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與劉伯承的勾心鬥角

1958年在彭德懷任國防部長，主持中央軍委工作時，對劉伯承所謂“教條主義軍事理論”的批判，迫使劉最後辭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之職淡出了軍界。

早在1933年中共的寧都會議上，對於是否應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一事，便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林彪，彭德懷，朱德極力主張毛應留在前方指揮軍隊，而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第三國際派”人物則力主將毛解職，在“三對三”的僵持中，劉伯承投下了支持國際派的一票毛被解職。劉伯承接著又發表所謂理論文章，大肆批判毛澤東、彭德懷在軍事上只會遊擊戰術，不能打正規戰的“右傾”傾向，彭德懷見到該文後十分惱怒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他就行”？

抗戰彭德懷擔任了該軍副總司令，劉伯承則是它屬下的一二九師師長。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開展了對日的“百團大戰”，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便是一二九師。關家垴戰斗上萬部隊圍住日軍1個沒有重武器的大隊，傷亡5千人3天時間都沒打下來，最后彭德懷發急對劉伯承“打不下來撤番號，殺頭不分大小”的話都說出來來，因為后者反對盲目強攻。但是到了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以後又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這個報告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的“百團大戰”。

劉在報告中雖然肯定了“百團大戰”的成績指出了一些缺點。特別認為過份強調正規軍，犯了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彭德懷對這些話自然感到刺耳。但劉的報告卻博得了毛澤東的讚賞。毛一開始就對發動“百團大戰”不以為然，認為這不符合他一貫主張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在抗戰中隱蔽精幹，盡量保存和發展八路軍實力，以便留待日後來推翻中國合法政府的“原則”。於是毛在接踵而至的整風運動中，便把劉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實際上就是“挺劉壓彭”彭對此當然極為不滿。

1950年6月韓戰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1951年5月，“志願軍”三兵團六十軍180師，被聯合國軍分割包圍被全殲，單是被俘虜的就達6千多人，差不多佔被聯合國軍俘虜總人數的三分之一。該師恰好就來自劉伯承的二野戰軍。打了敗仗惱羞成怒的彭德懷，在“志願軍”總部批評三兵團司令王近山時說：“你們不是劉伯承帶出來的部隊嗎？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怎麼也會打敗仗？”[不久就傳進了劉伯承的耳中，劉便語帶雙關地對人說道：“彭總批評得對呀，部隊不講戰術素養，瞎打蠻幹，怎能不敗？”你彭德懷在朝鮮指揮，打了敗仗，難道該我負責不成？

而劉伯承此時卻正在國內埋頭致力於軍事教學，打造出一所“東方的伏龍芝”式的軍事學院。就是中國大陸著名的南京軍事學院。劉伯承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曾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完成學業，是中共軍方高級將領中，屈指可數的喝過蘇聯洋墨水的人。經過他幾年的辛苦經營，1956年該院已具一定規模。已由最初的4個系發展到12個系。學員由750人增至3000多人，並受到毛的好評。

但蘇共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批判史達林的報告，把史達林駭人聽聞的獨裁，專制血腥恐怖暴露。蘇共二十大期間，中共代表團長朱德曾發電回北京徵求中央意見是否該表態支持赫魯曉夫，毛見電氣急敗壞地罵道：“這個朱德真是老胡塗了！”接著人民日報在毛的授意和主持下，於4月發表編輯部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竟稱史達林“功大於過”，公開與赫氏唱起了對台戲。接著毛又發表了他的《論十大關係》，更進一步提出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國學習。6月中共中央更發文通知全黨，強調要克服教條主義，特別是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

毛正在摒棄50年代初“一邊倒”向蘇聯，一切向蘇聯學習，一切唯蘇聯馬首是瞻的作法。而劉伯承創建的南京軍事學院，卻是一個全盤抄襲蘇聯經驗，全部照搬蘇聯的軍事理論而創建起來的學府，不但有蘇聯的軍事顧問，而且連課程設置與訓練安排都照搬了蘇聯那一套。劉伯承本人也是師承蘇聯，科班出身而“海歸”的軍事理論家。因此彭德懷自然覺得批判劉伯承的軍事教條主義的時機已完全成熟。

於是彭德懷親到中南海，徵得毛的同意後，於1957年2月以中央軍委的名義，派出以陳賡、黃克誠為首，包括甘泗淇，陳士榘等三個上將在內的十二人工作組，對南京軍事學院進行調查。調查組完成工作後，在給軍委的報告中稱：“他們在教學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缺點，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表現在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不太適應”。而在該報告的最後，更特彆強調：“學院中的許多同志已經感到有反對教條主義必要之後，而院黨委仍然徘徊，猶豫，拖延，未能下定決心。”不消多說，作為院長的劉伯承對此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

於是彭德懷馬上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南京軍事學院，司令部就在我們訓練總監部”。當時擔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是肖克。他對彭德懷的如此武斷，感到無法接受。於是就寫了一封信與彭交換意見。可他萬萬沒想到，他的這封信，也像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抓住彭德懷的“萬言書”作罪證一樣，被彭德懷當成把柄罪證抓住，稱其為向國防部進攻，“挑刺挑到國防部”來了。

在彭德懷的親自指揮下，這場反教條主義的鬥爭，便迅速升溫，其殘酷，絲毫不亞於其他的政治運動。肖克連續被批鬥四個多月。有一天患病的肖克大口吐血，醫生端了吐滿血的痰盂給有關人員看，不但無人表同情，醫生反被斥罵為“同情反黨份子，立場不穩”。如果說這是一群泯滅了人性的冷血動物，可能不算過份。再看另一個例子，南京軍事學院訓練部部長，中共所謂“紅軍時代”的幹部蔡鐵根大校，對於把五十年代軍內製定的《共同條令》也作為教條主義來批判，持有不同看法。他說“這個條令是經彭總修改，軍委例會通過和毛主席批准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當場摘掉領章、帽徽，關押起來，後被逐出軍隊，發配邊疆勞改。

自1957年8月後，劉伯承的身體便每下愈況，特別眼疾，幾至失明，因此已在當年辭掉院長之職。但彭德懷並未因此而放過他。在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召開時，在外地治病的劉伯承，接到軍委通知必須出席會議。根據毛的指示，會議採取大嗚，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開展軍隊工作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說穿了，就是要批判劉伯承的軍事教條主義。在此之前，有人告訴劉伯承，已有人在毛澤東面前說：“軍隊這樣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蔣介石可是靠黃埔起家喲！”劉伯承雖對此感到極大的冤屈憤怒。

1958年7月10日在懷仁堂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一千多人座無虛席。當年近古稀，疾病纏身已近失明的劉伯承，被人扶到講台前被迫作違心的，沉痛的檢討時，每說到委曲傷心處，幾乎哽咽不能成句。好在劉平日人緣尚好，最後以一致鼓掌通過了劉的檢討，使劉總算僥倖涉險過關得以全身而退。1959年1月19日劉伯承被罷官退出軍界舉家北上返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