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十送紅軍”實際上描述的是29年底朱毛率領下，紅四軍在第三次圍剿中撤離井崗山時的情景。而這首歌實際上是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清洗的紀念，數千名紅軍党和軍隊幹部死于同志手中的 “富田事變”。從主觀因素來看當時的確系奉上海中央指示進行肅反，另外並沒發現證據是領導人直接下的命令，但作為總前委負責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30年下旬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潤之，根據中央指示在他所領導的紅一方面軍中展開“肅反”，代表贛西南中共黨團機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被供稱為AB團首要人物，所謂AB團指北伐期間國民黨右派組織AB反赤團。他認為贛西南黨組織“AB團富農充塞領導機關”，必須“來一番根本改造”並在組織上加以解決，12月他先後派遣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方面軍秘書長古柏、贛西南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率人去省行動委員會所在的富田。
李韶九一到達富田隨即把省行委和紅20軍8個主要領導人逮捕，經過殘酷的嚴刑拷打，獲得所謂其它AB團成員的口供。在短短的5天內抓獲AB團120名，要犯幾十名並先後處決40多人。20軍部份軍官率部隊包圍富田，扣留李韶九等人釋放被捕同志，這就是著名的“富田事變”。
事發後為了避免和總前委派來紅軍部隊衝突將紅20軍向西移防，同時把搞肅反的人全部釋放。事變領導人20軍團政委劉敵給上海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述講事情經過，承認過激行動的錯誤懇請處分。他們還委託贛西南特委書記段良弼，攜帶近萬字事變詳情報告前往上海中央彙報。
在江西以項英為代理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在指出事變領導人的嚴重錯誤的同時，也批評了總前委過火的行為。這項決定很快就被左傾上海中央政治局所推翻定性為AB團反革命暴動，撤銷項英的代書記職務由原總前委接任。以為得到平反的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在不知道生變得情況下前往蘇區中央局被全部處決。
紅20軍移防配合廣西來的鄧小平紅7軍打了幾個大勝仗。31年7月到達於都副排級以上軍官開會通知後，20軍的7、8百名軍官全部被包圍繳械處決。由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主編的《軍事大辭典》記錄，紅20軍30年7月贛西南一帶地方武裝合編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25軍2千500多人。1931年7月該軍番號撤銷，部隊編入紅4軍和紅3軍團。
“富田事變”後各個蘇區掀起大規模肅反，據統計幾年間處決了7萬多AB團2萬多“改組派”，6200名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李銳在《王實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講，從“富田事變”打AB團開始，有10萬共產黨人死于自己人手上。紅軍1934年開始長征時也不過只有30萬人。
偉人在長征後和美國記者斯諾的長談中，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講成系“立三路線”的執行者。“富田事件”中首當其衝被逮捕的贛西南党和紅軍創始人李文林，的確在30年5月參加李立三上海主持的全國蘇維埃會議返回蘇區後，部署貫徹和毛澤東主張針鋒相對的打大城市的路線。這也就激化了和毛澤東在土地分配和地方機構歸屬問題上已有分歧。
“富田事變”和肅反中對黨內意見不同的人所採取的肉體消滅辦法，甚至早於30年代史達林在蘇聯進行的清洗。在“富田事變”製造莫須有的罪名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逼供信的做法，就連名將肖克也深有感觸地寫到：“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歎。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得不堪回首。”
49年後對蘇區一部分被冤屈的人平了反，56年又有8千多被錯殺的人平反。可“富田事變”的性質和領導人在黨史研究上是空白，直到80年代後期在黨史研究人員和個別倖存者的推動下，才得到非正式平反。正式平反檔沒下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