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寶貝女兒臨死對她家老頭子終於説了這句話

 

史達林作為蘇聯的領袖，素來展現出來的都是鋼鐵的一面。也就是說，史達林當年也是鐵血硬漢的形象，沒辦法，俄國人好這口。然而實際上，要想維持這種人設，是需要付出很多代價的。尤其是在面臨各種危機和挑戰的時刻，史達林作為蘇聯的代表人物，更加不能展現出他柔弱的一面。但這麼一來，這位鋼鐵領袖，對家人自然就比較虧欠了。史達林這一生，名義上的妻子有兩位。第一位妻子生了長子雅科夫，第二位妻子比史達林小23歲，先後為史達林生下一兒一女，分別是瓦西裡和斯維特蘭娜。很不幸的是，第一位妻子因病去世，第二位妻子則開槍自殺而死，年僅31歲。所以說，晚年的史達林應該是孤獨的，至少身邊沒有真心實意的伴侶陪在身邊。 

 

史達林的大兒子雅科夫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軍人，衛國戰爭期間，就已經擔任營長了。如果能活到二戰以後，那雅科夫的前程不可限量。不過，史達林和髮妻結婚後僅3年，髮妻就去世了。此後13年時間裡，史達林要麼在坐牢，要麼在逃難，他的兒子是留在髮妻娘家養大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史達林和大兒子的關係並不算太好。等到史達林做了蘇聯的領袖，大兒子找來的時候，史達林已經二婚，並且有了一對新兒女。就算大兒子再怎麼顧及父親的感情，保持體面，也很難融入到這個新的大家庭中去。好在雅科夫長相英俊，為人又比較聰慧，所以很快在軍隊中有了一定作為。奈何在1941年蘇德戰爭期間，雅科夫不幸被德軍俘虜。原本德軍那邊是希望用雅科夫換保盧斯元帥的，結果史達林那邊卻一口回絕，他表示，不用元帥去換士兵。就這樣，雅科夫在1943年病逝在了集中營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下令搞的大清洗中，雅科夫的舅舅被抓，並且在1941年被處死。舅媽以及一手將雅科夫帶大的姨媽，也隨即全都被史達林下令處死了。史達林的二兒子瓦西裡，是個少年成名的人，24歲的時候就成了蘇聯空軍少將。從1942年開始，瓦西裡便親自在前線作戰，因為作戰勇猛，且指揮有方，所以瓦西裡在戰後很快就成了莫斯科軍區的中將空軍司令。很顯然，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瓦西裡極有可能成為史達林的接班人。但很不幸的是，瓦西裡在1952年的大閱兵中，指揮失當，導致兩架飛機機毀人亡。史達林為此十分暴怒，直接撤了瓦西裡的職務，此後瓦西裡自暴自棄，長期酗酒度日。誰也沒想到1953年史達林就去世了，所以還沒來得及重新重用瓦西裡，瓦西裡就這麼和最高權力擦肩而過了。

說史達林最愛的，肯定還是小女兒斯維特蘭娜。因為小女兒出生的時候，史達林已經47歲，屬於老來得女，倍加珍惜。比如說，史達林常常以女兒的秘書自稱，讓女兒給自己下令去幹事情。由此可見，鋼鐵領袖，也有溫情的一面。只不過，1932年，史達林第二任妻子自殺，給父女之間埋下了爆發矛盾的隱患。因為後來有部分流言認為，是她的父親槍殺了母親，因為在大清洗期間，他們總是不斷爭吵。她的母親，是一個相對正直且善良的姑娘，所以對於史達林的極端手段，非常不滿。對史達林任用貝利亞這類窮凶極惡之徒，更是厭惡至極。16歲那年，斯維特蘭娜愛上了一個叫阿列克謝的猶太作家。不過阿列克謝已經40歲，且有家室。史達林得知以後，憤怒之下，直接把這位作家以「反國家罪」關了10年之久。這是父女之間第一次爆發較大的矛盾。也因此，斯維特蘭娜開始走上了叛逆之路。比如說18歲那年，她突然宣佈和同學結婚，並且生了1個兒子，3年以後，雙方又立刻分手。23歲那年，她又嫁給了史達林的助手安德列的兒子尤裡，兩人生了1個女兒以後，又宣佈了離婚。

總歸公主想怎麼樣就能怎麼樣，畢竟上面有老爹頂著。老爹拿她都沒辦法，更何況是蘇聯的其他人了。1953年，父親史達林去世了，公主的好日子似乎也到頭了。原本她依舊可以享受蘇聯給她配備的公車、別墅以及所有奢華的吃穿用度。但是很快反對史達林的運動就開始了，到了1957年，斯維特蘭娜也不得不把這些特權，都還給了蘇聯。不過也因此，她走上了一條不同尋常之路。1962年，斯維特蘭娜居然皈依了東正教，這在蘇聯是不得了的事情。因為蘇聯是要破除迷信的，結果大公主居然要信教，你上哪兒說理去？緊接著到了1963年，大公主又開始了第三段婚姻，她嫁給了一個印度人。正是這次婚姻，徹底改變了大公主的人生。1966年大公主以護送丈夫的骨灰去印度為由，前往印度。到了印度她立刻跑到美國駐印度大使館，尋求庇護。就這樣，蘇聯的大公主，便在1967年跑到美國定居了。

斯維特蘭娜和史達林的矛盾，由來已久。首先就是母親自盡的事情和父親有關，這給小姑娘帶來的傷害，實在是太大了。小時候可能還察覺不到，但是成年以後，一旦回過味來，那痛苦只有她自己明白。青春期的時候，史達林又破壞了大公主的初戀，這對一個小姑娘來說，傷害不可謂不大。所以後來，她就有點兒自我放棄的感覺了，其實就是叛逆。那段時間，她穿什麼衣服，讀什麼書，和哪些人來往，都必須要經過父親的批准，是個小孩兒都會不爽。甚至在明知道大公主喜歡文學的情況下，史達林還是逼著她學歷史。所以成年以後的大公主，把三段失敗的婚姻，都歸咎於父親的干涉。1970年，斯維特蘭娜嫁給了一個美國人，1978年，斯維特蘭娜加入美國籍。在2010年，斯維特蘭娜接受最後一次採訪的時候，她坦言，是她的父親毀了她的一生。因為父親雖然愛她，但那種愛被權力和恐懼給扭曲了。

 

張愛玲的最愛和江青的最恨都集中在這件衣服上了

 

旗袍打從娘胎裡生出來便帶著一樁官司。單是那個「旗」字，便已是一肚子歷史的積怨。清廷以八旗制度入主中原，「旗人」之稱，既是身份的標識，亦是征服者的烙印。旗袍，旗人女子所著的寬身長袍，袖口寬闊、腰身平直、遮蔽全身，與漢族女子的裙褂迥異——那是兩套平行的審美秩序，涇渭分明，互不相讓，在清代二百餘年間幾乎從未真正融合。

 

清廷對男子服制抓得極嚴，「剃髮易服」是統治權最直白的宣示；對女性服裝卻相對寬鬆，民間漢族婦女依然保留了許多明代衣裙的傳統。於是清代中國呈現出一種奇特局面：男人愈來愈「滿化」，女人卻守住了不少漢家審美。服飾本身就是政治，穿在身上，無聲地辯論了兩百年。所以當我們今日說起「旗袍」，第一樁要釐清的，便是那件貼身的、開叉的、勾勒出腰臀曲線的現代旗袍，究竟與清代旗裝是何關係。

 

多數服裝史學者傾向認為，現代旗袍成型於民國初年，由上海的漢族女子與海派裁縫共同「發明」——最初其實是女子模仿男子長衫而形成。它借用了旗裝的立領與通身長度，卻捨棄了其寬鬆、壓抑、不識身體曲線的本質，重新以西式裁縫技法裁出腰身，貼合了一種嶄新的、現代的女性身體意識。換言之，「旗」是它的名字，卻未必是它的父親。真正讓旗袍脫胎換骨的，不是紫禁城，而是民國上海。辛亥革命後，滿清倒了。按理說，帶有前朝符號的旗袍本應一併被掃進歷史垃圾堆。但歷史總愛開玩笑。1920年代，旗袍非但未曾消失，反而在上海重生了——剪了辮子的男人們尚在爭論共和前途，女人們卻已悄悄在身體的尺寸上，完成了一場革命。

舊式大襟衫褲，把女性腰身藏得密不透風；旗袍的出現，第一次讓腰、讓臀、讓腿的輪廓，成為可以在公共視野裡坦然存在的事物。這不是輕薄，這是宣言。張愛玲在《更衣記》裡對這一轉折有精準的描述：五族共和之後，女性最初接觸西方男女平權之說，理想與現實相差太遠，羞憤之下反而排斥一切女性化的特質，恨不得將女人的根性斬盡殺絕。於是初興的旗袍是嚴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風格——直到青年人的理想撐不下去，時裝才開始緊縮，慢慢走向貼身。這段話說的不只是裁縫的手藝，說的是一代女性心理的起伏與妥協。

 

於是，上海的寧波裁縫們，手下的旗袍愈做愈貼、愈做愈長，開叉愈走愈高。及至1930年代，旗袍臻於一種精緻的高峰：斜裁的緞面，滾出一道盤花扣，側縫那道若有若無的開叉，是整件衣裳最懂得留白的地方。老裁縫說：旗袍不是做出來的，是「貼」出來的。差半寸，味道就沒了。那時的上海，無論是租界、百貨公司、電影、洋行、咖啡館、舞廳，還是香菸廣告、月份牌美女，旗袍都是出鏡率最高的現代女性服裝，沒有之一。它是一整套現代都市文化的象徵之一。中國女性也正是在此時，第一次大規模地從家庭走向學校、職場與公共空間。旗袍在民國的最高榮耀，或許要算宋美齡給予它的那一層國家光澤。她幾乎把旗袍穿成了一種戰略。赴美國國會演講、接見外賓、出現在國際媒體的鏡頭前，她始終是一身修長旗袍，氣度雍容，顧盼生姿。

 

這個造型極為聰明：既現代，又中國；既優雅，又有民族的辨識度。西方世界許多人第一次真正意識到「中國女性也可以如此現代」，正是經由她的形象完成的。在那個戰火紛飛、中國國際形象極度脆弱的年代，一件旗袍所承載的說服力，不亞於任何一分外交檔。旗袍因此第一次超越個人審美，而具有了民族象徵性。建築學家林徽因測繪古建時穿它，名媛唐瑛出入社交場時穿它，影后蝴蝶在銀幕上穿它，歌後周旋在舞臺上也穿它。袍更是張愛玲畢生的最愛。曾經給張愛玲做過旗袍的師傅回憶：「我為張愛玲做過多少件旗袍，具體數字記不清了……」那個年代，旗袍是一份公開的契約，寫著：這是一個受過教養的、有獨立人格的、不可褻玩的女性。

 

然而1949年的鐘聲一響，這件衣裳的命運急轉直下。新政權未曾頒布任何一道明文禁止旗袍的法令——這正是其高明之處。它殺人，從不用刀，用的是氣氛。張愛玲在1950年的一次文藝座談會上，穿著深紫色旗袍赴會，外罩白色網眼紗坎肩，在滿場灰藍臃腫的中山裝與列寧裝之中，像一根誤入泥潭的白鷺羽毛，格格不入。她迅即讀懂了那個信號：在這個新世界裡，腰身是罪，曲線是罪，個人的美感是不可饒恕的罪。兩年後，她便決絕地拎起簡單的行囊，以「去香港求學」為由出走，在羅湖橋頭的驕陽下，決絕地永遠地走了，頭也不回。留下來的女人，一件一件脫下旗袍，換上藍灰色的制服。旗袍沒有被燒掉，它只是從公共視野裡消失了——被疊好，壓進箱底，上面再壓一塊沉默的石頭。那塊石頭，叫做階級覺悟。

 

凡事都有例外——領導人的夫人們，終究是可以例外的。江青年輕時不叫江青，叫藍蘋，是三十年代上海灘一個不算紅的女演員。據與她同台演出的演員蘇菲回憶，當年的藍蘋常穿一件陰丹士林布旗袍，白色細滾邊，藍白相配，樸素大方——那是一個懷抱野心、尚未得志的上海女子，穿在身上的，是那個時代共同的體面。她後來嫁了毛澤東，搖身變為革命的「旗手」，那件旗袍自然早已壓進了歷史的箱底。1963年，國家主席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東南亞，禮賓司要求王光美自備旗袍。出發前，江青以過來人姿態，非常「專業」地替她把關：要選什麼顏色，要裁什麼樣式，還搬出《安娜·卡列尼娜》作示範——一身黑裙，只別個胸花，「千萬不要像×××（某領導夫人），大紅大花，那麼俗……」江青說這話時，想必是認真的；她畢竟真的穿過旗袍，真的懂得那道美學的刻度。

 

王光美聽得很認真，卻未必照單全收。她最終穿的，是一件白色旗袍，輕系紗巾，在一片黑灰西裝的外交場合裡，如一縷清風——和大多數「革命領袖」夫人不同，王光美是受過民國時期最好的教會大學教育的，是輔仁大學的高材生，是中國最早一批理學碩士。她畢竟是見過世面的。三年後，文革的烈火燒了起來。國家主席劉少奇首當其衝，是毛要往死裡整的對象，而夫人王光美是江嫉恨的對象——誰才是「第一夫人」？1967年4月，清華大學批鬥會上，幾十萬人的廣場，紅衛兵強迫王光美套上一件瘦得幾乎不能穿的舊旗袍，再在她頸上掛一串用桌球串成的「項鍊」，作為羞辱的道具。而江青在台下控訴時，猶自「鬼火亂冒」地喊：「我叫她不要穿短袖的，她偏不聽！」說這話時，江青居然淌了眼淚！親手替人挑旗袍的那隻手，如今正指著那件旗袍定罪。

 

但旗袍終究是有生命力的，它沒有真正死掉。它轉移到了香港。1950至1960年代，大量上海裁縫、商人與文化人南下，把整套海派審美一併帶走。而後，在香港電影裡，旗袍竟然重新綻放出一朵美麗的奇葩。把這種美學推至極致的，是王家衛的《花樣年華》（In the Mood for Love）——張曼玉那二十餘套旗袍，不只是衣服，更像是時間本身，每一次轉身，都是舊上海殘留的一縷幽魂。在台灣，旗袍的命運又是另一番走向。1950至1970年代的官方場合，女性禮服幾乎清一色是旗袍，外交宴席、元旦典禮、婦女節晚會——旗袍在那裡象徵的不再是個人美感，而是政治正統性。仿佛只要穿著旗袍，便能向世界宣示：真正的中國文化在此。

 

然而最弔詭之事，出現在九十年代之後的大陸。改革開放的浪潮湧起，「民族復興」的敘事興起，旗袍在大陸竟悄然「復活」了。但這次復活，是以官方禮儀的面目出現的。涉外酒店的禮儀小姐穿旗袍，航空公司的乘務員穿旗袍，大型外交場合的女主人穿旗袍，中南海國宴上的女服務員也穿著紅到俗氣的旗袍——它從「資產階級腐朽象徵」搖身一變，成了「優雅的中國名片」。然而「中國名片」這四個字，本身便是一個破綻。名片是遞給別人看的。這件衣裳的「復活」，從一開始便不是為了穿它的女人，而是為了看它的外國人——為了讓西方的目光在那道開叉與盤花扣上，找到他們期待中的「東方」。於是旗袍從民國女性對自我身體的宣言，搖身變為一張精心佈置的外銷圖騰，其本質與香港夜總會裡的招牌旗袍裝並無二致，只是換了一個更堂皇的名目。一件被革命之火燒過一遍的衣裳，最終以「民族驕傲」之名復活——而那個當年點火的政權，從未道過一聲歉。

 

張愛玲在洛杉磯的汽車旅館裡老去時，窗外是永遠晴朗的加州天空。她的行李箱裡，據說始終帶著幾件舊旗袍。那些衣裳，她大約再也穿不出門了，但總得帶著——因為那是她最後剩下的那個世界的體溫。它是一部女性史，也是一段政治史，它是一場審美革命，也是文明碰撞在女人身體上，留下的那道永遠無法熨平的褶痕。

 

 

彭德懷與赫魯雪夫密談后倒霉與林彪有沒有關係

 

在1959年8月1日的常委會上，林彪當著眾常委的面說：「不是打倒，不是今後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風、洗腦筋。」對此，彭德懷應和道：「改造思想贊成。總路線擁護。工作有消極面。」顯而易見的是，林彪說此話，並沒有事先和毛澤東商量。當彭德懷隨後提及「軍委應當掌握在一個得力同志手上。（我下來）這次不公佈。提議一人去主持日常事務」時，毛澤東回應道：「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幹。」

這件事充分說明瞭林彪當時對彭德懷的事情看得沒有那麼清楚，尚不知道毛澤東等人對彭德懷的處理底線。正如上述，林彪的講話是大帽子不少，但是都很空洞，實質性內容不多，置彭德懷於死地的罪名更是毫無涉及。在整肅彭德懷問題上，林彪起的作用遠小於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例如在毛澤東下發彭德懷的信之前是和劉少奇、周恩來商量過的，再比如毛澤東決定在23日召開大會並發表關鍵性的講話之前也是先和劉少奇、周恩來通氣。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使會議氣氛驟然緊張，形勢急轉直下，會議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對彭德懷問題的定性起了一錘定音的效果。彭德懷的「裡通外國」之罪名，更是和周恩來密切相關。15年後，1974年11月彭德懷病危，他在舌頭已經僵硬、發音十分困難的彌留之際，仍喃喃自語：「我沒有裡通外國……我是清白的……」由此可見當年那種惡毒誣陷在他心靈上留下的創傷多麼深重。問題長期未得到澄清，彭德懷是死不瞑目的。至於「軍事俱樂部」，第一次在參加全會人員面前明確提出來的也是周恩來。

笑裡藏刀，史料證實真正傷害彭德懷的是周恩來等人，並不是林彪。

中央決定隨後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以肅清彭德懷之影響。此次會議上重點追查了「軍事俱樂部」和「裡通外國」的事情。根據彭德懷自述：「在會議發展的過程中，我採取了要什麼就給什麼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誇大檢討。唯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現象，特別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時期（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這種現象尤為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逼得我當時氣極了，我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吧！有幾個同志說我太頑固，太不嚴肅。其實，在廬山會議結束後，我就想把我在軍隊三十年來的影響肅清、搞臭。這樣做，對保障人民解放軍在黨的領導下的進一步的鞏固，是有好處的。我就是持著這個態度，趕回北京來作檢討的。但是我不能亂供什麼『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目的、名單等，那樣做，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我只能毀滅自己，決不能損害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

 

至於「裡通外國」的事情，會議用了兩天的時間專門進行揭發和追查。揭發者說彭德懷「裡通外國」的主要根據，是他在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出訪期間，曾與赫魯雪夫有過接觸，受過他的接見。彭德懷詳細地講述了出訪期間他與赫魯雪夫幾次禮節性會見的經過，並詳細提供了每次會見的時間、地點、陪同人員和翻譯人員名單。他說：「我根本不懂外國話，同外國人任何談話都要經過別人的翻譯。要裡通外國，我怎麼去密談？」彭德懷說：「為了把我搞臭，竟然把這樣醜惡的罪名加在我的頭上，使我難過極了。」軍委擴大會議對所謂「裡通外國」問題的批判是採用會上揭發與會外調查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的。會上，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提出疑問，重要的疑問一提出，便立即派人向外事工作會議進行瞭解、核查（批判張聞天的外事工作會議，與軍委擴大會議同時進行），或立即向有關駐外使館發電報要求提供證明。工作可謂深入、細緻、周密、快速。但是直到會議結束，仍一無所獲。歷屆專案組都把「裡通外國」作為對彭德懷進行審查的重大問題之一，可在這個問題上都毫無結果。儘管毫無結果，它仍被列為專案組要審查的重大問題之一。就這件事，彭德懷曾懇切地寫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鄭重聲明：（「裡通外國」問題）「如發現確鑿事實，可以以叛國論罪，判處死刑無怨。」

由此可以看到這些罪名對彭德懷的傷害是如此之深，彭德懷對這些罪名的反應是多麼的強烈。由以上看出真正對彭德懷定罪和傷害的人，是周恩來這些人，而非林彪。

 

主席廬山會議收拾彭德懷是百團大戰時積的怨

 

1940年5月，抗日戰爭到了緊急關頭，日軍加重對重慶的轟炸。短短半年時間，重慶承受的炸彈噸位，相當於日本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所承受炸彈總量的三分之一。成千上萬的平民被炸死，城市被夷為廢墟，慘不忍睹。與此同時，日軍沿著長江一路向上推進，直逼重慶。不止軍事進攻，日本還在外交和交通線上下狠手，要求法國關閉滇越公路，要求英國關閉滇緬公路，意圖孤立國民政府。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來說，這是真正的生死關頭。對大多數中國來說，這是深重的民族災難。但是，毛澤東看待這一局勢的角度，卻完全不同。毛認為，如果日本真的打下重慶，蔣介石政權就有可能迅速垮臺，中國的政治格局將被徹底改寫。毛澤東真正期待的，不是抗戰迅速勝利，而是蘇聯出兵，介入中國局勢。要理解毛澤東當時的真實想法，有一個背景必須說清楚，那就是斯大林的態度。

 

張戎和哈利戴（Jon Halliday）在合著的傳記《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講述，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瓜分波蘭。這一事件，對毛澤東的刺激極大。同年9月底，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Edgar Parks Snow）問毛澤東：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採取占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毛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寧主義，中國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這句話，等於把毛澤東的底牌亮了出來，他期待「波蘭模式」在中國上演。如果蘇聯和日本瓜分中國，那毛澤東，就有機會成為「半個中國」的統治者。巧的是，按波蘭模式跟日本瓜分中國，正是史達林當時的現實算盤。蘇德條約簽訂後，蘇聯開始跟日本談判，討論的核心議題之一，正是中國問題。談判中，中共實力越強，占地越多，史達林和日本討價還價的空間就越大。正因為如此，毛開始不斷向共產國際「報戰果」。

1940年2月22日，毛向共產國際匯報說，在內戰中「勝利總是我們的」「在河北我們殲滅6千人，山西一萬人」。為了表示對毛的讚許，3天後，史達林批准，每月向中共提供30萬美元援助。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共表面上仍然高喊「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在內部，毛澤東已經開始籌劃另一套策略，由「聯蔣抗日」，轉向「聯日反蔣」。而真正負責把這套策略，落到現實中的關鍵人物，就是潘漢年。潘漢年是中共情報系統的核心人物之一，長期負責對外聯絡。在抗戰期間，潘漢年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與日本方面建立情報和聯絡管道。在上海，潘漢年與日本駐滬副總領事、同時也是高級情報人員的岩井英一，長期保持秘密接觸。雙方互通情報，日本對潘漢年提供的資訊，評價非常高。根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位當時的中共情報人員後來回憶說：「偽組織機構中，大量充斥我們的同志。」「上海兩次破獲三民主青年團組織，一次在江西日本人對忠義救國軍的圍剿，都是我們黨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傑作。」

在華中地區，潘漢年與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達成默契：新四軍保證東南鐵路交通暢行安全，日本人對新四軍在農村發展不問不聞。長期在延安活動的共產國際聯絡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紀實書籍《延安日記》中寫道：我們發現延安和日本做交易。他們不僅和日本人在進行貿易，而且他們和日軍司令部直接聯繫，派了他們最得力的幹部潘漢年、楊帆到日軍司令部和日軍談判。在日本人那裡討到了好處。日本人把蘇北七個縣城給了他們，條件是一起消滅國民黨軍隊。1941年7月24日出版的《時事公報》也披露，中共與日軍司令岡村寧次訂立密約：八路軍與日軍攜手共同打擊中央軍；日軍贈共軍小兵工廠十座；共軍將中央軍作戰計劃告訴日方。就在中共與日本暗中接觸時，一場完全不同方向的軍事行動，卻突然在華北爆發了。

 

當時，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只知道毛澤東公開發表的國共聯合抗日的言論，根本不瞭解毛內心的真實想法。1940年7月22日，彭德懷以朱德、彭德懷、左權名義，簽署並發布了一道絕密作戰命令——破襲正太路及其它鐵路交通線。這一註明「十萬火急」的絕密電報發到延安，立即抄送毛澤東、王稼祥、朱德（當時朱已在延安）、洛甫、王明、康生、陳雲、鄧子恢、任弼時、譚啟龍和作戰局。命令決定8月10日起事。這份報告，前後兩次送到毛澤東手中，毛都沒有表態，既不反對，也不批准。彭德懷隨後第三次電告，毛澤東仍然沒有回音。在遲遲得不到明確回復的情況下，彭德懷最終決定不等回復。1940年8月20日，彭德懷下令發起攻擊，投入105個團參戰，這就是「百團大戰」。

 

百團大戰前後持續了大約一個月，主要不是攻擊日本軍隊，而是破壞交通要道、戰略區經濟設施。八路軍的進攻重點，放在華北日軍控制區的鐵路、公路、橋樑、隧道、車站等要害部位。涉及正太、同蒲、平漢、津浦、北寧、德石等多條鐵路，以及沿線的主要公路線。整個行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交通破襲戰為主，重點是炸橋、毀路、切斷運輸；第二階段，進攻並拔除日軍部分據點；第三階段，應對日軍隨之展開的「掃蕩」。從規模上看，這是八路軍在抗日戰爭期間持續時間最長、參與兵力最多的一次軍事行動。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它的戰果，並不像後來宣傳中說得那樣「沉重打擊了日軍」。相反，隨著日軍多次大規模「掃蕩」，中共在華北的抗日根據地，出現明顯收縮。

 

關於百團大戰的戰果，中共標榜斃傷日軍20,645人、偽軍5,155人。但日軍醫療部門內部機密檔案與日本華北方面軍內部機密資料顯示，日軍共戰死2,349人、戰傷4,004人，真實人數不足中共宣傳的四分之一。當然，百團大戰確實對日軍造成了幹擾。日本「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中承認：「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供應東北鞍山鋼鐵廠的井陘煤礦遭到嚴重破壞，「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本不得不把進攻蔣介石的一個師調回來，暫停奪取通向華南的兩條鐵路。周恩來也從重慶給毛澤東發電報，說：「百團大戰影響極大，蔣也說最好。這裡的報紙登大字新聞。」

 

不過，毛澤東很快就表露出他的真實態度。中共在宣傳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中承認，百團大戰後，毛迫於輿論給彭德懷發電報，說：「百團大戰真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但不久，他就改變態度，嚴厲批評百團大戰。到了抗戰後期，毛甚至專門召開華北會議，把百團大戰定性為一次嚴重的錯誤。中共人民網2016年4月11日曾發表作者韓渝的文章，稱在1945年的「華北座談會」上，面對猛烈的批評，彭德懷被迫對百團大戰做了檢討，說「1940年的百團大戰……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過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軍隊主力從正面戰場吸引過來」，等等。這一評價，實際上已經為後來更大的政治清算，埋下了伏筆。

  

說到這裡，其實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單獨拿出來講。根據著名抗戰史專家辛灝年先生的研究，所謂「百團大戰」其實不過是「百排小戰」。中共2024年9月3日閱兵時，其中一個由80面旗幟組成的「戰旗方隊」，裡面的統計數字，已經透露了謎底，佐證了辛灝年先生的說法。據統計在80面「戰旗」中，與百團大戰有關的有6面，其中一面叫作「勢如破竹十九團」。這面旗幟的簡介中說：「1940年百團大戰中，晉察冀軍區第19團連續向日軍各據點發起猛攻，僅8天時間，炸毀石橋5座、隧道2條、鐵路約1.5公里，割繳電線數千公斤，使日軍交通通信陷入癱瘓。為阻止日軍向正太路增援，19團官兵日夜兼程，分割包圍山西盂縣東會裡村日軍，數日激戰後日軍全線潰退。1940年12月，晉察冀軍區授予該團『勢如破竹十九團』榮譽稱號。」十九團的戰績是：「炸毀石橋5座、隧道2條、鐵路約1.5公里，割繳電線數千公斤，使日軍交通通信陷入癱瘓。」沒有任何日軍傷亡數據；好不容易「分割包圍山西盂縣東會裡村日軍」，結果「數日激戰後日軍全線潰退」。還是沒有任何日軍的傷亡數字。如此看來，這面戰旗的含金量實在是低得可憐。如果「百團大戰」連這樣的團級戰績都可以授予「戰旗」的話，那麼這「百團大戰」究竟是怎麼回事，恐怕是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到了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次重提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的「問題」。毛批評的理由很多，但最關鍵的一點在於：這場戰役在客觀上減輕了日軍對蔣介石政權的軍事壓力，降低了日軍攻佔重慶、迫使國民政府迅速垮臺的可能性，也隨之減少了蘇聯出兵幹預中國戰局的條件。在毛看來，百團大戰不僅打亂了中共既定的戰略部署，還在事實上「幫了蔣介石的忙」。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在1989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實錄》中，記錄了毛在會上批判彭德懷的一段原話。毛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這番話，點破了毛當時的真實算盤，在蔣介石和日本相互消耗的過程中，中共趁機擴張地盤、壯大實力，坐收漁翁之利。

 

 

也正因如此，1972年中日建交時，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向毛澤東道歉，說：「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澤東回答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哪？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