去那樣擺架子了。康生要說什麼呢？他的話，使這兩個年輕人驚呆了：「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都是叛徒！」等這兩個年輕人從猛烈的衝擊波中鎮靜下來，康生這才繼續說下去：「你們不要用筆記，用腦子記就行了，只向主席報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現在還有活著的證人，可以問王觀瀾。

如果主席想仔細瞭解情況，可以派人去找王觀瀾調查。至於張春橋是叛徒，我是從張春橋的檔案上看到的。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給我看的。主席不妨調閱一下張春橋的檔案，也可以找吳仲超瞭解。我是一個快要去見馬克思的人了。這算是我對黨的最後一點貢獻……」這時，康生又記起了一些事，補充道：「江青的叛變情況，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也有報導，可以查一查……」康生終於打完「直線電話」，無力地靠在床上，目送著王海容、唐聞生的離去，仿佛了結了一樁最大的心事。比起張春橋來，康生更加刁滑。這位「中央文革」顧問，明知江青、張春橋的底細，卻一直到眼看著「四人幫」大勢已去才來個牆倒眾人推。

他生怕毛澤東批判「四人幫」會涉及他這個「顧問」，於是打個「直線電話」，以最後保全自己。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觀瀾，在《毛澤東書信選集》（註：《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一書中《致王觀瀾》，曾有一注釋，如下：王觀瀾（1906～1982），浙江臨海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紅色中華》總編輯，中華蘇雛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長。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歷任中央農民委員會主任、陝甘寧邊區統戰委員會主任等職。1948年曾到蘇聯治病。王觀瀾在病中，毛澤東曾為之寫信安慰：「既來之，則安之……」這封信在「文革」中曾廣為流傳，成為慢性病者常常背誦的「最高指示」。王觀瀾本人，其實與江青的接觸並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觀瀾，乃因王觀瀾1937年底在延安與來自上海的徐明結婚，徐明深知江青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的情況。

徐明，即徐明清。因為當時延安中央黨校也有一個人叫徐明，王觀瀾為了使妻子的名字區別於那個人，加了一個「清」字。此後，她便一直叫徐明清。1933年，當時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從事地下工作。這年7月，山東姑娘李雲鶴來到上海，化名張淑貞在晨更工學團當一名教師。這個張淑貞，當時還曾化名李雲古、李鶴，後來成為上海灘上的三流演員藍蘋，進入延安改名江青。藍蘋1937年7月下旬，從上海經濟南來到西安時，徐明正在西安婦委工作。靠著徐明的引見，藍蘋才受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接待，得以進入延安，得以認識毛澤東，得以先同居而後成為「第一夫人」。

在西安，藍蘋曾向徐明詳細談及自己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後，如何寫「自首書」出獄的。確實，徐明清是深知江青歷史的關鍵性人物。康生知道這個人，也知道江青的歷史情況，但是一直守口如瓶。至於吳仲超，乃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1936年4月，當張春橋參加吳成志（即宋振鼎）組織的「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之後，是吳仲超代表上海地下組織，找吳成志談話，解散了那個非法組織。康生對王觀瀾、吳仲超這樣重要的線索，都一清二楚，對江青、張春橋的底細也都瞭解。他向來是一個擅長摸別人「底牌」的人。他把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並不急於甩出去。

他是個精於投機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為有利時，他才甩出這些「底牌」。這次「直線電話」，確實是「絕密」的，瞞過了江青和張春橋。就連老夥計康生都要在臨死前對江青、張春橋來一個「反戈一擊」，「四人幫」在1975年夏、秋已瀕臨日暮途窮之境。1975年12月16日，康生結束了他雲譎波詭的一生。他臨終前的這一著棋，既給毛澤東留下了「忠誠感」，而又因「絕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張春橋。於是，中央為康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獲得「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光榮的反修戰士」封號。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他這個「康老」還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在中國報刊。有人說，「康老」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當「四人幫」還在臺上時，就向主席報告了江青、張春橋是叛徒。

直至1980年7月12日，在為原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舉行的追悼會上，胡耀邦在悼詞中替安子文冤案平反時，點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製造的冤案。這是康生在死後第一次遭到公開批判。1980年10月16日，中央宣佈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開除康生的黨籍，撤銷了康生追悼會悼詞，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黃萬里水利專家不但詩作得好右派帽子也是主席親封的

 

黃萬裡，1911年出生上海一個名門世家，父親黃炎培是中國著名教育家。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1927年，他考入唐山交通大學。大學期間，他發表的三篇論文《鋼筋混凝土拱橋二次應力設計法》等，由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審定作序，唐山交大出版。1934年元旦，黃萬裡赴美留學。鑑於1933年黃河決口十幾處，損失巨大。他立志改學水利。先後在康奈爾大學、愛荷華大學、伊依利諾依大學就讀。他是伊利諾依大學第一個中國人工程博士。他的博士論文《瞬時流率時程線學說》提出了從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經驗半理論方法，比歐洲水利專家納須（Nash）提出相似方法的時間早19年。

其後，他受聘為美國田納西流域治理工程專區（TVA）諾利斯垻工務員。他在美國駕車4萬5千英里，看遍了各大水利工程。1937年，26歲的黃萬裡回國後，婉拒浙江大學、東北大學、北洋大學的聘請，出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師、測量隊長、涪江航道工程處處長等。他曾在極艱難的條件下，步行3千多公里，六次勘測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長江上游支流。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視察工程師。1947年至1949年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1949年9月到沈陽，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0年6月回唐山交通大學任教。1953年被調至清華大學任教。1953至1957年，他完成並出版了學術專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學》。這兩部專著被認為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水文科學的代表作。

 

1957年春，毛澤東決定「引蛇出洞」，號召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黃萬裡就屬於最早被引「出洞」的「蛇」。5月底6月初，黃萬裡在校內報紙《新清華》上發表的小說《花叢小語》，被清華校長蔣南翔上報毛澤東。6月19日，黃萬裡的這篇文章，被毛澤東加上「什麼話」的按語，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供全黨全國批判。接著，《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黃萬裡成了全國知名的大右派。1957年九月號的《中國水利》雜誌出了批黃專號，刊出六篇文章，認為黃萬裡治理黃河的主張，是「鼓吹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企圖「取消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

 

1958年黃萬裡被定為右派，工資從二級教授降至四級教授，被剝奪教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力，甚至連「先生」「教授」的稱呼都不能用在他身上。1959年，他被發配到密雲水庫勞動改造，與民工同住幹打壘的半地窖，同幹繁重的體力勞動。隨著寒冬臨近，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導致的大饑荒，逼近北京城。他的女兒黃無滿回憶：「他在密雲水庫不只餓得要命，還累得要命，下了班天黑乎乎的，一瘸一拐地向工寮挪去。我看到他那時給我媽寫的信：『我真需要哪個兒子在身邊，可以扶著我走回去。』他每次回家和我媽坐到天擦黑兒了也不願意走，幾乎每次都挨到最後一刻，才被家人攙扶著往火車站走去。這樣的苦日子熬到1960年，許多人都浮腫了，不敢再折騰了，爸爸和一幫難友才從水庫撤了回來。」

 

1966年8月上旬，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抄了黃萬裡的家。他的女兒黃且圓回憶：「先來的是清華附中紅衛兵。紅衛兵讓我父親拿出存摺來，而他的存摺上卻只有二十幾元錢。我父親雖然是個教授，但家裡人很多，他根本存不住錢。我們家那時候好幾個人都在上大學，打成右派後他又被減過一次薪⋯⋯他的錢根本不夠花。紅衛兵看了一眼存摺，就給他扔了回去。這是第一次抄家。」8月24日，黃萬裡在家，恰好未婚女婿楊樂來了，告訴岳父，近來抄家打人風盛行，聽說郊區已打死人，讓他注意。楊樂話剛說完，就有一批清華的學生從前門闖了進來。黃萬裡見來者不善，叫楊樂從後門快走。

這一天，黃萬裡挨了紅衛兵的打。據黃夫人回憶，她回家時，黃萬裡已被打得渾身是血，是被帶金屬扣的皮帶抽的，後背留下一道道血痕，以致於晚上睡覺，不能躺，只能俯臥。他的二女兒黃無滿回憶：「紅衛兵把箱櫃、書桌裡的東西都翻出來，倒在地上，將照片、字畫撕毀。當時我家有一把小小的工藝劍，是祖父送給我哥哥黃觀鴻的。因為劍比較小，也比較鋒利，沒敢讓他拿著玩，我爸就擱在抽屜裡當裁紙刀。抄家的紅衛兵搜出這把劍，說是兇器，把劍尖掰折了。然後，他們問我爸爸：有沒有藏武器？有沒有槍？有沒有藏國民黨旗？讓他坦白。我爸說沒有。他們就打他，說查出來怎麼辦？我爸說查出來你槍斃我。」

一天，黃萬裡還被紅衛兵剃陰陽頭。他回家，立即叫家人給他剃成光頭。事後，他還拿推子幫其他「黑幫分子」都也剃成了光頭。不久，黃萬裡全家三代被從清華新林院的教授洋房趕到地板下積著陳年髒水的北院小屋，每月只領得20元生活費。他還被勒令每天打掃水利系館內外。1969年，黃萬裡與清華大部分師生被「下放」到江西鯉魚洲「勞動改造」。這是一個因處於血吸蟲疫區而被廢棄的勞改農場，不少人後來死於血吸蟲病，也有不少人死於肝硬化。據黃夫人回憶：到了鯉魚洲後，「剛開始住在一個大倉庫裡，隔成兩層，一個大通鋪睡上百人，亂糟糟的，跟兵營一樣，吃飯是集體吃食堂。在江西，他幹最重的活。已經是五十八歲的人，每天早晨要和另外兩個人挑水，供全連用，什麼運磚哪，挖坑哪，還有種大田，這些最重的體力勞動，都要他幹。」

當時有一個說法，從國外回來的都是特務。黃萬裡也被工宣隊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被隔離審查，白天勞動，晚上開批鬥會，由於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特務罪行」，工宣隊對他展開車輪戰，時間久了，他身體和精神都頂不住了。最後，被鬥得神志恍惚的他，連自己也搞不清是不是特務了，居然給大女兒黃且圓寫了封信，叫她幫助回憶。1970年6月的一天，酷暑難耐，身心俱疲的黃萬裡，在從農田回來的路上昏倒了。1970年，黃萬裡59歲，在精神和體力的雙重壓力下，終於不支，6月的一天，在從農田回來的路上昏倒了。倒地後，他頭腦昏昏沉沉，渾身燥熱難忍。這時他顧不上血吸蟲，爬進農田旁的水溝裡，泡在水中。許久之後，感到好受了一點，他就在田間小道上往回爬，由於不辨方向，爬到了清華另一個連的駐地。後來四連的人發現了他，立即叫來醫生給他處置，隨後把他送回六連。

醒來後，他以為自己要死了，寫下一首《夢吟絕筆》：「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絕廣陵散，枉費當年勞苦工。」所幸，他大難不死，又活過來了。1971年秋，江西鄱陽湖清華大學農場因血吸蟲病肆虐致人死命，整個農場停辦，撤回北京。僅待了半個月，他被發配到三門峽繼續勞動改造，在這裡度過了六年時間。他在頭戴右冠、邊挨批鬥、邊勞動改造的業餘時間完成了《論治理黃河的方略》等論文。

黃萬裡為什麼被毛「欽點」為大右派？第一，反對三門峽工程。三門峽工程是建政後的第一個大型水利樞紐工程，被稱為「黃河萬裡第一垻」。由於它是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工程項目之一，從勘測到決策到設計到施工，蘇聯專家的意見居主導。黃萬裡是唯一反對上馬三門峽工程的中國專家。1957年4月，他在周恩來安排的一個70人的專家研討會上，連續七天，舌戰中蘇專家，闡明上馬三門峽工程可能出現的各種嚴重問題。但是，因為他的意見與蘇聯專家和領導人的意見相反，未被接受。古代有一個說法：「黃河清，聖人出。」1955年7月18日，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在全國人大作報告時宣佈：「只要六年，三門峽水庫完成後，就可以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黃河清』這一天！」果真這樣，毛不就是當今的「聖人」嗎？黃萬裡反對上馬三門峽工程，不是跟「聖人」過不去嗎？

第二，崇尚美國的自由民主。1957年，黃萬裡在《花叢小語》中批評了北京公路建設中的腐敗問題。他寫到：「盡說美帝政治腐敗，那裡要真有這樣事，納稅人民就要起來叫喊，局長總工程師就當不成，市長下度競選就有困難！我國的人民總是最好說話的。你想！沿途到處翻漿，損失多麼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楣的總是人民！」這段話非常刺耳。明擺著，黃萬裡認為，美國有言論自由，有民主選舉，有監督制約，有問責追究。

第三，反對「歌德派」、「但丁派」。1949年髮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包括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反電影《武訓傳》，反胡適唯心主義思想土改，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抗美援朝，鎮反，三反五反，反高饒反黨聯盟，反潘揚反黨集團，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肅反等。到1957年反右前，中國已有相當多的人，包括高級知識分子，都成了黃萬裡《花叢小語》中批評的「歌德派」（歌功頌德）、「但丁派」（眼睛只盯著黨的領導人，黨的領導人說啥，就跟著說啥）。

第四，不肯在淫威下低頭。三門峽工程硬上馬後，黃萬裡預見的問題一一被驗證。三門峽水庫1960年9月建成，從第二年起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兩岸倒塌農田80萬畝，一個縣城被迫遷走。水庫內泥沙也開始淤積。到1966年，淤積泥沙已達34億立方米，占庫容44.4%。三門峽水庫已成死庫，不得不在垻底炸開幾個大孔沖刷泥沙。在三門峽工程建設上，事實證明黃萬裡是對的，毛澤東是錯的，但毛是不會認錯的。

一天，毛跟黃萬裡的父親、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談話時，說：「你兒子黃萬裡的詩詞我看過了，寫得很好，我很愛看。」之後，毛身邊的人通過黃炎培給黃萬裡傳話，要他寫個檢討，認過錯，交上去。這樣，可以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但是，黃萬裡沒有寫檢討，而是賦詩上書毛，說三門峽問題其實並沒有什麼高深學問，而在1957年討論三門峽工程的70人會上，除了他之外，無人敢講真話。請問：「國家養仕多年，這是為什麼？」

黃萬裡不僅不檢討，還質問毛，這還了得。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就毛髮動的大躍進運動出現的一些問題，元帥彭德懷寫了一封講真話的信。毛看信後，雷霆大怒，發動對彭的大批判，把彭打成「反黨集團」頭目。在廬山上，毛又想起了黃萬裡。毛說，彭德懷，你和黃萬裡一樣，腦後長著反骨。直到1980年2月26日，黃萬裡總算等到右派「改正」的決定：「黃萬裡原劃右派問題屬於錯劃。經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復政治名譽，恢復高教二級教授的工資待遇。」黃萬裡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他又可以重返講壇了。一切似乎都在變。但是，他講真話的個性沒有變，不願聽他的真話的做派也沒有變。

他說：「在三峽大壩開工前，我（給中央領導）寫了三封信。三峽大壩開工後，我又寫了三封信。我給上面寫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卻沒有收到一次回信。」「討論三峽問題，水利部叫各單位不要請我參加，因為我反對（上馬）三峽（工程）。」他的書籍也不能公開出版發行。他80大壽時，整理編印了詩詞集《治水吟草》，收錄了他1955年至1991年寫的一百首詩詞。這是一本沒有書號、沒有出版社、沒有定價、沒有發行單位的「四無」出版物，只印了二三百本。

他90大壽前，他的同事出錢出力趕時間編印了一本《黃萬裡文集》。這也是一本沒有書號、沒有出版社、沒有定價、沒有發行單位的「四無」出版物，只印了五百冊。

2001年8月27日，黃萬裡過完90歲生日一周後病逝。病逝前，他給妻子兒女留下的遺囑是：「治河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為主。漢口段力求堤固，堤臨水面宜打鋼板樁，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萬全。盼注意，注意。」

 

楊麗坤不會唱歌跳舞臉漂亮就演阿詩瑪是資產階級思想

 

《阿詩瑪》是流傳在雲南彝族撒尼族人口頭上的敘事長詩，故事的主人翁是美麗、善良、堅貞的阿詩瑪和聰明、勇敢的阿黑。很多人對於這個故事的瞭解是通過中國首部音樂歌舞片《阿詩瑪》。然而，這部拍攝於1964年的電影卻直到1978年後首次公映，參與拍攝的主創人員的命運同這部電影一樣也十分悲慘。

 

早在1953年5月，雲南省人民文工團深入到彝族撒尼族人聚集的路南縣圭山區進行了歷時三個月的發掘工作，搜集到《阿詩瑪》的異文傳說二十種。作家公劉、黃鐵、劉知勇、劉綺等對異文進行了整理、潤色。1957年，公劉等人被打成了右派。為了向國慶十周年獻禮，時任雲南大學校長的李廣田接受了繼續整理《阿詩瑪》的工作，於是他在公劉等人的基礎上，最後整理完成了彝族撒尼族的民間長篇敘事詩《阿詩瑪》。長詩於1960年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長詩出版後，長影導演淩子風決定將其拍成電影，並開始做準備，甚至還找到了劇情所需要的真老虎。1961年，參加過劇本改編的作曲家葛炎根據長詩開始創作電影音樂，並且很快寫就。然而，拍攝計劃卻因李保田也被打成右派而夭折。

其後，不願放棄這一題材的海燕電影製片廠導演劉瓊再次將其列入拍攝計劃，並因為電影局局長陳荒煤的重視，而成為上影重點影片。據說最後還請了香港明星夏夢的化妝師給阿詩瑪化妝，一條眉毛就要畫幾個小時，由此想見其他地方下的功夫。《阿詩瑪》中當然阿詩瑪最重要。攝製組成員跑遍全國也沒有找到合適的扮演者。之後，「進一步比較了以前在各地區所物色過的女演員，終於經導演劉瓊復去昆明，在雲南省委的同意和支持下，確定了雲南省歌舞團的楊麗坤扮演『阿詩瑪』女主角，歌曲則由同團歌唱家杜麗華通知配唱。」（《匯報扮演阿詩瑪的女演員事》）其中楊麗坤因演過《五朵金花》而聞名。

1963年，楊麗坤等三十多人前往上海參加拍攝。楊麗坤的表演令大家非常滿意。當時對於影片中阿詩瑪與阿黑到底是兄妹關係還是戀人關係，導演劉瓊還專門給雲南省委寫了一封信，請求按照戀人關係拍攝，最終得到了批准。1964年，耗資84萬的「寬銀幕立體聲七彩歌舞音樂神話巨片」《阿詩瑪》關機。然而，影片還沒有公映就遭到了批判。當時電影界中出了兩顆大毒草：《早春二月》和《北國江南》。《早春二月》被認為是抹殺了階級鬥爭，表現資產階級的小情調，而把愛情放在第一位的《阿詩瑪》因此被認為更「毒」，因此不能放映。

同年12月25日，海燕電影製片廠印發了《全廠職工對〈阿詩瑪〉所提的意見和建議》，其中批評影片資產階級情調的不少。有這樣一條是針對楊麗坤的：「為了要找一個漂亮的演員來演阿詩瑪，不知跑了多少地方，現在找到的楊麗坤，歌不會唱，舞也跳得並不好，就是面孔上銀幕，就來叫她演，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在作怪。」隨著文革的到來，《阿詩瑪》的主創人員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楊麗坤被關在舞臺下，那裡陰暗潮濕，終日不見一絲陽光，裡面僅放兩張長凳，晚上當床睡。惡劣的環境加上日夜不停的審訊，楊麗坤最終精神失常。此外，配唱的杜麗華被下放；葛炎積累的少數民族音樂素材盡數被毀，並被批判；作曲之一羅宗賢於1968年在強烈的批判聲中去世，終年45歲。導演劉瓊則被下放到「五七」幹校。

更慘的是改編者李廣田。文革開始後，《阿詩瑪》成了李廣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他不僅被監禁起來，還遭受了嚴刑拷問：《阿詩瑪》中阿黑和阿支應屬於兩個不同的階級，既然如此，鬥爭就是殘酷無情的，你死我活的，但為什麼要安排他們賽歌呢？這不是宣傳「階級鬥爭熄滅論」嗎？本來阿詩瑪和阿黑在傳說中是兄妹關係，可為什麼要把他們修改為男女的情愛關係呢，這不是在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嗎？……縱使李廣田有七八張嘴，也不能將心裡的話向這些造反派說清楚。在成千上萬人的注目下他被罰跪，被拳打腳踢……一個知識份子的顏面被徹底掃蕩。

1968年11月2日，李廣田突然死於昆明市郊外的蓮花池內，據有關資料顯示：頭部被擊傷，滿臉是血，脖子上有繩索的痕跡，腹中無水……到第二天被人發現時，他居然在水中站立著，死而不倒！後來，有許多人對於李廣田的死提出異議，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由於文革開始後中國的公檢法全面癱瘓，沒有誰去給李廣田驗屍，沒有誰去調查他的死因並把它寫成報告，他的屍體很快就被紅衛兵的頭頭自作主張地火化了。

 

四方面軍陳昌浩的老婆張琴秋是維吾爾姑娘辮子多

 

1904年，張琴秋生於浙江崇德縣石門灣的一個有錢人家，分別在石門、杭州、上海上小學、中學、大學。她1924年加入組織是最早的一批女黨員；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她是少數參加過「長征」的女紅軍，且是「長征」時期級別最高的女將領，曾三過草地、兩過雪山；她曾隨紅軍西路軍轉戰河西走廊，戰敗被俘；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經組織方面交涉獲釋；到延安長期做婦女工作；1949年建政後張琴秋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是全國第一個女副部長。

她有三任丈夫：第一個沈澤民是作家茅盾的弟弟，當過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書記，病逝；第二個陳昌浩，當過紅四方面軍政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後到蘇聯養病，娶了一個俄國女人；第三個蘇井觀，當過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院長，建政後任衛生部副部長。她與沈澤民有一個女兒，叫張瑪婭，生下後留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醫院。她與陳昌浩有一個兒子，生在轉戰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生下就被棄之冰天雪地。在最艱苦的戰爭中在國民黨的監獄中，張琴秋都熬過來了，但文革中她卻被逼死。張琴秋是怎麼被逼死的呢？在文革造反派看來，她是維吾爾姑娘--辮子多。

第一，她與劉少奇有關。

劉少奇是文革中毛澤東打倒的頭號人物。文革爆發時，劉少奇是當時第二號人物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被打倒後，被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後來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1966年5月文革爆發的標誌是中央發布《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同月，中央打倒了文革中的第一個反黨集團-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真是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羅瑞卿曾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當過10年的公安部長；陸定一任中宣部長達15年；楊尚昆任中央辦公廳主任達20年。彭羅陸楊一倒台，全國一批黨政軍高官隨之倒台。1966年6月，在毛的強力支持下，從北京大學開始，全國大中學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很快就使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當時毛在杭州遙控指揮，劉少奇、鄧小平等在北京具體部署。面對亂轟轟的局面，劉鄧等在京領導作出向大中學校和科研院所派工作組的決定。

此決定事先得到毛的認可。當時，張琴秋正在上海紡織機械廠搞「四清運動」，突然接到紡織部黨組的指示，要她立即回北京，帶工作組到紡織部下屬的北京紡織科學研究所去。7月，毛澤東回到北京，作出撤銷工作組的決定。8月1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上，毛再次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是鎮壓，是恐怖」；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8月5日，毛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全會很快轉向批判劉、鄧。隨著劉少奇被打倒，作為紡織工業部工作組組長，張琴秋也成了劉、鄧在紡織工業部的代理人被打倒。

 

第二，她與張國燾有關。

張國燾是紅軍長征時「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叛徒。1930年，張國燾從蘇聯回國後，被任命為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軍委主席。張琴秋是張國燾的部下，當過彭（湃）楊（殷）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73師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文革爆發後，造反派將張琴秋的家抄了個底朝天。當一些造反派試圖把一些資料搬走時，張琴秋急了，立即擋在造反派面前，語氣強硬地說：這些東西你們不能動。這是我回憶、搜集、整理的紅四方面軍歷史資料，涉及軍事機密。

 一個造反派頭頭冷笑道：「紅四方面軍怎麼啦？不就是張國燾的隊伍嘛！那這些玩意兒就是你們的變天帳、黑材料。你霸住這些東西想幹什麼？是不是想替張國燾翻案？」當年，張琴秋曾因反對張國燾獨斷專權，被免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一職，貶為川陝根據地紅江縣委書記。這些情況造反派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提到紅四方面軍，他們條件反射想到的是張國燾。與這個人有關的張琴秋，自然也成了「大壞人」。

第三，她與王明有關。

王明被認定為1930年代左傾冒險主義的代表人物，1940年代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1956年，王明到蘇聯治病，從此一去不復返。文革爆發後，王明被批判為「機會主義頭子、蘇修代理人、大叛徒」。張琴秋在蘇聯留學五年，與當時也在蘇聯留學的王明等人結成好友，成為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核心意思是，他們留學蘇聯時，馬列主義教條學得好是蘇共共產國際最堅定的支持者。

他們回國後各奔前程，思想和行為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張琴秋就批判過王明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初，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就斷言：「『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於是，凡在大陸、還在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均遭到審查，有的甚至被關進監獄，受迫害而亡。

張琴秋曾經跟王明搞在一起，不會有好下場。

第四，她與「蘇修」有關。

建政初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蘇聯派了很多專家到中國來搞建設。在張琴秋工作的紡織工業部也有蘇聯專家，他們有過工作上的交往。文革爆發時，中蘇關係已嚴重惡化。毛發動文革的一個理由就是「反修防修」。「修」就是指蘇聯修正主義。張琴秋被懷疑與蘇修有勾結。1968年4月20日，中央專案組的五個人來到紡織工業部大樓351號房間，責令張琴秋交代跟蘇聯人交往中的問題。

專案組的人說：「任何矇混過關的企圖都是徒勞的。你仗著工作之便，把中國紡織工業部的統計資料拿給在部里工作的蘇聯專家看，難道你不知道統計資料有保密性質嗎？你的行為本身，就有裡通外國之嫌！」1958年，毛主席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說：「我們對你們沒有秘密。我們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你們都知道，你們有1000多個專家在我們這裡工作，我們相信你們，因為你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列寧的後代。」張琴秋說，毛的上述番講話，就是我們與蘇聯專家合作共事的指南。專案組的人可不管毛是否說過上面的話。

第五，她與「國際間諜」有關。

專案組的人問她認不認識一個叫克雷莫夫的蘇聯人。張琴秋說認識，克雷莫夫原是一個中國人，原名郭肇堂是張琴秋在上海大學時的同學，又是浙江同鄉，後來在莫斯科留學時關係很好。畢業後，郭肇堂沒有回國和一位波蘭血統的姑娘結婚，加入蘇聯國籍。1938年，蘇共為排除異己，搞「大肅反」，以「國際間諜」的罪名，將郭肇堂逮捕，發配到北極煤礦服了17年苦役，1954年才平反獲釋，回到莫斯科，任蘇聯科學院高級研究員。1957年，郭肇堂應周恩來之邀，帶妻兒回來過一次。當時，他見到了許多熟人。後來又提出想見張琴秋。周恩來同意後與他在青島見過一面。當時，在場的有她的丈夫、女兒、女婿等。

專案組的人問她與郭談了哪些政治問題。張琴秋說，基本上就是敘舊。專案組的人不相信，打斷她的話，說：「張琴秋，你的態度很有問題，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才來問你，告訴你，對你的問題，我們早就了如指掌，來問你是為了給你一個機會。你的俄語說得極好，早在蘇聯中山大學時就是優等生，照片貼在校園中央的櫥窗里。克雷莫夫是有名的國際間諜，誰會相信一個國際間諜回國找一個精通俄語的人，僅僅是探親訪友？騙鬼去吧，你與他們相互勾結，裡通外國！」張琴秋百口難辯。

第六，她與「國民黨反動派」有關。

1936年，張琴秋參加西路軍作戰，戰敗被俘押往南京，關在「首都反省院」。專案組的人說：「你被俘之後，有骨氣的女兵都被殺被害了，唯獨你被人救了出來，這是什麼緣故，你難道不清楚嗎？和你一起從西寧逃出來的還有兩個女的，她們有人揭發你，在西寧就和國民黨有不正當關係。」張琴秋說：在西寧我就沒有和國民黨接觸過。專案組的人說：「敢說沒有接觸過嗎？有個叫李曉鐘的，我想你不會忘記吧！他不是敵人是什麼？你要交待和李曉鍾見不得人的關係，不要怕丑，要詳詳細細寫出來。」張琴秋分辯說：「延安審干時，中央對這段歷史作了結論，肯定我『大節是好的』。」

專案組的人繼續說：「大節是好的，不等於小節也是好的，你和那個李曉鐘的關係，能說是『小節』嗎？」李曉鍾何許人也？國民黨駐青海省黨部特派員。他在得知張琴秋的真實身份後，為邀功請賞，親自將張琴秋從青海押送到南京，關進「首都反省院」。在此過程中，張琴秋與李曉鍾可能有她認為是「小節」的問題。在文革中，這「小節」就變成了「大節」了。

最大罪名，反對主席

張琴秋還有最要命的一條，她被認定「反對毛主席」。專案組翻檢從張琴秋家裡抄來的東西時，在一個筆電的前面，一張毛像的上方，發現了「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八個字。審訊中，張琴秋承認那是她親手所寫。一次內部傳達毛講話，講到這八個字，她覺得好，就記下來了，以便時刻警醒自己。但專案組不聽她的，認為她是在狡辯、在抵賴、在負隅頑抗，「認定」這就是她一貫反對毛的罪證。

張琴秋在生前最後一份還沒上交的思想匯報中寫道：「交不出思想，誰也不會相信，結果還是不老實，死頑固。怎麼辦？這樣只剩下一條路了」。張琴秋是老資格，封個無產階級革命家都不過份，可惜雖然算是上海女子，但在政治上卻是維吾爾族姑娘，那么多辮子被人揪住，與如此多壞份子糾纏之深，還有反主席的確鑿文字證據。最后即便是自我了斷，怕也是說不得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