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作者何占豪爲何92嵗還對另一位作者耿耿於懷

 

何占豪九十二歲了，他在音樂廳裡站起來，打斷了主持人的話。那是2025年，上海，一場《梁祝》音樂會的中場。主持人正說著那些流傳了半個多世紀的故事，老先生的聲音插了進來，糾正了一些細節。空氣安靜了幾秒。一首曲子演了六十六年，有些東西還是沒被時間磨平。為什麼到了這個歲數，還要在意這些。事情開始的時候，沒人想過它會傳這麼久。1958年，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有幾個學生，何占豪、丁芷諾、俞麗拿，還有另外三個人。他們組了個小組，想幹一件事，讓小提琴這洋玩意兒，能拉出中國人耳朵裡覺得親切的調子。學院裡提的口號是解放思想，大膽創作，他們真聽進去了。

 

何占豪是浙江諸暨人，在老家省裡的越劇團待過。他對著一齣戲，《梁山伯與祝英台》，反反覆覆拉了上百遍的伴奏。那些旋律是從土裡長出來的，帶著戲檯子的氣味。他先弄了個弦樂四重奏的版本，叫《小梁祝》，用的全是越劇裡的腔。後來那個龐大的協奏曲，裡頭的魂，是從這兒來的。他甚至參考了《十面埋伏》那樣的古曲結構，按著越劇的場次，一段一段鋪開，草橋結拜，三載同窗，樓台相會。框架是他搭的，用的是他熟悉的木頭和榫卯。這麼說可能不太準確，但框架確實是他搭的。那時候的合作，大概像江南的梅雨天，空氣裡都是濕漉漉的靈感，分不清哪一滴水來自哪片雲。幾個人擠在琴房裡，你拉一段我補一句，爭論哪個轉音更對味。目標簡單得有點天真，就是讓街坊鄰居能聽懂，能喜歡。他們沒想過名垂青史，只想解決一個具體的問題，小提琴怎麼才能不說外國話。問題越具體，做出來的東西反而越能穿透時間。這是個挺有意思的反差。

 

交響化的路走到深處，卡住了。旋律有了，但怎麼把它變成管弦樂隊能演奏的東西，是另一回事。陳鋼就是這個時候來的。他家裡搞音樂，自己學的也是西洋作曲那套東西，和聲配器這些活兒，自然就落到了他肩上。一個是從越劇裡泡出來的，另一個是學院裡教出來的，當時都說這組合再好不過。好是沒持續多久。問題可能一開始就定下了。何占豪後來總提，他的創作是農民教的。他覺得旋律才是命根子，那些從越劇裡來的調子，才是梁祝能讓人聽進去的原因。陳鋼那邊呢，說的更多是交響化改編花了多少心思，有時候還會提到，作品裡的感情和他自己失戀的經歷有關。他們對這曲子到底從哪兒來的，看法不太一樣。這事後來就擱在那兒了。《梁祝》的署名，從一開始就不是鐵板一塊。在上海音樂學院那會兒，節目單上印的是何占豪、陳鋼，這個順序沒人覺得有問題。後來曲子紅了，事情就起了變化。有些演出，有些唱片，名字的順序悄悄調了個兒。

陳鋼、何占豪。更有些地方，乾脆只寫陳鋼作曲，何占豪的名字挪到後面，成了協助。當時有種說法，講作曲技術，何占豪確實不如陳鋼。名字的先後，大概就按這個來排。也有人說，陳鋼自己也是學生，背後離不開丁善德教授的指導。這些說法，像水一樣漫過來。何占豪心裡那點東西，就這麼一點點積起來了。他後來總說，作品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話聽著挺周全。周全得有點刻意。暗流變成明浪，是遲早的事。香港唱片署名風波算一次。那張唱片封面上，作曲兩個字後面只跟了陳鋼。何占豪的名字擠在角落，字也小一號，旁邊還綴著協助之類的字眼。這事鬧得不小。陳鋼那邊後來解釋，是製作方搞錯了。但解釋歸解釋，聽在另一邊耳朵裡，味道全變了。那更像是一種確認，確認了某種長久以來的忽視。斯卡莫獎的歸屬爭議則戳到了更麻煩的地方。送作品去評獎，申報材料往往只能寫一個名字。誰去代表這部集體創作的作品呢。選了一個，就等於沒選另一個。這種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判決。判決誰的聲音更值得被世界聽見。時代也在變。早先集體創作的光環很大，個人可以藏在裡面。後來市場來了，版權、版稅、署名權，這些詞變得具體而鋒利。過去那種模糊的共事方式，忽然就顯得不合時宜了。陽光太亮，照出了所有縫隙。何占豪九十二歲那次音樂會上說的話，可以看作一個總回應。憋了大半輩子的話，到底還是說了出來。陳鋼沒在現場接話，但他早就通過別的場合，搭建了自己的敘事。他談編配的創造性，談個人生命體驗的注入。兩個人的話，像兩條河，各自流淌，從未匯合。

 

這事糾纏了半個多世紀，早就不是誰對誰錯能講清的了。它裡面摻了太多東西。藝術理念的碰撞是最底層的分歧。何占豪的路子，是土裡長出來的。他覺得音樂的生命在民間，在那些聽越劇的鄉親們那裡。他說過，我的創作是農民教的。旋律對他而言，是作品的魂，是命根子。陳鋼走的是另一條路。學院派的，交響化的。他的工作是把那段越劇旋律從戲臺上請下來，給它穿上西裝，教它說世界通行的語言。這個過程，在他眼裡無異於一次重生。是創造，而不是簡單的整理。那麼問題來了，提供泥土的人，和把泥土燒成瓷器的人，究竟誰的功勞更大。這問題可能本來就沒有答案。或者說，答案取決於你更看重泥土，還是瓷器。那個年代，集體是唯一的標籤。小提琴民族化實驗小組，名字本身就說明瞭一切。個人的名字必須隱沒在集體的光環後面。突出個人，在那個語境裡帶著某種危險的氣息。時代轉過彎來，開始重新打量個人的價值。那些被沉默的付出，忽然就變成了不甘心的聲音。何占豪和陳鋼，都被這股洪流卷著走。他們的恩怨，是時代轉身時投下的一道長長的影子。

《梁祝》太成功了。成功到像一面鏡子，照出藝術合作裡最老也最無解的問題。一群人一起做出來的東西，功勞該怎麼算。寫旋律的人和把它編成曲子的人，誰才算真正的作者。這個問題不只困擾著他們倆。音樂史上很多名字後面，都藏著類似的沉默。作品越偉大，裡面的裂痕就越刺眼。事情總是這樣。現在《梁祝》已經飛走了，飛到了具體的人事之上。它在全世界演了兩千多場，有華人的地方就能聽到那段旋律。它成了一個符號。何占豪和陳鋼之間的那些事，沒有讓這首曲子黯淡下去。反而給它塗上了一層更複雜的顏色。經典誕生的現場從來不是乾乾淨淨的。那裡有靈光一閃，有熬夜苦幹，有爭吵，也有說不清的糾葛。這才是真的。五十年了，這場對話大概還會一直談下去。它最後拋出的那個問題，始終是敞開的。一部作品立住了，功勞簿的頭一頁，該寫給誰呢。是那個從泥土深處把魂兒挖出來的人，還是那個把魂兒敲打成具體形狀的人。

 

挖的人，手是黑的，帶出來的是未經雕飾的土腥氣。他得辨認，哪些是真正有勁兒的根，哪些只是浮土。這活兒沒有圖紙，全憑一股近乎蠻橫的直覺，往一個民族的記憶深處掏。掏出來的東西，往往是混沌的一團。它有溫度，有脈動，但不成形，沒法直接擺上檯面。這時候，鍛造者的火爐才真正燒起來。他的工作是把那團混沌的魂，放進形式的模具裡，一錘一錘，敲出輪廓，淬出光澤。他關心旋律的行進，和聲的鋪陳，配器的色彩。他讓那泥土裡的魂，能穿著體面的禮服，站在聚光燈下，被所有人看見，並且聽懂。少了前者，後者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少了後者，前者挖出的寶藏可能永遠只是礦洞裡的一塊原石。

這問題太較真了，反而沒意思。你聽那段旋律就行了。聽那弦樂怎麼鋪開一片潮濕的夜色，聽笛聲怎麼從夜色裡蜿蜒著探出頭，最後所有聲音卷在一起，托出那雙翅膀。答案從來不在任何一方的辯詞裡，它就在那交織纏繞的聲音裡面。每一個聽的人，都會在裡面找到自己的答案。這大概就是作品完成之後，它自己的命了。

 

林彪篡黨奪權的正真原因是想做毛主席討厭的這件事

 

1971年9月13日深夜，一架「三叉戟」飛機從中國的山海關機場秘密起飛，幾個小時後，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沙漠裡。機上的人，正是中共黨章明文寫定的「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和他的妻兒。事後，中共給林彪定下的罪名，是「篡黨奪權」。說他急著搶班奪位，想當國家主席；當不上，就陰謀政變，最後叛逃蘇聯。這個說法，被反覆宣傳，幾十年來似乎成了定論。林彪「篡黨奪權」的事是真的還是編造的？林彪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為中共竊國打下了三分之二的江山。中共建政後，他先後擔任過中共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文革期間，他被正式寫進黨章，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那時的林彪，看起來即將登上仕途的巔峰。但在毛澤東的政治棋盤上，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林彪也不例外。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1970年，回到毛澤東拋出的那道送命題：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林彪的得力幹將、當時的中共空軍司令吳法憲，在《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中回憶說，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派時任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回北京，向林彪傳達意見。毛說，要準備開四屆人大，選舉國家領導人，要修改《憲法》。但說到設不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時，毛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現在看來，如果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來當。但我的意見，還是不設為好。消息傳到北京後，吳法憲、林彪的妻子葉群、時任共軍總參謀長黃永勝三個人，專門跑到汪東興家裡，再次確認。汪東興說，毛的原話，就是這樣。葉群聽完後，非常高興。她以為啊，林彪要當國家主席了。

但是，林彪從毛那裡接收到的暗示，可不是這樣的。學者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一書中披露，九一三事件前夕，林彪曾對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幾個人說：「廬山會議前，是毛澤東自己親自對我最少兩次說到，他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國際上走走，擴大中國的影響，並提醒我發起這個建議。我是奉命做事。」毛一邊公開說「別設國家主席啦，一定要設就讓林彪當」，一邊又私下暗示林彪：「你到時候可要推選我當啊」。這是唱哪出呢？林彪就陷入了非常兩難的處境：如果他支持設國家主席，很容易被理解成他自己想當。如果反對設，又等於違背了毛的囑咐。這左右都是套啊。1970年4月11日夜裡，林彪在蘇州，通過秘書給政治局打電話，轉達了自己的意見。

 

第一，關於國家主席問題，建議還是由毛兼任。這樣對黨內外、國內外人心都比較合適；第二，副主席一職可設可不設，多設少設問題都不大。說白了，他是把球踢回給毛。第二天，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林彪的意見。會上有不少政治局成員附和，認為可以讓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周恩來把這個情況報告給了毛。毛當天就批示了一句話：「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這是毛第二次公開表態——他不當國家主席。到了4月下旬，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第三次提出，他不當國家主席、也不設國家主席。這一次，他還講了一個故事。他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這句話，當著林彪的面，把他比成孫權，暗指林彪在給他設局。中共黨史學者辛子陵在《紅太陽的隕落》書中提到，1970年5月中旬，林彪對吳法憲說，還是應該設國家主席。因為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在憲法小組會上，吳法憲、李作鵬也繼續提出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得知後，在7月中旬召開的《憲法》修改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再次說，吳法憲主張設國家主席，張春橋主張不設國家主席，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這是毛第四次表態，反對設國家主席。

毛澤東說不要當國家主席，那麼，林彪想當嗎？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書中，記錄了一段林彪和兒子林立果的談話。林彪說：「老虎，我告訴你一句話，你記住了：我治理不了這個國家。不要說現在千瘡百孔，就是正常情況，我也不知道怎麼管理國家⋯⋯我不喜歡政治事務，不喜歡交往，身體狀況也不好，不能管理國家。這就是我覺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從來沒想當什麼國家主席。我只懂得點軍事，對國家的統一、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熱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力，保障軍隊發揮正常作用，就行了。」在林彪看來，毛澤東打倒劉少奇之後，在1969年的「九大」把他的名字寫進《黨章》，後來選舉主席團的時候，還兩次跟他談交班的問題。毛做這些事情，都是真誠的，他不相信毛會給他下套。但是，後來一連串反反覆覆的過程，讓林彪逐漸意識到，毛澤東並不信任他，也未必真的想讓他接班。他更像是毛棋盤上的一枚棋子而已。從那以後，毛澤東再說什麼、再許諾什麼，林彪心裡其實已經有數了。

 

毛林之間積壓的矛盾，在廬山會議上就顯得突出了。1970年8月22日下午，毛澤東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談到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當時常委一共五個人。除了毛澤東之外，林彪、周恩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文革時期負責黨內安全與情報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康生，四個人，都主張設國家主席，而且建議讓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合二為一。他們這樣表態，其實是因為摸不清毛到底想要什麼。會上，毛再次表態：設國家主席是個形式，如果你們要設，你們去當，反正我不做。第二天，8月23日，一場真正的政治風暴來了。當天，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在會上發表了一個多小時的講話，重點談《憲法》修改和毛的領導地位，強調要在《憲法》中明確確立毛的地位，並堅持「毛主席是天才」的觀點。8月24日早上，葉群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叫到一起，傳達林彪的四點意見。

 

第一，要表態支持林彪的講話，堅持夸毛的「天才論」。第二，要堅持設國家主席，讓毛澤東當。第三，可以提前打招呼，讓空軍、海軍、總後的一些中央委員出來發言配合，但不要說是誰在組織。第四，把主要矛盾對準張春橋。因為他主張不設國家主席，打他不至於把打擊面擴得太大。很快，各小組開始討論林彪的講話。華北組的一份討論簡報中說，一些代表在聽了陳伯達的發言後，認為黨內竟然有人否認毛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因此表示了「最大、最強烈的憤慨」。在發言中，甚至有人把否認「天才論」的人，斥為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主張要把這些人揪出來鬥爭。

 

這一下，性質就變了。原來討論的是憲法問題，現在變成了：誰不支持「天才論」，誰就要被扣帽子、被批鬥。毛澤東看到簡報後，立刻警覺。他最清楚個人崇拜是怎麼回事，他可以利用，但絕不允許別人藉此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更何況，這股聲勢圍繞的是林彪的講話，這讓毛感受到了威脅。他決定立刻出手。毛先把林彪單獨叫去談話。他說：「陳伯達帶頭，一是堅持設國家主席，一是堅持天才論。鼓動一些人，矇騙一些人起鬨，大有把廬山炸平、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也不當國家主席，我勸你也別當。」「如果再繼續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鬧；再不然，就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林彪回答說：「我原來主張設國家主席，是讓主席當，不是我想當。」

 

毛接著說：你和陳伯達都堅持天才論，但情況不一樣，陳是混入共產黨的反共分子，你要和他劃清界限。同時，毛澤東還故意把矛盾說成是陳伯達和張春橋之間的鬥爭，對林彪說：「張春橋這個人，再看他兩年，兩年以後，我不幹了，交給你處理。」其實，這是典型的毛氏手段：一邊話里話外施壓，一邊又讓你覺得，他主要針對的是別人，對你還是信任的。接著，毛又找周恩來、陳雲、康生談話，常委都同意不設國家主席了。很快，毛就要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宣布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會議決定停止討論林彪講話，收回簡報，並要求陳伯達等人作檢查。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陳伯達成了替罪羊，林彪暫時沒有被直接點名。

 

廬山風波看似平息了，但是，事情還沒完。1970年9月底，毛澤東派汪東興去毛家灣見林彪。毛交代說：要好好談一談，爭取讓林彪寫一份檢查。只要他能認識錯誤，我還是歡迎他的。這個檢查最好能聯繫一下歷史上的錯誤。汪東興硬著頭皮去了。他東拉西扯說了一堆話，最後勸林彪：為了主動，還是給主席寫個檢查比較好。林彪盯著他看，說了一句話：「怎麼，你是想讓我授人以柄嗎？是你個人關心我，還是有人派你來當說客的？」他說：如果我寫了檢查，毛主席馬上就會批發全黨，那就等於我在全黨、全國人民面前承認了所謂的錯誤。我不會上那些筆桿子的當。我沒有什麼錯，也不會違心寫檢查。毛澤東在林彪這裡碰了個釘子。他意識到，林彪比劉少奇和彭德懷更難對付。10月8日，毛給林彪寫了一封簡訊，說:「秋風又起，保重身體。」

林彪回信，說自己在路線和思想上跟不上毛主席的教導，也不適合再做接班人，希望主席酌情決定。但是，毛澤東不接受。林彪就被釘在了接班人的位置上，動彈不得，卻毫無安全感。說到這裡，其實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林彪為什麼當初同意當「接班人」呢？時間回到文革初期。1966年8月6日，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擬好了新一屆領導人名單，把林彪排在第二位，作為接替劉少奇的人選。林彪一開始並沒有參加會議，而是在大連休養，本來打算過兩個月再回北京。但當時，毛已經決定對劉少奇攤牌，因此急需林彪立刻進京。為了把林彪叫回來，毛費了不少周折。

根據楊繼繩所著的文革史的記載，8月4日，毛讓秘書給林彪打電話，爭取他的支持。晚上林彪讓秘書回電話，說擁護毛的意見，但自己身體不好，不能出席會議。8月5日，毛把他的大字報內容通過電話告訴了林彪。8月6日，毛讓秘書打電話，一定要林彪來。8月7日晚，周恩來直接下令，派專機去大連接人，並特別交代必須絕對保密。第二天飛機抵達後，周恩來親自登機見林彪，汪東興也趕到現場，一起向林彪傳達毛的意思。不過，即便如此，林彪依然不願意出來當這個「接班人」。8月8日上午，林彪抵達北京，毛澤東專門等著見他，當面說：形勢變化很快，你必須回來參加會議。林彪還是說身體不好，難以勝任。毛當場罵他說：「你想當明世宗！」

 

明世宗，也就是16世紀的嘉靖皇帝，曾多年不上朝，沈迷於修道煉丹。毛用明世宗這個歷史人物，一方面是在嘲諷林彪，另一方面也是在警告，不要抗命，也不要把自己當「皇帝」。在毛這種強硬壓力下，林彪其實已經沒有選擇，只能出來，當這個「接班人」。我們最後再來梳理一下：林彪從一開始就不想成為「接班人」；私下對兒子坦言自己「治理不了這個國家」；在毛拋出「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後，也是極力主張毛來當，自己儘量避嫌。這哪像個要「篡黨奪權」的野心家呢？周恩來後來在中共十大上提到：「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周恩來的話透露，林彪當時的真實想法是：九大以後，結束「文革」、發展生產，不「繼續革命」了。這與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特別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顯然背道而馳。或許，這才是他被打倒的真實原因。

 

日本兵加入土八路三萬日籍解放軍歷史秘聞

 中國人民解放軍曾收編三萬日本兵，這是一段幾乎被湮沒的歷史。當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獲得了中國解放紀念章，不少人還獲得了各種軍功章。回國時，中國政府考慮到當時日本政府追隨美國的對華態度，出於保護這批日本戰友歸國就業、生計問題，決定收回這些各種紀念章、軍功章，並說明將來條件允許時發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當天，有日籍老兵給周恩來寫信，要求補發或歸還這些獎章。中國方面經過慎重研究，決定補發。"我們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們在解放戰爭時期，作為醫生、護士、技術員參加了解放戰爭，這些更增強了我們與日本人民締結友好關係的信心。日本的軍國主義確實是殘酷的，但協助我們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上述講話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56年6月27日在接見日本代表團時說的。不過，它曾很長時間幾乎不見諸國內報端，沉寂近30年後，這段話背後的歷史逐漸為人所知。而我則無意中扮演了這一歷史進程的見證者，並與部分當年四野的日本老兵成為朋友。1990年4月，我時任陝某師政治處主任，一天接到上級通知，要我參加接待從日本來的"第四野戰軍日籍戰友回娘家訪問團"。日本人到中國回娘家，而且是回解放軍的"娘家"，我當時一頭霧水，不得其解。我雖然喜歡閱讀部隊戰史和報紙，但從來還不知道有日本籍官兵參加解放戰爭。當時一起參加接待工作的有集團軍政治部秘書處長呂興元，還有原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醫院院長張寶林，副院長尚興祿。接待的代表團成員名單是：團長中村義光，副團長福山三利、平野丹通、秘書長、若生愛子，團員本間雅子、幅敬信等，共17人。

原來他們幾乎全是在第四野戰軍10縱工作過的醫生、護士、宣傳隊員。代表團的成員大都參加了四平血戰，三保臨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擊戰，錦州戰役。爾後四野百萬雄師入關，他們又參加平津戰役，百萬大軍下江南，一直隨隊打到海南島。而張寶林和尚興祿當年就曾和日籍戰友一起工作過。1953年起，這些四野日籍老兵陸續開始以日僑身份歸國，37年後第一次踏上中國國土，當年老部隊的番號早已變更，四野10縱野戰醫院二所演變成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醫院。我所在的部隊即是10縱前身，這些日籍官兵到我們部隊，當然算是回娘家。我們負責接待的代表團，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第一次由原第四野戰軍原日籍官兵自費組成的旅行團。因此史稱"第一次回娘家訪問團"。據有關史料載：東北光復後，在東北的日本僑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國，但還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東北解放區，據當時東北9省14個市的調查統計，粗略知道的日本人數有12016人，加上遺漏的共計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衛生部、軍工部、軍需部內的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較多。具體分佈在各部門的日本人數是：軍區衛生部7200人，軍區軍工部2000人，軍區軍需部900人，軍區其他系統1500人。據遼寧省檔案館館藏的有關資料記載，到1949年，東總軍工部留用的技術人員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過50%。

訪問團從上海入境，探訪路線首先是四野南下時征戰的舊地：長沙、宜昌、荊門、襄樊、沅陵等舊戰場。然後再北上轉到東北的白山黑水，那裡是他們當年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四平、瀋陽、長春、敦化、大連、開原、錦州、黑山。這些離開中國幾十年的日籍老戰友儘管都仍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分別近40年，他們身上日本民族含蓄、內向和彬彬有禮的節制，是很容易一眼把他們與周圍的中國人分出來的。但是，隨著這批老兵離自己的娘家越來越近，他們身上當年打下的中國烙印就開始一點點泛上來。部隊安排他們到工作、戰鬥過的原四野10縱野戰醫院二所，現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醫院進行40年後的回訪。成員個個事先鄭重其事地準備一番，身掛獎章、勳章、衣著整齊、精神抖擻。當走進醫院，看到數百名身著白衣的醫生、護士手揮鮮花、彩帶熱烈歡迎老戰友高呼"歡迎老戰友回娘家"時，訪問團成員個個熱淚盈眶，有幾位女團員撲到歡迎隊伍中的女戰士懷中，抱頭痛哭。

爆發的頂點則是在某部錢樹根軍長、宮永豐政委主持的歡迎宴會上。當時主客突然放下酒杯，集體起立，情緒激昂淚花滾滾地唱起當年最熟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幅敬信和幾位女團員還乾脆離席在空地扭起了東北大秧歌。代表團的傷心地是黑山阻擊戰烈士紀念陵園。黑山阻擊戰是遼瀋戰役中最關鍵的戰場，也是他們生涯中最激烈最殘酷的戰鬥。當年，僅二所三天三夜就搶救醫治了2000多傷員，許多日本藉醫生、護士三天三夜沒合眼，吃飯都在手術臺上。代表團中的本間雅子永遠面帶微笑，舉止優雅，像是演員或大學教授出身。她當時除了做手術外，還多次為危重傷員輸血，被稱為"萬能輸血者"。據介紹，醫院幾乎所有的日本醫生和護士都給傷員輸血。雅子回憶說："那時三天三夜下來，每個人躺下就不省人事，人累得像死人一樣，看著斷肢少腿，鮮血淋漓、生命垂危的傷員，馬上又掙紮著起來也要去搶救生死與共的戰友"。幾十年後，這些日籍老兵與當年倖存的老戰友重聚這無數戰友長眠之地，相擁號啕大哭。代表團的老戰友向我這後輩介紹說，只要一想起黑山阻擊戰，耳邊就響起子彈炮彈的呼嘯轟鳴。團長中村義光說："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些慘烈的戰鬥場面，回日本後，睡覺常常夢中驚醒"。代表團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團長中村義光，這個溫和樸素的小老頭，在中國期間總是精神矍鑠，充滿昂揚的精氣神，從未見他疲倦過，在代表團成員中非常有號召力。所以對他的經歷特別好奇。

和中村先生熟悉並保持常年通信往來後，逐漸瞭解了他的經歷：1944年3月，中村被徵召入日軍，1945年8月，任日本關東軍7352部隊的少尉，聽到日本投降消息，中村與10多名不願向蘇軍投降的日本兵逃亡到吉林敦化，寄身於一股流亡日軍與當地土匪合夥組成的武裝，1946年3月，"八路軍"(民主聯軍)進駐當地剿匪，這股流亡的日本人再次面臨選擇，經交涉，決定交出武器，並留在隊伍中。中村不懂醫務，所以在四野的衛生部門長期擔任會計工作，但在戰爭中卻立了3次大功、3次小功，這即使在一線作戰部隊也不多見。全國解放時，中村因表現優異，上級一度準備發展動員中村入黨，後因考慮到中村將來要回國而作罷。1949年，只是連級(大尉)幹部的中村，在組織關照下與同在衛生系統的近藤清結婚，當時部隊中只允許大校以上才可結婚，所在的醫院破格提供了中村夫婦結婚的一切方便。

1954年5月，中村夫婦攜兩個在中國出生的女兒返回日本，在縣政府謀到一份公職安頓下來後，中村開始力所能及地為那些回到日本謀生不便的老戰友提供幫助。1967年，鑑於當時回國的日本老兵生活都已安定，但留戀在四野時期形成的團隊認同感卻越來越強烈，中村率先開始聯繫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戰友，發起組織了"回想四野會"1970年3月，在富士宮市舉行第1次正式成立會議後，"回想四野會"便每年1次地在日本各地輪番召開。"回想四野會"最初會員達600餘人，由於病、亡，現在只有120餘人。1980年以後，為確認會員及報導中國老戰友的消息，中村義光創辦並發行了1年4次的"回想四野會報"季報，成為緊密聯繫往昔戰友的紐帶。

"回想四野會報"不但記敘會員們的活動和戰爭回憶，還積極評論時事熱點新聞，尤其是關注如何加強中日兩國的友誼。中村義光除了發起"回想四野會"外，還組織了中日友好會、解放獎章授給事務局，並長期義務從事日本在華遺孤的尋找救濟工作。四野戰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戰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在第三章第五節"加強軍隊後勤建設"的138頁-141頁上，記載了四野初進東北時後勤系統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職員、日籍醫生、護士的情況，含註解，總計876字。他們當中最多的是醫療行業人員，東北1946年初就發生內戰，急需醫護人員，當時國共雙方有日本僑民移送協定，後來發現，共產黨方面移送過去的日本僑民不少被國民黨軍隊留用，於是當時的東北民主聯軍也開始大規模留用日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記載說，當時衛生部門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勳顯著者，無疑是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部，這支關東軍的王牌集體加入東北民主聯軍時，計有飛行員20名、機械師24名、機械員72名以及其他各類地面保障人員近200人。以這些日籍官兵為骨幹組成的東北老航校成為中國空軍的搖籃。這裡共培養出飛行員160人，其中23人參加過開國大典的閱兵。當年的空軍司令員王海、空軍副司令員林虎、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劉玉堤，以及曾經擊落美軍王牌飛行員戴維斯的張積慧等人都是從這裡走出的。事實上，共產黨進入東北後，被吸收進來的日本僑民並非全部從軍追隨四野一路征戰，還有一部分技術人員因解放區建設急需被分散到中國各地，規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鐵路技術人員及其家屬被送抵甘肅天水，負責修建蘭州到天水的鐵路。1951年春，天蘭線正式開始建設，1952年10月1日，在建國3周年時，天蘭線提前8個月通車。抵達天水的這批日籍鐵路技術人員，除了修建天蘭線外，還有部分人員被抽調修建蘭新鐵路和山西鐵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鐵路技術人員中，最具傳奇色彩的是四野29後方醫院的日籍炊事員吉岡寬，吉岡以前是技術高超的火車司機，解放戰爭結束後，吉岡轉業至地方，在衡陽鐵路局當火車司機。1953年毛澤東南巡，吉岡被上級交代一項意外的重大任務，為毛澤東返回北京時，擔任長沙至岳陽段的專列司機。吉岡寬當時驚得目瞪口呆，今天，他依然將之視為此生最大榮譽。中村先生在自述中坦承最初留下來並非情願，只是因為別無選擇的臨時之計。尤其是並未打消對共產黨的疑慮和恐懼。中村和那批加入中日混合武裝集團的日本人被四野收留不久，因朝鮮族戰友的揭發，那位曾擔任土匪頭目的前日本軍官被槍決，不熟悉共產黨政策的中村和另外兩名日本人因恐懼而一起逃跑，但很快被追回。

民主批判會上，樸素的中國戰友們紛紛主張應將他們作為反革命處決，但當時的機關衛生部的首長伊海的一番話救了他們的命，也徹底改變了中村等人的看法，伊海說："日本同志是不同國家的人，人情，風俗，習慣也不同，在語言不通的環境裡和我們一起工作，生活，稍有誤解便會給他們帶來不安。指責他們的同時，更應該給他們反省的機會，讓他們為中國革命發揮更大的力量。"當年留下來參與新中國建設的日本籍官兵，像中村一樣非情願的恐怕在多數。建設天蘭線的鐵路技術人員在中國剛解放時，就曾強烈要求回國，甚至發起了聯合署名的"歸國運動"。後來開出有固定住處、設立日本人子弟學校的保證，他們才安下心來。

但是，隨著成為新中國建設者的一員，日籍官兵的情感完全與他們中國的戰友融為一體。參加天水鐵路建設的日籍人士回國後的第二年，便成立了"天水會"。一位名叫小木曾博子的護士回憶，韓戰暴發，她所屬的部隊奉命從湖南開赴丹東，但所有日本籍戰士一律在原地待命或轉到地方建制，14歲就參加四野征戰全國的博子想不通為什麼她就不允許跟隨部隊轉移。幾乎所有歸國日本老戰友都會在回憶中強調當年解放軍的紀律給他們留下的深刻印象，無論是對中國人還是對日本媒體。中村義光今天還能熟練地背誦"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他說，舊日本軍隊也有類似的紀律規定，但從來不像共產黨軍隊這樣當真。而且，經歷過日本軍隊中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嚴厲的體罰的人，再加入共產黨軍隊，會有異常巨大的反差感受。

與中國相似，當年大量日本人參加解放軍的歷史也是近些年才被正面關注，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日本NHK電視台播放了一部《被留用的日本人》專題片，被採訪到的當年解放軍老兵們，在被問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那段歷史時，幾無例外的回答是：現在我為參加了中國革命而驕傲，為青春奉獻給了中國而自豪。對一生的影響，最具有代表性的說法是："在留用的過程中，我的人生觀得以形成。我們和農民在一起，在中國廣闊的土地上奔波。人民解放軍教會了我應該做什麼。留在我腦子裡的不是現在的中國而是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國。"如果不知道這些日本老兵回國後，在漫長的中日特殊關係時期的委屈，可能無法充分理解這些人為什麼對中國懷有那樣深沉的情愫。

1990年4月，我在陪同"第一次回娘家訪問團"時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每次參觀回來，這些前輩戰友們就早早熄燈就寢，房間一齊閉燈，招待所死一般沉寂，沒有任何娛樂活動。後來和老戰友們談心才知道，這是他們回國幾十年養成的特殊習慣。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日籍人員，歸國後處於日本警視廳和各種組織的監視之下，有的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受到上司和同事的猜疑。中村義光回日本30年不講中國話，不敢寫中國字。當他快退休前義務參與到對中國日本孤兒救助工作時，那流利的漢語，娟秀的中文使厚生省的官員們大吃一驚。小木曾博子28歲那年回國，到家第一天，來了5個員警，詢問她在解放軍中是否被強姦，博子憤怒地回答："解放軍與日本軍隊不一樣，他們絕不會幹那樣的事!"

當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獲得了中國解放紀念章，不少人還獲得了各種軍功章。回國時，中國政府考慮到當時日本政府追隨美國的對華態度，出於保護這批日本戰友歸國就業、生計問題，決定收回他們珍藏的各種中國解放紀念章、軍功章，並說明將來條件允許，環境變好了將發還他們的這些獎章。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當天，中村義光就提筆給周總理寫信，要求補發或歸還這些珍貴的獎章。他在信中說："突然給總理同志寫信，請原諒我的失禮。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們1953年5月12日從上海港返回舞鶴港以來，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為，我們從中國返回日本以來，19年來一直被歧視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來，期待著至少能夠過上光明的生活。

"離開中國時，中國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經發給我們的東北、華北、華中、西南(及對個別人發放的西北，海南島)等解放紀念章。現希望能夠按約定，把這些紀念章再次交給我們這些同志。這紀念章應該是我們為中國革命付出的青春獎賞。我們絕對不會要求特權與養老金，而是希望現在毫無顧忌地向子孫講述我們曾是在中國工作過的，是偉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參與者這一事實當作話題，當作最大的驕傲。"第一封信發出後，中村和戰友們又歷經9年時間反覆申請和要求，中國方面經過慎重研究，決定補發當年收回的獎章和紀念章。由於歷經文革的動亂，許多單位保存的獎章已不復存在。經各方面努力，按原樣製作數千枚補發給日本戰友，滿足他們的正當要求和熱切願望。

製作完成後，兩箱由當年受中國空軍之邀來華訪問的原四野東北航校教官、《航七會》會長林彌一郎乘飛機帶回日本，另兩箱則用船運回日本交給"回想四野會"事務局局長中村義光，隨後"回想四野會"組成了"中國解放紀念獎章授給事務局"。中村義光擔任授給局長。經過極端認真地核發、登記會員、發表調查，審查合格後方開始分發，除病亡，聯繫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戰友重獲證章。1982年5月25日，日本歧山會館的"回想四野會"聚會上，這些年過半百的老人們身著整齊的正裝，佩上了久別的各種解放紀念章，洋溢著無比的榮耀和自豪。這是他們人生中難忘的經歷和殊榮。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這些參加過解放戰爭的日本老兵已到垂暮之年，他們懷念中國，懷念中國人民解放軍，特別懷念在第四野戰軍渡過的日日夜夜，認為那是他們的"再生之地"。他們先後在日本成立了"中日友好和平會"、"回想四野會"、"航七會"、"洛陽戰友會"、"雞公山戰友會"、"長城友好會"等十幾個日中友好組織，從事中日友好活動。

自九十年代以來，以中村義光為首的"回想四野會"先後組織了四次"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日本籍官兵回娘家訪問團"。1998年國防部長遲浩田率軍事代表訪日，特意邀請"回想四野會"會長中村義光等老朋友來中國大使館做客。日籍官兵參加解放軍，是段幾乎被湮沒的歷史，也是無意中譜就的中日民間友好的插曲。今天，歷史已翻開新的一頁，當年周恩來總理說的那些話和背後的歷史，當讓更多人知道。

 

江青是紅都皇后張玉鳳是受寵嬪妃兩人究竟如何相處

 

人類由於具有自我權欲機能，無論男女，都有英雄崇拜情結和成為英雄的追求。無論毛澤東是什麼雄，江青、張玉鳳能夠追到公有制家國的締造者在新中國獨裁27年的毛澤東，必有超過其他女人的非常女功。編撰此文，共神州家國和黨國的女人們效法。江青，1919年跟母離家到諸城張家（康生家）。1921年夏上小學，改名李雲鶴。1926年被學校開除，隨母親到天津同父異母姐姐家居住。天津閒居，天津英美菸草公司當童工3個月。開始愛上京劇。1929年夏山東省立實驗劇院學習戲劇表演。1931年春北平參加海鷗劇社，後回濟南。5月濟南與裴明倫結婚，7月離異。青島投奔趙太侔，青島大學圖書館當管理員，中文系旁聽。與俞啟威（黃敬）相識、相戀、同居。1933年2月俞啟威介紹入黨。4月俞啟威被捕，下旬前往上海，失掉黨組織關係。5月上海大廈大學做旁聽生。

7月晨更工學團工作，化名李鶴，店員識字班當教員，滬西郊區小學任代課教師。10月入團，成為左冀教聯正式盟員，參加左冀劇聯的業餘話劇團體。1934年1月參加拓聲劇社。1月到北平。6月回上海，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當教員，浦東女工夜校當教員，化名張淑貞。9月曹家渡被捕入獄。11月教聯求保獲釋。臨海休養2個月。1935年1月到北平與俞啟威同居。3月回上海進入電影通業公司，並參加左冀劇聯的業餘劇人劇社的演出，改名藍蘋。6月上海演出話劇《娜拉》受到好評。9月與唐納相愛同居。1936年4月與唐納結婚。6月謊稱母病離開上海到天津找俞啟威。7月回上海加入聯華影片公司。1937年6月與章泯同居。同月被聯華影片公司解聘。1937年7月中旬赴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0月恢復黨籍，改名江青。中央黨校12班學員。延安魯迅文藝學院任教。參加演出話劇等文藝活動。1938年8月任軍委辦公室檔案秘書。11月19日與毛澤東結婚。

 

江青在延安中央黨校聽毛主席作報告，站起來鼓掌，對準臺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這幾下可以使毛澤東發現自己在前排。聽報告時，她一時似乎在認真地聽報告，一時又像是在思考報告的內容；有時急速記筆記，有時又似乎支頰，偏著頭看臺上的人。姿態變化無窮。晚上，等大家都睡覺了，她獨自一人坐在燈下，提筆寫道：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我今天專心地聆聽了你的有著偉大歷史意義的報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我是一個木工的女兒，從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頓吃不飽的苦難中又遭父親酩酊大醉毆打成性的逆運；母親受壓，家破人亡，流落他鄉；我被迫學京戲，登臺謀生；後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聯，於一九三三年入黨，先後當電影和舞臺明星。這是黨給我的培養，是你的光輝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嚮往延安，追求真理，現在是黨校十二班的學員。我因理論水準極低，革命鬥爭經驗極少，有許多政治思想上的問題缺乏先進者的指教。我請求，敬愛的毛主席，請你在百忙中接見我一次，這是我這個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許多問題，如能得到你的當面教誨，我當獲益不淺！其中一部分是今天聽你的報告之後，有關目前形勢的分析。在某一點上，我還不甚明白。敬愛的毛主席，我想你會歡迎我，你是一位善於聯繫群眾的偉大人物，我這個純真的女孩子只不過向你提出區區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見，我將於後日（星期日）下午三時來到你的居處。啊！我寫至此，全身熱血奔騰！我將親耳聽到你的教導，的確：我已經見過你三次了，這幸福的第四次即將到來……中央黨校十二班學員。

第二天，她親自把信送進城，到毛澤東居處的門口，又轉身趕回黨校。她不準備再追求別人了。她已經選定了奮鬥的目標。星期日下午，她不等接到回音，就按時到了毛澤東居處……江青婚後相夫教子，「江青照顧毛澤東的健康、日常生活和衣食，是他最信得過的秘書。」她性格中有堅強柔韌的一面，有事業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她毅然克制自己，無情地趨策自己。她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事業」。平時家庭生活中，「毛澤東完全處於她的影響之下，他甚至一刻也離不開她。奧爾洛夫對我說，沒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時甚至不肯試體溫，不肯服藥」。1947年3月隨毛澤東轉戰陝北，任中央縱隊直屬隊協理員。1951年任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中央辦公廳秘書委員會委員。1964年任3屆全國人大代表。1966年5月任中央文革小組第1副組長，代組長，解放軍文化革命領導小組顧問，軍委文革小組顧問。1969年4月任中共9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70年11月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副組長。

1973年8月任中共10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任4屆全國人大代表。文革中，組織、領導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76年10被隔離審查。1977年7月中共10屆3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議指出，根據調查核實的大量證據，已經查明：江青是叛徒。根據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要求，根據黨章規定，全會一致決議：永遠開除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江青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80年11月20日－1981年1月25日期間，受到最高法院特別法庭的公開審判，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作出裁定，鑑於江青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對她原判處的刑罰，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原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1984年5月4日保外就醫。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居住地自殺身亡。

 

張玉鳳1960年代曾任職於牡丹江鐵路局的餐車服務員，廣播員，此後被調任鐵道部專運處，出任毛澤東專列的服務員，後來曾為毛澤東出巡全國時私人專列車廂上的服務員，1970年7月以後長期擔任其機要秘書兼生活秘書。張玉鳳曾是毛澤東專列的列車服務員，她正式調進中南海，是在1970年7月。當小車拐進警衛森嚴的「深宮禁院」時，張玉鳳確實沒想到自己將伴隨著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領導人，度過其生命的風燭殘年。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已經不再是人們心目中「紅光滿面」的形象。他實際上頭髮已花，面容也蒼白憔悴。每到入冬或開春，總免不了生病，而且得的都是老年人容易染上的嚴重疾病。1971年初，毛澤東因感冒引起支氣管發炎，晝夜咳嗽。他固執己見，不相信吃藥，不遵醫囑，照樣吸菸，生活作息全無規律，結果轉成大葉性肺炎。由於不停地咳以至無法臥床，只能日夜坐在沙發上打盹。而這時在他身旁伺候的人就是張玉鳳。她沒學過醫，也沒受過正規的護理訓練，只好一邊幹一邊學，直到毛澤東的身體一天天好起來。

在這樣的朝夕相處中，毛澤東慢慢感覺到了只有親人才能帶來的溫暖和安心。張玉鳳做起事來特別細心認真，這也是毛澤東後來放心地把很多機要事務交給她打理的主要原因。有一件小事便可以說明。據毛澤東身邊的護士孟錦雲回憶，1975年夏天，在自己來到毛澤東身邊四個月後，一直對她很熱情的毛澤東突然變得冷漠起來。小孟幾次想同他說話，毛澤東都不願理睬，顯得心煩意亂。經細心的張玉鳳問詢後才知道，原來是毛澤東被小孟嚇到了。毛澤東房間裡特別靜，而小孟進房間時卻總是一點兒聲音也沒有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常常把這個80多歲的體弱老人嚇一大跳（這個細節透露出毛內心極度恐怖，孔祥新特別批註。）。張玉鳳告訴小孟，以後進房間時先給他點聲音，比如咳嗽一聲，或出點兒粗氣。這樣老人好有個心理準備，問題就這麼解決了。

 在與毛澤東朝夕相處的過程中，張玉鳳的角色慢慢由生活秘書過渡成機要秘書，身體孱弱的毛澤東，其晚年在紛繁蕪雜的政治環境中愈發有心無力，他不願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他的身邊只有一個張玉鳳，而他也只願意信任張玉鳳。張玉鳳甚至掌管著毛澤東私人保險櫃的鑰匙，而這也讓她成為了奪權派眼裡的「無價之寶」。在毛澤東的私人保險櫃裡，有毛澤東的存摺支票，還有一批黨和國家的特級絕密檔，其中不乏許多高級幹部寫給毛澤東的檢討書、認罪書、告密信等，這些無疑標註著許多高層領導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誰都知道，這批材料對黨十分重要，掌握了這批文件就等於變相控制了黨政軍大權。

首先鬧事的是江青，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義，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財產。不料，在江青向張玉鳳索取保險櫃鑰匙時，張玉鳳卻說：「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黨和國家的財富，若要清理必須經華主席批准」。這讓江青大為光火。隨後張玉鳳如實地向華國鋒匯報了情況，說明瞭這批文件的重要性，引起了華國鋒的高度重視。可以說，作為毛澤東晚年最信賴和依靠的人，識大體、顧大局的張玉鳳對形勢的發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的張玉鳳已年逾花甲，但保養得很好，膚色白皙，短髮修齊，鬢角略有白絲，說起話來謙和而又大氣，語調毫無做作。這樣一位淡然的老人，卻曾經將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歲月都奉獻給了毛澤東，她是毛澤東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就像是一根拐杖，支撐著毛澤東生命中最後的一段時光。

晚年的張玉鳳是一位慈祥而和善的老人，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她從不拒絕與人們合影，很耐心，而且總是笑意盈盈，還跟大家一樣興致很好地在快門按下的剎那喊一聲「茄子」。但就是這樣一位老人，在年輕的時候因為脾氣耿直倔強，曾被毛澤東稱為「張飛的後代」，她甚至還曾當面頂撞過毛澤東。有一次毛澤東有客人來，而那一天張玉鳳正好不大高興，對客人有些輕慢。事後，毛澤東批評張玉鳳態度不好。張玉鳳卻二話沒說就收拾包裹就回了家。最終還是毛澤東妥協了。張玉鳳又回到了中南海。事後毛澤東給了這位不肯認錯的工作人員一句評語：「辦事認真，工作盡職，張飛的後代，一觸即跳。」

孟錦雲回憶，一天她來接張玉鳳的班，剛走到主席臥室門口，就聽見裡面大聲吵嚷的聲音：「你給我滾！」小孟聽出主席的聲音顯得又高又細，是竭盡全力發出來的。而張玉鳳竟也激動地回應主席說：「滾就滾，誰不讓我走誰是狗！」最終張玉鳳並沒有走，而毛主席後來也說：「我的脾氣不好，張玉鳳的脾氣更不好，她還罵我。」小孟聽說，毛主席還把張玉鳳罵他是狗的話寫在一張紙上記了下來。一個高高在上的老人，一輩子沒低過頭，卻對這樣一個普通的生活秘書無可奈何，可以想見，這時的毛澤東對張玉鳳已經有了一種深厚的依賴和感情。那時的毛澤東與夫人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現在毛澤東眼前的張玉鳳就成了這位元老人全部的感情寄託。而張玉鳳對於毛澤東與江青來說便成了一種微妙的聯繫。

「第一夫人」江青對張玉鳳的「巴結」和「獻殷勤」，在中國後來公開的「四人幫罪行」材料裡也可窺見一斑。江青總是有空就找張玉鳳聊天、照相、吃飯以及打電話，還常送她一些真絲布料等禮物。張玉鳳有時見毛澤東不同意見江青，就會問他說：「你幹什麼老不見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憐的。」毛澤東就回答說：「你就見她可憐了，你還沒見到她可恨的時候呢！」有一次，張玉鳳故意穿上江青送給她的衣裙，站到毛澤東的面前問：「您看我穿這條裙子好看嗎？」毛澤東連說：「好看，好看，誰給你的？」「告訴你吧，這是江青同志送給我的，我特意穿給你看看。」毛澤東聞言便馬上把臉一沉：「快去脫下來，一點都不好。以後不要要她的東西！」那時，江青想要見毛澤東一面十分困難，而毛澤東的房間只有兩個人可以隨便出入，那就是張玉鳳和護士孟錦雲。

不管是誰，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澤東的親友，無論是國策大計，還是私人訪問，都必須經過張玉鳳的通報之後，方能決定見與不見。甚至連毛澤東用的餐，都是放在客廳後，由張玉鳳拿進去。因此江青為了接近毛澤東，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感情和本性去「討好」張玉鳳也就不難理解了。而對於毛澤東來說，他與江青已無夫妻之情，或許張玉鳳在他的心裡早已取代了江青那種「家人」的地位，而他也在不知不覺間將自己最初那份美好的情感，多多少少地投射在了張玉鳳的身上。

張玉鳳退休後，專門拜了一個老師，學習書法。她一周去幾次書法班，風雨無阻。「學寫字，就是因為喜歡。」張玉鳳還記得剛到毛主席身邊工作的時候，看到毛主席的字寫得那麼好，龍飛鳳舞的，心裡敬佩，也想學著寫。她找來字帖看，學著練。「開始不懂呀，覺得草書瀟灑，自己就不自量力地照著畫。主席看見我練字，挺高興，他親切指點：『還沒學會走路呢，就想跑。這樣不行。』他老人家專門給我寫下一句話：寫字要先齊整，再奇怪，再齊整——練字之法則。」張玉鳳至今記得這句話，「得老老實實先從寫楷體開始，寫好了才可以變化。而最高境界，又得歸到齊整上去。」張玉鳳育有兩女，無子，大女兒在北京讀完大學之後去了美國，獲博士學位；小女兒學醫，是北京一家醫院的婦產科大夫。

以上有關江青和張玉鳳的資訊，由黨養育的度娘提供，以下資訊為度娘不知或裝作不知的信息。毛澤東自從1949年10月1日從天安門上站起來，就打算把新中國改造成公有制家國毛家王朝，毛澤東高度評價秦始皇和劉邦，用意於此。抗美援朝，為挽救公有制金太陽世襲王朝，毛澤東派太子毛岸英監軍，太子偶然命喪朝鮮，斷絕了毛澤東直系血統傳位的想法，這是毛澤東嚴刑處置功狗彭德懷的真相。萬不得已，毛澤東只好效法漢唐，先傳位皇后江青，再由江青傳位給侄子毛遠新。文革期間，毛澤東為了保證自己身後不被清算，決定傳位江青、毛遠新。毛澤東將政治舞臺上的人物換了一茬又一茬，繞這麼大的彎子，就是為了讓江青在他去世時順利接班。毛澤東打接班人的牌，選輔政大臣，以革命的名義，完成公有制家國毛家王朝的佈局。

家天下能夠建立，只要兩代人的時間，由江青傳位給毛遠新，就能塗掉毛式大躍進餓殺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事實，從根本上改寫中國現代史。毛澤東傳位的計劃早就定了，這就是江青。他真正要找的是輔政大臣，即毛澤東說的「軍師」或「好參謀」。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說：「我們在查閱檔案時卻發現毛主席還有很多話，如說江青等人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題大做等。聯繫到華國鋒引用的話，恰恰說明毛澤東並沒有認識『四人幫』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並不急於解決。毛澤東講話的本意同華的結論差別太大。」

在批《水滸》運動中，毛澤東亮出了對江青的真實看法，當著政治局成員的面表揚她，在政治上給予充分肯定，說：江青鬥爭性強，階級立場堅定，這點我倆是一致的。她不會搞兩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團結人，所以吃了虧。她身邊如果有個好參謀，她是可以挑大旗的。還說：我清楚，頑固派是反對她的，是反對我起用江青的，說違反黨的決議。難道決議就不能改正嗎？決議也是有錯誤的。毛澤東在上邊一講，姚文元控制的報刊緊跟，採取一家發表多家轉載的辦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紹呂後》、《古代傑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等文章。1974年第十期《紅旗》雜誌，發表了姚文元親自修改定稿的重頭文章《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把江青後黨比作是「法家領導集團」。指出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只有讓「中央法家領導集團」主政才能夠堅持。這樣一來，接班雖比較順，但把毛澤東的真面目給暴露了：毛蛻變成為20世紀的劉邦，一個建立公有制而非私有制家國的君王。江青要做女皇已經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澤東死後粉碎「四人幫」之前，出現了各省紛紛寫信，擁戴江青為黨的主席的事情。

毛澤東欽點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遠新激烈反對，認為華國鋒能力太低，主持個會連話都說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壓，說：「我就是要用這個沒能力的。」。他看中華國鋒無能力、無班底、無野心，有這「三無」，毛死後，他只能把政權交給江青，是個最理想的二傳手。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不再繞山繞水，顧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後事明白交代。姚文元在回憶錄披露，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軍委主席：陳錫聯。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1980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審四人幫的法庭上，當指控江青有反黨奪權的野心，攻擊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時，江青高聲叫板：「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這不是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寫了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叫我咬誰我咬誰！」結果，法庭大亂。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聽席上的人們鼓起掌來。這掌聲是真心的喝彩，因為江青揭露了一個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華國鋒，華國鋒只是一個有事向女皇請示的首輔大臣。先王對華國鋒辦事放心，不是華想怎麼辦就怎麼辦，是得請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辦，他才放心。

毛澤東在「四五」事件後，傳位的安排又有變化。據張玉鳳回憶：主席從（1976年）4月至7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我本人，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複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毛澤東最後提出的兩個名單，把毛遠新列在首位，不讓王洪文、張春橋進常委，明顯是要拆散「四人幫」，削弱江青的勢力，讓江青老老實實輔佐准太子毛遠新「繼位」。

華國鋒和汪東興在葉劍英等支持下於1976年10月6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毛遠新，徹底粉碎了毛澤東「公有制家國毛家王朝萬壽無疆」的自我權欲陰謀。新中國偶然從公有制家國進化為黨國。毛澤東身邊的魏忠賢汪東興去世後，從其住宅查獲的臨終遺言：「廣場、外地都搞得火熱。悼念總理，要鄧小平上臺。這都是針對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後台。」（76-4-5）「悼念周總理，是反對我老毛。罵我秦始皇，我比蔣介石還殘暴。炮打江青，春橋，洪文，他們的總後台就是我老毛。」（76-4-6）「國鋒頂不住，要找江青。她有膽，不怕鬧翻天。但江青結怨不少。東興、錫聯呢，江青都和你們鬧翻天過吧！」（76-6）「江青今後怎樣安排？我看還是在黨務上。抓黨務的要硬，不能含糊，左搖右擺的。這一點江青有資本，能管理好。但她跟不少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不和。要改。改好七七八八才夠格做黨的工作。」（76-6）「我死後，建議小張搬出中南海，在中組部、中聯部安排個副部長來鍛鍊一下。還年輕嘛！」（76-5）

江青幾乎成為第二個武則天，張玉鳳幾乎進中常委，其二人必是非常女人，具有非常女功。要做非常女人，先做平常女人。溫柔、體貼、細心、理解男人，定位賢妻良母。江青與張玉鳳的平常女功，優於平常女人。江青與張玉鳳共同的非常女功：為了自己和男人，終生學習。二人皆從事過宣傳工作，政治靈敏度高，嘴功了得。善於把握時機向心怡的男人示愛。江青的非常女功：自從嫁給毛澤東，夫唱婦隨，死終不渝追隨丈夫，即使法庭上，也誓死捍衛自己的丈夫，甘心情願做毛澤東的一條走狗。這樣的女性，在任何國家都是稀缺資源。賀子珍的失寵，是把自己定位成「革命戰士」所致。江青與康生是同鄉盟友，只會相互輔佐不存在制衡。傳言江青找張玉鳳要保險櫃的鑰匙是為銷毀康生揭發江青的黑材料，良史不會採信。江青雖有老鄉康生相助，但成功主要取決於自我權衡智慧抉擇和努力。

毛在歷次運動中「政治謀殺」的國人，當過億。國際法庭當判極刑，若有頂罪法，江青甘願代丈夫頂罪。江青的確替毛幹過不少黑活，她也只是從犯。獨裁者理應有擔當，不能讓妻子和組織背黑鍋。黨法讓江青當替罪羊，理應問問老毛是否願意。讓妻子代罪的領袖，原本就不似男人，缺失一個基本男人的擔當。當年最受毛信任的幾個人處於權力和免於恐怖的綜合考量，合夥終結了公有制家國毛家王朝，偶然進化為黨國，的確是政治文明的一大進步。但讓江青當毛的替罪羊，則失之公允。那些狂歡楊貴妃和江青死罪的奴隸們當覺醒，尤其是新中國的億萬毛左。江青晚年生活上失寵，是其在丈夫面前太溫順了，讓丈夫失去了感覺；張玉鳳則撒嬌有度，深得新中國第一老男人的寵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