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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老妃子張玉鳳怎麽又突然想起來和主席的那些事

 


毛澤東晚年的機要秘書張玉鳳418日突然發布聲明,駁斥有關她同毛澤東的多個傳聞,奉勸自媒體作者自查自糾,不要為了流量或不可告人的目的搞歷史虛無主義,並稱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紅歌會網420日在網站發表了張玉鳳的這份聲明。 她在聲明中說,「多少年來,一直有人懷著不可告人的秘密,打著我的名號編造故事,刻意損害我的名聲和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聲望。」



她首先提到,在唐國强(飾演毛澤東)主演的電影或電視劇視頻中,有「毛主席臨終前提出了一個要求,張玉鳳當場答應,並用了一輩子去執行」的題目,「就是偽代表作品之一,對此偽作我很是憤慨。」 她接著批評《溫言論史》中的視頻很不嚴肅,可以說是通篇胡說八道,特別是外交風雲那部電影電視劇裡邊的毛主席臨終囑託「我死後到墳上去看我」,「主席根本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

張玉鳳接連澄清多個傳聞,「說毛主席上不了汽車,由我抬腿上去是編造」、「我不讓毛主席抽菸並強收煙盒並無此事」、「毛主席逝世後,我撲在床前失聲痛哭,也與歷史不符,絕無此事」。



她又說:「那些靠編造謠來充當歷史騙人的不法之徒絕無好下場。」現年79歲的張玉鳳1970年起擔任毛的機要秘書兼生活秘書。張玉鳳和晚年毛澤東朝夕相處,坊間有許多傳聞。有關張玉鳳的傳聞,官網也常有提及如新華網「新華時政」一欄在20100513日刊登了「揭秘張玉鳳:唯一敢當面責罵毛澤東的女人」一文。文章有一節說張玉鳳「取代江青的『家人』地位」文章說「晚年時期的毛澤東是一位再普通不過的老人,他也有著正常人的七情六慾,包括任性、愛發脾氣。那時的毛澤東與夫人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現在毛澤東眼前的張玉鳳就成了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託。」



「而對於毛澤東來說,他與江青已無夫妻之情,或許張玉鳳在他的心裡早已取代了江青那種『家人』的地位,而他也在不知不覺間將自己最初那份美好的情感,多多少少地投射在了張玉鳳的身上。」 張玉鳳公認就是主席的近身妃子之一,文革后她由於身份特殊經被控制了起來,雖未限制人身自由,但不能發表過多與毛相關的内容,至於寫回憶錄之類就更不可能了。主席雖然是后宮粉黛三千,但是真正能夠長期留在身邊,并且還能在生活層面多少能管住主席也僅她一人,而且她出身低微姿色平平,可見其手段也非一般美女可比。



現在出來駁斥一些鷄毛蒜皮的小事,得益于近年時光倒流40年回到過去,這些被淘汰的歷史小人物又重新出現在媒體眼前。唐國强拍的都是主旋律影視劇,背後也是官方背景,自媒體的所謂杜撰也非空穴來風。老妃子出來駁斥無非是想説,現在談主席誰又能比她更有資格。


2024年4月10日 星期三

彭德懷討厭鷄蛋聶榮臻才特別喜歡炒飯

 


長期以來,官方的宣傳都是這樣說:毛澤東為了抗美援朝,主動將長子毛岸英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上。但近來,有歷史資料披露出真相:官方宣傳的毛澤東主動送兒上朝鮮戰場並非事實,毛岸英從軍,只是服從組織安排而已。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1950103日,毛澤東收到金日成十萬火急的求救信:「……急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



105日,毛澤東做出了出兵援助朝鮮的決定。106日,解放軍總參謀長聶榮臻指示總參作戰部部長李濤立刻選調幾名參謀人員和一名俄文翻譯,並於108日隨彭德懷赴瀋陽,以便與蘇聯派到中國和朝鮮的軍事顧問互通情報。當天,李濤選調了總參作戰部一名處長(成普)、兩名參謀(徐畝元、龔傑),另由軍委辦公廳外文處選調了一名俄文翻譯劉某。107日,李濤當面詢問了劉某的個人歷史和家庭情況後,認為此人剛從俄文學校畢業不久,尚未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和考驗,而我國出兵援朝和蘇聯軍事顧問之間的互相聯繫是絕對機密的行動,萬一泄密後果嚴重,於是他向聶榮臻建議,此人不宜在彭德懷指揮所工作,應考慮另選一名俄文翻譯。聶榮臻再三考慮,當時離出發到瀋陽只剩半天時間了,到哪裡去挑選可靠的翻譯呢?他忽然想起毛岸英會俄語且又絕對可靠。由於時間十分緊迫,聶榮臻也來不及請示毛澤東就命李濤馬上通知毛岸英到中南海居仁堂總參作戰部面談。



可是李濤並不知道毛岸英在什麼地方,他只聽說在天津,後來才得知毛岸英在北京機器廠工作。經過一番周折,直到107日傍晚才將毛岸英接到中南海居仁堂。李濤向他交待了工作任務後,並告訴他明天隨彭總出發到東北去。當徵求毛岸英的意見時,他立即表示服從黨的決定,然後即回毛澤東宿舍和家人團聚。

108日,毛岸英隨彭德懷飛抵瀋陽。1125日,毛岸英死於朝鮮。志願軍司令部當天就給中央軍委發了電報,周恩來看了電報,深感驚訝和出乎意外,決定把電報壓下,指示機要室人員要嚴格保密不得外傳。一個多月以後,195112日,周恩來才將毛岸英犧牲的電報送給毛澤東。毛澤東非常悲痛。毛岸英犧牲的消息在中南海傳開以後,在工作人員中引起了震驚和議論。在紛紛議論造成的巨大壓力下,當時直接負責抽調指揮所人員的總參作戰部部長李濤深感內疚和不安,於是,他給周恩來寫了一封檢討信,並說明調毛岸英參加志願軍工作的全過程。



據網絡披露,該信全文如下:「副主席:昨天證實毛岸英同志犧牲的消息後,不勝痛念與悼惜。這次派他隨彭總赴朝的經過,特就我所知道以及經我辦的情況向你報告並請求組織上給我以應得的處分。彭總臨行的前夜(107日夜),聶總長交待我給天津黃敬市長,要他立即通知岸英回京,以便第二天清早隨彭總飛赴東北(我只知道是去東北)。正在我搖了幾次電話未通之時,適李克農同志也來作戰室了解情況,他見我在搖黃市長的電話找不著毛岸英,當他知道了要派毛岸英隨彭總去東北的事情後,他便馬上告訴我岸英不在天津,已經他派到北京機器工廠做工。克農同志並告訴我岸英的電話號碼,適岸英同志外出,旋又經過葉子龍的機要室才把岸英接到居仁堂。克農同志還當面叮囑岸英同志,告已改變了他的任務,要隨彭總赴東北,岸英欣然接受了。以後便回主席家裡去過夜,第二天便隨彭總赴東北了。



這件事,我因系奉聶總長肯定的指示照辦的,故此從未想過是否已得主席同意,或是否需要再正式通知主席等問題,至於是否可以改派旁人去則更未設想過。這件事情今天反省起來,內心極其自疚難安。岸英同志為抗美援朝事業而犧牲自屬光榮,但在主席方面失一愛子,對他的精神上是極其重大的刺激,特別是肩負全世界和平人類以及勞動人民偉大事業的領袖,由於我們工作中的不慎重,造成他這種不應有的精神上的刺激,毫無疑問是種罪過。因此,我誠懇的要求黨給我以應得的處分並請轉致主席以深切的悼念之意。此致敬禮!李濤一月三日」但問題就在這裡,百萬普通中國百姓的子弟傷亡在國外 - 朝鮮、韓國、越南,沒聽說誰深感內疚和不安,而毛岸英一死,連調他的人都得在紛紛議論中內疚不安,並「請求組織上給我以應得的處分」、「誠懇的要求黨給我以應得的處分」,可見毛岸英原是不該死也是不會死的。其實按原來設想 - 彭德懷的指揮所位置設在鴨綠江北岸我國境內,確實是沒有多少生命危險的。這是一種明顯的特權思想,在剛奪取統治權的體制內就如此濃厚。



然而,當時的體制內,卻還存在著藐視特權的正義力量,彭德懷就是代表。如果一切按照特權人物毛澤東可以得到特殊照顧的慣例,死在朝鮮的毛岸英的屍骨是可以運回國內的,但是被彭德懷給阻攔了。19541225日,總幹部部擬一電稿,擬將毛岸英的屍骨運回北京。彭德懷為此寫信給周恩來:「我意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願軍司令員名義刊碑,說明其自願參軍和犧牲經過,不愧為毛澤東的兒子。與其同時犧牲的另一參謀高瑞欣合埋一處,似此對朝鮮人民教育意義較好,其他死難烈士家屬亦無異議。原電稿已送你處,上述意見未寫上,特補告。

妥否請考慮。」周恩來於25日在此信上批道:「同意彭的意見。請告總幹部另擬復電。」同時將此件送劉少奇、鄧小平閱。後來當彭德懷得知毛岸英遺骨移葬於志願軍領導機關駐地檜倉烈士陵園,墓碑上列敘其生平,但是卻沒有那個比毛岸英對中國革命貢獻更大的高瑞欣的墓時,彭德懷還很不高興。把毛澤東的兒子看得跟普通老百姓的兒子一樣的彭德懷,實在是太不了解毛澤東了,為自己1959年被毛澤東清算、打倒以及後面的浩劫人生埋下了深深的禍根。



新華網不尋常的刊登過兩篇文章《鉤沉: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難的真實原因圖》(內標題:有關毛岸英犧牲的一則電報)和《還原毛岸英犧牲歷史:彭德懷未收過毛澤東電報》,兩篇內容一模一樣。文章開篇一針見血指出: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及其夫人韓桂馨口述、邸延生執筆,撰寫了一書《歷史的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新華出版社20007月出版。這部書的其他部分且不去探究,但其中關於毛岸英入朝和不幸罹難的原因背離真實。李銀橋在《歷史的真言》第495頁至496頁寫道:19501123日,密切關注著朝鮮戰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接到蘇聯方面發來的一封密碼電報,告知美軍近日將派飛機轟炸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提醒中國方面提高警惕、預做防備。聶榮臻急忙趕到毛澤東的辦公室,向毛澤東報告了蘇聯的電報。毛澤東指示說:「立刻給彭德懷發電報,要他轉移司令部!敵情變化無常,要防患於未然!」



「是!」聶榮臻答應後離去,即刻給彭德懷發電報了。1124日下午,毛澤東又親自擬寫了一封電報,用「AAAA」加急形式發了出去,提醒彭德懷近日將有敵機轟炸,要他設法將志願軍總部轉移了。彭德懷悲痛萬分,悲痛中深深懊悔自己沒有按照聶榮臻的提醒和毛澤東的電示急速將志願軍總部轉移了。《歷史的真言》第501頁這樣寫的:毛澤東得知志願軍總部被炸後,「這個彭德懷!」毛澤東生氣地說,「我拍了電報讓他轉移的麼!……」讀者閱到此自然會認為毛岸英的犧牲是由於彭德懷未遵從毛澤東的電令及時轉移總部駐地而招致挨炸,使毛岸英本可避免犧牲而最終卻未能逃脫。責任在於彭德懷。



但文章作者作為當事人寫了一段證明:「《歷史的真言》把毛岸英的罹難,歸罪於彭德懷拒不執行毛澤東要他轉移司令部駐地的電令。我在抗美援朝期間任志願軍總部參謀,隨彭德懷同志工作;1986年離休後曾參加《彭德懷傳》的編審工作,對抗美援朝的那段歷史比較了解。據我所知毛澤東並沒有發過這一電報指令。」也就是說,毛岸英的死與彭德懷沒有關係。新華網刊登的《還原毛岸英犧牲歷史:彭德懷未收過毛澤東電報》的作者說,從195011月下旬的23日、24日誌願軍在朝鮮的收電中翻找,根本沒有所謂1123日聶榮臻告轉移的電報,23日沒有北京的來電。24日確有毛澤東來電,但電文中絲毫沒有講為防轟炸應轉移司令部的字句。



當事人透露,即使退一萬步講,毛澤東當時有電令彭德懷轉移駐地的電報,李銀橋也不可閱看,也不可能聽到。因進入中央機關的幹部、戰士都進行保密守則教育。不該自己閱看的文電不閱,不該自己知道的秘密事項不探問,首長和別人談機密時躲開。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兩位機要秘書徐業夫是老機要工作者,羅光祿是軍事幹部。徐、羅秘書絕不會把電報給李銀橋看,因這是違反保密紀律的。李銀橋當年不可能看到電報,也不可能聽到軍事機密。那麼他和執筆人並沒有尋查當年的歷史文獻,就隨便放這麼大的假消息呢?這可是往彭德懷臉上抹黑啊,又是誰指示李銀橋這樣做的呢?又是誰允許此誣衊彭德懷的假消息放行的呢?給毛澤東出假消息可不是隨隨便便的事,沒有幕後因素和目地是不可能的。



19501125日上午,毛岸英被炸死,下午4點,彭德懷才緩過勁兒來,向軍委發了電報。中共中央機要室主任葉子龍收到電報後,首先送給周恩來閱。周恩來閱後在電報上批「劉(少奇)、朱(德):因主席這兩天身體不好,故未給他看。」37天後,195112日周恩來交代葉子龍把志願軍司令部電報送給毛澤東。據《葉子龍回憶錄》記載:周恩來說:「不要瞞了,總瞞著也不是辦法,報告主席吧!」我拿著電報走進毛澤東辦公室,他正在沙發上看報紙。我小聲叫了一聲「主席」,然後把電報交給他……毛澤東將那份簡短的電報看了足足三四分鐘,他的頭埋的很深。當他抬起頭時,我看到他沒有流淚,沒有任何表情,但他臉色非常難看……


2024年4月8日 星期一

印度阿三嘲笑殲20是連巴鐵癟三都不要的飛機

 


退役的印度空軍元帥阿尼爾.喬普拉最近在訪談中表示,印度空軍目前裝備的先進戰機完勝強國的殲-20戰機。並諷刺到現在連巴基斯坦都不願意採購。根據《印度時報》報導,印度首架國產的改良型戰鬥機光輝 MK1A成功完成了18分鐘左右的試飛。報導稱光輝 MK1A比起改良前的光輝 MK1,在電子雷達、作戰與通訊系統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提升,相當於強國制殲-10A到殲-10B之間的技術提升。在試飛當天,喬普拉也接受印度媒體的訪談,公開表示殲20對印度空軍來說已經不可怕了。

 

喬普拉在訪談中稱,殲-20的技術能力達不到5代戰機的水準,最多也只有到4.5代。而印度向法國採購的4.5代戰機「陣風」具有正面隱形的能力,在中印局勢失控的情況下,「陣風」會在喜馬拉雅地區的上空與殲-20進行對決。喬普拉指出「陣風」有世界一流的主控相空陣雷達,但殲-20配備的雷達實際效果只是吹噓。陣風配備有「流星」對空飛彈,對空打擊的能力相當強,且陣風的可維護性也比殲-20高得多。

 

喬普拉強調美國軍方也經常利用這些誇大的訊息向美國國會爭取更多的軍備資金。殲20的性能被高估太多,即使是「巴鐵」也不會想採購,反而對殲-31或是土耳其制的隱形戰鬥機更有興趣。然而陸媒稱不是「巴鐵」不想要,而是禁止出口防止技術洩密,因此巴基斯坦不得不選擇進口殲-31。至於,20的實際戰力沒有客觀的數據可供分析,無法準確地進行評論。

 

老實說印度自研的飛機就是所謂LCA,發展了幾十年生產出來已經落後了。所謂隱形飛機目前最大的威脅還不是戰機的性能,而是目前多數國家沒有防禦隱形飛機的有效防空系統。殲-20可以理解為殲-10的雙發半隱形版,雖然體積龐大,加裝前翼,側後部暴露,但是通過隱形塗層,武器內置,飛機正面隱形等手段,還是具有部分5代機的特徵,但不能算是5代機。5代機的基本要求是超機動,全隱形,超視距攻擊,超音速巡航。


只有全面滿足的條件下才能稱之爲5代機,現在也就是美國的F-22才算合格,甚至F-35都要看型號。印度自身的飛機研發能力伐善足陳,甚至連老舊的米格-21都不能完全維修保養。外購法國的陣風雖然先進,但數量只有幾架而已,蘇式飛機倒是數量不少,但從烏克蘭戰場的表現看也不過如此,最先進的Su-34Su-35Su-30都隨意被擊落,算是把幾十年積纍起來的俄式飛機牌子都砸了。印度軍方與俄國多年合作開發戰鬥機也是挫折不斷,現在印度空軍戰鬥機型號之多,在世界上也算是首屈一指。

 

當然,印度可以從全世界任何國家取得最先進的航空技術,對於自身航空工業發展來說優勢明顯,但無奈印度還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國家,因此自我發展還需要走很長的路。至於殲-20實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不過參考多年來的俄式航空血統,上述俄烏戰爭的現實也同樣適用與強國。沒有打過仗的軍隊,沒有參過戰的飛機,根本談不上有何真實戰力。實際上檢驗兩國之間空軍優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打一仗,高下自然立現無需逞口舌之勇。


雖説近年各方在邊境上衝突不斷,但基本上是政治作秀居多。每到10月份大雪封山也就都偃旗息鼓,至於利用媒體造勢雙方的水準都很高。所謂的巴鐵“進口”,真實的情況是強國歷年都有提供軍事援助,至於出口何種武器不是巴方説了算,雖然都是免費送的武器,但即便是想要對方也未必給。巴鐵是長年使用美製F16的國家,哪種飛機更先進還是分得清楚的。兩國合作的FC-1雖然落後但是很實用,要知道巴基斯坦是連汽車工業都沒有的國家。


所謂不想進口殲-20完全是無稽之談,因爲強國自己也沒幾架。主要還是發動機不過關,利用俄式AL-31F的型號飛行性能不錯,國產的裝上去能飛但還是不行,所以也根本談不上出口。

 


2024年2月26日 星期一

魯迅兄弟反目難道真是因為偷看弟妹羽太信子洗澡

 


對於魯迅從仙台醫專退學的原因,周作人曾披露主要是因為“成績不好”。當時魯迅最高的倫理學83分,德語、物理、化學只有60分。至於他“最敬愛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學只有59.3分,不及格。魯迅自己說,棄醫從文的原因是覺得“強健民族體魄”不如“醫治民眾心靈”更為重要。但其弟周作人卻曾著文提及:魯迅從日本仙台醫專退學,主要其實還是因為“成績不好”。最高的倫理學83分,德語、物理、化學只有60分。而他“最敬愛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學只有59.3分,不及格。

 

從仙台回到東京後,除了回紹興與朱安成婚外,魯迅一直在此滯留。這段時間裡他既無職業也無家庭資助,卻能在物價昂貴的東京過著悠閒自在的生活。不但出入歌舞場所,還雇日本女傭,甚至資助二弟周作人留學。這些錢從哪裡來?以他的成績根本不可能申請獎學金。那麼是官方贊助?同鄉資助?誤中彩票?魯迅對此終身未置一詞。謎一樣似乎無所事事卻能滯留昂貴的東京長達5年,度過其人生最美好的時光?1915年,趁歐洲列強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逼袁世凱政府簽《二十一條》。這條約人人都知道:等同於賣國。袁世凱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不願一個人背鍋,於是讓政府公務員集體簽名表示同意——不簽名也可以,辭職走人便是。時任教育部公務員的魯迅,毅然簽下了大名。所以後來魯迅的論戰對手陳源(陳西瀅),對此嘲諷一針見血:“魯迅愛國?他愛的是日本國吧!”

 

1923719日,周作人來到前院魯迅房中,親自交給魯迅一封信。全文如下: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兄弟自此失和,終生不睦。連魯迅去世,周作人都未前往奔喪,徹底地老死不相往來。魯迅的說法是:他對羽太信子大手大腳的持家多有批評,惹惱了羽太信子,於是信子就在丈夫面前挑撥離間,致使兄弟失和。羽太信子的說法是:魯迅偷窺她洗澡。但如果僅憑羽太信子的指責,周作人就不分青紅皂白斷然與大哥絕交,未免也太低估了周作人的雙商。


還有一種貌似荒唐的說法是: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即與羽太信子同居。因其本人有婚約在身,只得承諾為信子負責,並主動介紹赴日留學的二弟作人與信子相識,讓二弟接手。三人在北京同居一院後,信子近在眼前相處日久,魯迅舊情複燃,進而想讓信子一人共侍二夫。這才是最終導致中國文壇獨一無二的周氏兄弟決裂的根本原因。十幾年後兩兄弟的人生軌跡全然不同:一個被奉為神,一個被視為鬼。當了神的哥哥魯迅的說法當然被廣泛當成了事實。只是對照周作人的原文,哪一種看起來更可信?

 

被魯迅罵為“狗”“乏走狗”“落水狗”的人,幾乎都是當時的名流:章士釗、楊蔭榆、胡適、梁實秋、林語堂、徐志摩、陳源、李四光、成仿吾、顧頡剛、沈從文……這裡面很多人家世比魯迅深厚、學歷比魯迅顯赫、為人比魯迅謙和。魯迅罵中國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楊蔭榆是“性變態”,而楊蔭榆之所以惹魯迅討厭,是因為當時任校長的她對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為不滿,雷厲風行整頓校風,觸到了正與許廣平曖昧中的魯迅的痛處。

 

1937年日軍侵華後,楊蔭榆因自己的學生被日軍輪奸殘殺,憤而跑去日本領事館痛斥,被日軍槍殺于蘇州吳門橋下,身中數十彈。魯迅罵大學生陳其昌拿日本經費,事實是陳其昌在上海從事地下抗日活動,被日本人抓起來裝進麻袋亂刀戳死。魯迅常常痛駡的高長虹在法國留學,聽說日本全面侵華之後輾轉多國趕回中國抗日,跟隨國軍轉戰大半個中國。魯迅罵的是這樣國難當頭挺身而出的人。之前他鼓勵許廣平劉和珍帶頭反對北師大及教育部,而當劉和珍們去遊行示威之時,他卻力阻許廣平不許前往。然後就有了人人都學過的《紀念劉和珍君》。1931年九一八事變,舉世震驚,魯迅卻說“東北事變詳情我一點不知道。”(《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


他幹了些什麼呢?12月與“友人”出版旬刊《十字街頭》,而魯迅以“阿二”為筆名發表的,都是令人難以啟齒的辱國歌謠:《好東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謠》、《言詞爭執歌》……諷刺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協商以軍事外交途徑化解民族危機的努力,把國民政府說得天下最黑最無能,倒像是日軍配合軍事侵略的心理戰傳單。1932年淞滬抗戰,十九路軍浴血奮戰,魯迅說“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全家躲到內山完造的書店裡,而這書店據說其實是日本特高科駐上海的聯絡站——當然魯迅對此是反駁過的。就算不是吧,那魯迅在幹什麼呢?此時上海文化各界都在聲援抗日,宋慶齡親自上街鼓勵中國將士,而1932216日的魯迅日記記載:“青蓮閣邀妓來坐,與以一元。”對於日本人,一個罵字也沒有。

 

日軍佔領上海時,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成員內多發徽章和照片。許多青年不懂地下工作的殘酷,一旦被日軍發現難免被殺。魯迅是這樣說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楣是必然的。”(《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原來日軍不是殘酷是認真,青年不是愛國是愚蠢。30年代之後,魯迅不斷為蘇聯辯護。他明明知道蘇聯肅反中的大規模清洗、殺戮、監禁和流放,知識份子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卻在《“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後記》和《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等文章中告訴青年:像這樣對反動派決不憐憫的無情打擊,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為正當的”,“正確的戰法”,是有“堅強的意志的戰士”所不能不採取的鬥爭方法。他若是能再活三十年,多半也是要雙手擁護的。

 

魯迅是是有錢兼有閑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國是最高薪的職位之一,他的稿費收入在民國是暴富階層的水準。他住在上海灘的外國租界,和日本老闆茶餘飯後相談甚歡,享受著和許廣平經常去“大光明”看西洋電影的樂趣,同時罵著當時內外交困艱難前行的國民政府。“一個政權到了對外屈服,對內束手,只知道殺人、放火、禁書、擄錢的時候,離末日也就不遠了。他們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經沒有自己的份,現在是在毀別人的、燒別人的、殺別人的、搶別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們卑怯和失敗的心理!”(唐弢《瑣憶》)魯迅一邊安然無恙地罵,一邊自由出版著他的《偽自由書》,一邊感歎這樣的自由是“偽自由”。


事實上1927~1937這十年,堪稱中國報刊最自由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真正時期。當魯迅離世後被譽為“民族魂”之後,其弟周作人曾說:“現在人人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見,是在高高地臺上,一人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即是他生前所謂思想的權威的紙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維人不過火,即不至於獻醜。”所以真實的魯迅,即便小說寫得確實不錯,但究竟能不能稱得上光芒萬丈的民族脊樑,即便過了八十年,也是誰也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