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3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兼總政治委員毛澤東，派紅1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李韶九，去贛南根據地吉安縣東固山的富田去抓AB團。此地是江西紅軍的大本營和紅20軍駐地，由於他殺人過多手段殘酷激發反抗，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富田事變”。
12月13日贛南的江西紅軍領導，帶領紅20軍從富田撤離，自行開往河西的永陽鎮，並且宣佈脫離紅1方面軍總前委領導。並在15日召開自行成立的“江西省行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會議上做出了眾多決議。其中包括“處置毛澤東，曾山，陳正人，李韶九，劉鐵超等人問題”，“派人去中央彙報”等決議。
1932年2月22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主持會議，研究“富田事變”的處理辦法，項英對於毛澤東的解釋並不盡信。他認為從結果上看雖行動帶有“反革命”性質，但也不能完全證實參與者都是“AB團”份子。要求以後在肅清AB團類似問題上，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不能隨便叫人亂供亂咬亂加逮捕”。
應該說項英主持的會議，比較尊重客觀事實，對於“富田事變”的定性也比較公正，對紅20軍起了一定保護作用，控制了蘇區亂殺AB團的緊張形勢。但這也造成了項英得罪毛澤東，“皖南事變”被後者設計殺害的伏筆。
但是，1932年3月28日，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支持毛澤東肅清AB團和其他反動份子，並且提出要杜絕絕一切反動份子，重新混進紅軍的可能。繼續改造蘇維埃政權加緊肅反工作，徹底消滅反革命派別。撤銷項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由毛澤東同志接任。
毛澤東成了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後，將“富田事變”打成“反革命行動暴亂事件”，下令立刻處決事變主要領導，謝漢昌和劉敵等人。他同時派嫡系紅1方面軍，彭德懷和林彪率1，3軍團，以“開整編會議”為名，將紅20軍軍長政委以下，副排長以上全體幹部，騙到平頭寨平安省壩上集體槍斃。從此紅20軍番號取消，餘部拆散分編紅7軍。
整個紅20軍副排以上幹部，僅有172團副官謝象晃，被當時執行槍決任務的熟人，紅1面軍副官楊至誠所救。還有排長劉守英正在外面值勤沒去，後在抗日戰爭中犧牲。謝象晃49年後，曾任江西省民政廳長和省人大副主任。
據紅20軍唯一倖存者謝象晃資料回憶，“警衛連到平頭寨的一天早晨，令紅20軍副排以上的幹部全部集合，集合後全部被抓。凡被抓的同志大部分都被槍殺。我因有幸被執行任務的楊至誠保下來，才免遭一死。”
“肅清AB團運動”的起因，主要是1930年初贛西南紅軍，與毛澤東產生嚴重分歧關係緊張。贛西南方面對毛澤東的“沒收一切土地”主張不贊成。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打算合併贛西湘贛邊界特委，並趁機吞併江西紅軍部隊。贛西南則以必須經中共中央，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抵制。
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4軍幹部劉士奇和曾山組成贛西特委，領導贛西南工作也遭到抵制。為此毛澤東於1930年2月召開“二七會議”，激烈鬥爭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是“富農路線”，“走上托洛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江漢波開除黨籍，李文林轉任地方。2月16日，由毛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鬥爭整肅贛西南。
1930年春，毛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1930年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
“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毛澤東稱贛西南派“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
10月在贛西南3萬多黨員中殺了1千多“AB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1/4被打成“AB團”多數被殺，一個整軍的紅20軍，幹部被殺部隊解散。從此在中共軍史裡難見蹤影，只能在當年清肅AB團，激起的“富田事變”中略見端倪。
紅20軍副排以上的幹部全部集合，集合後全部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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