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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14日 星期四

毛主席百忙之中怎麽連這種小報也看

 


群眾報刊是文革的一個「神話」。誰都不會想到,在1960年代中國大陸的天空下,群眾組織(哪怕只有三兩個人)可以創辦報刊;更沒有想到,19669月—1968年底,紅衛兵、造反派群眾組織創辦了數以萬計的大量報刊。群眾報刊滿天飛的這個「神話」,是毛澤東起的頭兒。19668月,毛澤東應北大造反派聶元梓的請求,為北京大學造反派創辦的報紙題寫刊頭:「新北大」。822日,《新北大》創刊。這張報紙創刊後的示範作用很強。91日,北京「一司」的《紅衛兵》和北京六中的《紅衛兵報》創刊,這是最早的造反派小報。這些小報創刊後,沒有人制止——那就是上面默許了。


畢竟,平頭百姓辦報,是一件文革前想都不敢想的政治風險很大的事情,一些紅衛兵不放心,925日,周總理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負責人時,有紅衛兵問:「自己可以印報嗎?」周總理答:「自己印報可以嘛!」有了這句話,可以放心地甩開膀子幹了。在北京紅衛兵的影響帶動下,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造反派群眾組織幾乎都辦了自己的報刊。一時間,紅衛兵、造反派創辦的報刊,鉛印的、油印的、石印的,呈現出豐富多彩、萬馬奔騰的局面。


有紅衛兵宣稱:「無數的紅衛兵報,在毛澤東思想的燦爛光輝照耀下,在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風暴中誕生了!」「革命的紅衛兵,奮發圖強,自力更生,辦起革命的紅衛兵報!讓我們的報紙,在無產文化大革命中,充分發揮它的宣傳作用,充分發揮它的戰鬥作用!」「革命的紅衛兵報好得很!革命的紅衛兵報萬歲!」(《歡呼革命的紅衛兵報》,《首都紅衛兵》報第12號,19661120日)有造反派自豪地說:「我們正在進行著人類有文化以來驚天動地的一件大事——由我們工農兵革命文藝戰士自己寫、自己編、自己印、自己發行、自己看的刊物,就要送到我們掌大錘、舞鐮刀、握槍桿的工農兵手心裡來了!」(《紅雨花》發刊詞)


這些報刊也被送到毛澤東的身邊。據毛澤東的圖書管理員徐中遠回憶:「隨著種種紅衛兵群眾組織的相繼成立,種種紅衛兵群眾組織創辦的種種報刊也紛紛出刊,送到中南海毛澤東身邊。對紅衛兵群眾組織創辦的報紙,毛澤東也常常翻看,有的邊看還邊用紅鉛筆圈畫。那時候,我們每天都要收到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贈送給毛澤東的報紙和刊物。有的毛澤東翻看了一下,有的根本沒有拆封,連同看過的報刊一起退給我們保管。


我們估算了一下,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時候,毛澤東身邊的各種報刊,除了我們根據毛澤東的需要訂閱的百種以上之外,加上各地出版部門、紅衛兵群眾組織贈送的,一共要有近300種。……60年代中期以後,他老人家看後的報刊和他不看的報刊,都即時退給我們保管存放。這裡我特別說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全國各地紅衛兵組織送給毛澤東的報刊,大報小報,大刊小刊,專刊、號外等等,至少也有百種以上。這些報刊,毛澤東看過的是少數,大多數沒有拆封過。」


群眾組織創辦的報刊,引起了毛澤東和中央的關注,成為毛澤東瞭解各地文革進展情況和派性鬥爭情況的重要管道之一。張春橋說:毛主席每天讀一大疊報紙和傳單,再三囑咐中央文革小組同志,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出四小時讀報。196783日,林彪接見楊得志時說:紅衛兵的報紙,主席都親自看。(《文革通訊》第88期,上海紅反會196791日編印)我收集到的文革期間毛澤東閱讀和評說紅衛兵造反派報刊的話語不少——毛澤東說:「紅衛兵寫的東西好看,《人民日報》不好看。」


19671月,毛澤東在「三司」機關報《首都紅衛兵》上看到《打倒「私」字,實行革命的造反派大聯合》一文。他讚揚這篇文章寫得好,並要身邊人查查作者是誰。在毛澤東的指示下,這篇文章被「兩報一刊」轉載,作者孟繁華也被調進《人民日報》。19676月,毛澤東接見東南亞一共產黨領導人時說:僅地質學院《東方紅》的銷量就在10萬份以上。這些報紙何止幾百種,有幾千種。我看到兩百多種,看不完。如將全中國的報紙銷量加起來,比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銷量總數還多。


7月,毛澤東對華北、中南、華東地區進行視察的前一天,與從湖南來的老同學周世釗談起了湖南形勢。周十分驚訝毛非常瞭解長沙武鬥情況。毛說:你看我的辦公桌上不是放著一大堆小報嗎?有些情況我是從小報上看到的。毛澤東在江西視察時,多次提到江西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主辦的《火線戰報》。827日,毛澤東說:「天津南開《衛東》紅衛兵小報有一篇好文章,提出了一個問題。紅衛兵小報是好東西。」毛澤東指的是《衛東》上刊登的《要大膽使用革命幹部》。


10月,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時說:「為了爭奪報紙,爭奪輿論機關,鬥爭可激烈了。比如《湖北日報》,這一派奪了過去,那一派再奪回來,然後大家都不贊成,根本不出報,那麼就出很多小報,每一個工廠,每一個學校,大的學校,都有報紙。」1968315日,周恩來在接見四川軍政領導人時的講話中說:「主席許多小報都看了。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派批的一塌糊塗,還有什麼《嘉陵江上煙雲滾滾》,主席都看了。」1968728日,毛澤東在接見「五大學生領袖」時說:「你們的小報我都看過,你們的情況,我都知道。」

2026年5月11日 星期一

張國燾總算是留在加拿大活得不錯還能喝點小酒

 



1975年冬天,多倫多唐人街飄著雪。唐人街一條並不起眼的小街口,一家中餐館燈光昏黃,門口掛著厚厚的棉簾。那天傍晚,一位頭髮花白、步子有些虛浮的老人推門而入,店裡年輕的服務員小聲問老闆娘:「這個老頭,常一個人來,聽說當年是個『大人物』?」老闆娘只擺擺手:「少打聽,好好上菜就是。」就是這位穿舊呢子大衣、端著一碗酸辣湯細細慢喝的老人,曾經在紅軍中握有十多萬人的生殺大權,是中央領導層裡能與毛澤東正面爭權的人物。三十多年後,卻混跡在北美唐人街的小飯館裡,聊聊舊事,與他早年的革命經歷拼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種頗為巨大的反差。


 

沿著這條線追溯回去,就得從他還站在革命最前列的那些年講起。如果把時間撥回到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張國燾的人生起點,毫不誇張地說要遠比大多數後來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人物高得多。早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他就是學生運動的骨幹,北大紅樓的檔案裡有他組織遊行和演講的記錄。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他作為代表之一坐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那間屋子裡,年紀不大,卻已位列「創黨元勛」之列。到了1927年前後,隨著大革命失敗,國共分裂,他更是順勢投入武裝鬥爭。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後,各地武裝星星之火,張國燾被派往紅軍系統,做他最擅長的工作——宣傳、組織和黨的建設。



資料顯示,1930年前後,他在鄂豫皖一帶擔任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名義上是政治委員,實際上掌握著軍政大權。這一時期,他的威望並不遜色於任何一位紅軍高級將領。紅四方面軍在川陝邊建立根據地,他在會上講話,常常一講就是大半夜,底下的政工幹部一邊做記錄,一邊傳達命令。不得不說,那時候的張國燾,是標準的紅色大人物,身邊跟著的警衛、秘書、參謀,一個不少。歷史的拐點出現在長征。1934年中央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開始西征,1935年在川北會寧一帶,與紅四方面軍會合,這時張國燾手裡的兵力遠比中央紅軍多。誰聽誰的,成了擺在桌面上的問題。



在黨史資料中,關於張國燾「另立中央」、堅持南下的記載頗多。這裡不必展開細節,只要抓住一點:路線分歧已經擺明。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在中央的地位不斷鞏固,而張國燾的政治判斷,卻仍停留在「人多槍多我說了算」的舊思路上。結果很清楚,他選擇南下,後來事實證明這條路極其兇險,部隊損失慘重;而毛澤東主張的北上路線,最終把紅軍引向了陝北,走出了另一條路。等到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時,張國燾已經在黨內失去了原有的高度信任。表面上他仍是高級領導人,參加會議、出現在合影裡,但很多重要決策不再經過他,讓這位習慣「掌大權」的人物極不適應。有意思的是,那個階段,他並沒有立刻走上決裂之路。延安的窯洞裡,他依舊聽報告、寫總結,開會時還能和毛澤東、周恩來並排而坐。只是,風頭已不在他這邊。



1938年春天,抗戰已經全面爆發半年多了。陝甘寧邊區的黃土高原上,黨的機關漸趨穩定。張國燾當時的職務,是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看上去仍然體面。他參加各種公開活動,接待外賓,出席典禮,一副「重量級領導」的派頭。193844日,清明節前夕,一場儀式成了他的轉折點。這一天,延安方面組織代表團去陝西黃陵縣祭掃黃帝陵,有中央領導,也有地方負責人。車隊順著黃土高坡開過去,旗幟飄揚,現場有記者拍照,有群眾觀看,場面隆重。儀式結束後,一輛並不太顯眼的汽車悄悄停在路邊。這輛車,不屬於陝甘寧邊區政府,而是國民黨方面提前安排好的交通工具。張國燾沒有再回到他在延安的住所,也沒有向周圍人多做解釋,就在黃陵附近,直接上了那輛車。



 有護送他的警衛,當場愣住。張國燾身邊最信任的貼身警衛何福聖,當時沒能跟上。車門一關,這位昔日在紅軍中地位崇高的領袖,就在陝北的黃土坡上,做出了人生中最重的一次轉向——離開共產黨,投奔國民黨。關於這段細節,他後來在英文回憶錄中寫得比較含糊,只是提到「心中已有決定,需要一個機會離開」。但從時間點來看,這個「決定」,並非一時衝動。長征之後的權力變動,延安內部的調整,以及他個人心理上的落差,早已累積許久。黃陵祭祖,只是一個順手利用的節點。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前,他還曾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一起看戲、談笑,在外人眼裡,似乎關係尚屬「正常同志關係」。這種表面平靜與內心決斷之間的反差,讓後人回看這段歷史時,總有種說不出的冷意。張國燾離開延安之後,很快通過中間人聯繫到國民黨方面。不久,他出現在當時的陪都重慶。張國燾抵達重慶,是在全面抗戰形勢最緊張的幾年。蔣介石把重慶作為戰時首都,各路人物雲集山城。對於國民黨高層來說,一個曾經的中共高級領導人投奔而來,無疑是絕佳的宣傳材料。



戴笠,這個被稱為「蔣介石的雨傘」的軍統頭目,很快組織了一場熱鬧的歡迎宴會。軍統的檔案中記載,當時動用了不少人脈,請來眾多將領、官員,場面規格不低。張國燾被安排在上座,杯盞交錯,寒暄不斷,還被授予一個中將委員頭銜。這種頭銜更多是政治象徵意義,實權有限。宴席上,張國燾被稱呼為「張先生」、「張委員」,很多人對他早年的事跡津津樂道,仿佛在歡迎一位從敵營「回頭」的重要人物。表面看,一切風光。然而,到了真正需要立功的時候,問題就暴露了。軍統方面對他的期待,主要體現在兩個字——策反。戴笠在內部文件裡明確提到,希望藉助張國燾的名望和舊部關係,從共產黨陣營中挖人、挖線索。為此,軍統甚至設立了專門小組,安排特工配合他聯絡過去的紅軍幹部。



有一份軍統內部調研報告提到,張國燾「忙活大半天」,卻沒能成功策反哪怕一名重要幹部。舊部對他的印象,多停留在長征分裂和路線鬥爭那一段,不少人心裡對他頗為複雜。在這種心理基礎上,想靠一封信、一句話就拉人叛變,幾乎沒有可能。時間一長,張國燾在軍統系統裡就變味了。起初是「座上賓」,後來成了「可有可無的閒棋子」。有軍統人員私下裡說:「這位張委員,說得多,做得少。」還有人半帶挖苦地說他「革命資歷嚇人,實際作用有限」。這種評價雖略顯刻薄,卻反映出一個現實:張國燾投向國民黨,並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新角色。在共產黨那裡,他是「叛徒」;在國民黨內部,他又談不上核心人物。政壇的夾縫,開始慢慢合攏。



19465月,戴笠在南京失事身亡,飛機墜毀。此事對張國燾而言,是一個分水嶺。他在國民黨內部唯一真正願意出面維護、安排他的人,突然不在了。失去靠山,他的處境立刻變得尷尬。戴笠生前曾幫他謀了一些職務安排,其中之一,是通過老鄉熊式輝的關係,被調入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擔任署長。這聽上去是個不錯的職務,但落地之後,問題接踵而來。江西省主席王陵基對他非常不待見,處處掣肘,經費、人事都不給配合。張國燾開會,下面坐著的人心思各有盤算,表面服從,暗地裡陽奉陰違。有一次,他在辦公室裡苦笑著對身邊人說:「原來做地方官,比打仗還難。」這句話裡的酸味,不難體會。



在政治空氣日益緊張的1947年前後,他最終選擇離開江西,逃往上海。上海當時雖然也是國民黨統治區,但商業發達,人物雜處,相對來說更容易隱身。只是,他的名字擺在那裡,想完全脫離政治,談何容易。1948年,形勢急轉直下。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陸續爆發,國民黨在戰場上屢遭失敗。蔣介石開始考慮「深水中的負擔」——對一些既無實權又容易引起爭議的人物,採取疏遠甚至驅離態度。張國燾就在這批人之列。蔣介石批准了一道驅逐令,要他離開上海。表面上說是「安全考慮」,「便於保護」,實際就一個意思:不要留在身邊。有人給他安排了去台灣的船票,但出於種種顧慮,他沒走那條路,而是改道去了香港



那一年,他五十一歲。從黃帝陵坐車離開陝北,到此時輾轉上海、香港,整整過去十年。政治潮水退到這一步,他已經不再是任何一方爭搶的棋子,只剩一身被歷史裹挾的經歷。1949年前後,香港成了一個特殊的節點。內地形勢已經完全明朗,新政權在大陸建立,很多人選擇從香港出發,要麼轉赴台灣,要麼去了海外。而像張國燾這種兩邊都不討好的前政治人物,則處於尷尬境地。有一種說法提到,他曾短暫抵達台灣,卻在臺北被軍方人員做工作,勸他離開。這類細節,因公開檔案有限,還有爭議。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最終沒有在台灣獲得安身之所,而是在1949年前後輾轉回到香港,靠翻譯、寫稿、寫回憶錄謀生。



香港的生活,並不體面。他沒有穩定收入,住處時常更換。後來有回憶說,他常為孩子的學費發愁,到了要向朋友借錢的地步。這對一個曾經號令一方的諸侯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落差。1953年,他做過一個看似關鍵的嘗試——寫信給新華社香港分社,表示有意回大陸生活。信件的具體內容外界難以完全掌握,但從後來流傳的片段看,他在信中表達了某種「願意回歸」的願望。北京方面回信則相當明確:如果要回國,必須進行深刻的自我檢討,對過去的行為作出清晰交代。

這一點上,張國燾退縮了。他不願在紙面上做那種「完全否定自我」的檢討,更不願在公開場合接受政治審查。他對身邊人說過一句話:「讓我把自己罵得一無是處,不如讓我在外面慢慢過下去。」這句話的確帶有個人情緒,但也說明他在內心深處仍保留著那點自我認同。回大陸的路,就這樣斷了。



時間來到1960年代初。冷戰格局下,西方學界對中國革命史產生濃厚興趣。某美國大學通過仲介與張國燾聯繫,希望他寫一部回憶錄,講述從建黨到長征、到延安分歧的親歷。稿酬雖然談不上巨額,卻足以讓他的生活有了一些緩衝。在這筆稿酬的支持下,他把一家人陸續送出香港。1960年代中後期,他的幾個子女先後前往加拿大和美國,有做教授的,有學醫學當醫生的。在子女眼中,這位父親的歷史身份反而淡化了,他們更重視的是學業、職業,在北美社會站穩腳跟。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提到,長子在信裡說過一句話:「我們不再談政治,只願做普通人。」這句看似平常的話,映照出一個時代的變遷。



到了1960年代末,他本人也移居加拿大,定居多倫多。北美的生活,相對安靜,他的身份從政治人物變為退休老人、普通移民父親。在異國他鄉,他面對更多的是日常瑣事:房租、醫療、孩子工作,反而很少有人再提起他曾經在陝北和川陝間的那些往事。1975年前後,多倫多唐人街的小餐館經常見到一位老客人。老闆娘後來回憶,這位老先生點菜很簡單,清湯一份、小炒一碟,有時加個點心,不怎麼講究,卻坐得久。飯吃得慢,筷子放下後,經常扶著茶杯,跟同桌的人聊上一個多小時。人到晚年,常常就只能用這樣的方式消磨剩餘的光陰。



1979123日淩晨,多倫多一家養老院裡,這位曾經的紅軍領導人因中風去世,享年82歲。關於他去世的細節,社會上存在幾種不同說法,有的強調「孤寂無人陪伴」,有的說有家人在側。但有一點沒有爭議:他的最後時刻,是在海外度過的,沒有落葉歸根。如果是在國內,那就很難說了。

 

林彪元帥真實的鬼樣子到底是如何

 


林彪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功大還是過大?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認識並不容易統一。過去雖然有結論,但未必能為將來的歷史認同。但有些認識還是可以統一的,比如說林彪是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行非常之事;林彪還是一個怪人,他的五官外貌——耳鼻嘴眼眉,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工作方式與生活習慣,都與常人有較大的不同。如果我是一個畫家,一定要為如此生動的他畫一幅傳神的素描;可惜我不能為之畫,所以就想寫一篇素描似的散文。



一、林彪的外貌

作為一個湖北人,林彪是一隻很典型的九頭鳥。

林彪的身材瘦小乾枯,身高估計在1.65左右,面龐清癯,面容黃枯。在群星璀燦的第一代領導人中,林彪只能算作一名「丑星」。林彪是那種有陰柔氣質的男人,內向而寡言,有較明顯的女人氣。所以,當年在紅軍隊裡演戲時他常常扮演的是女角。當他還能被開玩笑時,也只有極個別的人敢與他開玩笑。黃埔大師兄陳賡常常與他走著走著就將胳膊往他脖子上一勾,戲謔地稱其「林妹妹」,他總是身體一甩,口中說道:「去!去!去!」林彪從不喜歡玩笑,更不喜歡這樣的玩笑。但對於陳賡這個黃埔一期生,年齡比他大,資格又比他老,又是沒皮沒臉的那種人,他這個黃埔四期生顯得很無奈。



其實,鄧小平個頭似乎也並不比林高,甚至還要矮一點,臉盤子也並不比林好看到哪兒去,但鄧大人絕不會讓人感到有女人味。鄧的五官雖然算不上富麗卻很端正,身材雖然矮小卻很敦實,鄧是一個有厚重質感的矮個子男人。上海人講話「盤子扎得老穩」或稱「腳底有根」。據說,西南剛解放時,西南聯大的教授吳宓先生曾有緣得識鄧小平一面,歸來後竟向友人預言道,鄧小平骨骼清奇,龍驤虎步,貴不可言,後必為中共中興之令主。果不謬言矣!林彪的臉型有點猴,有點狐,臉型薄,不厚實,下頜尖了一點,有骨感沒有質感。說是尖嘴猴腮,有點了,不過也沒到「獐頭鼠目」的程度。也許因為少年時頭上長過黃癬的緣故,林彪的頭顱過早地禿了,沒幾根毛。「九一三」後,官方稱其為「林賊」,而中國的老百姓一般都稱其為林禿子。「林禿子」不是一個好稱呼,但也不完全是貶義,人們由「聰明的腦袋不長毛」,聯想到那顆光禿禿的腦袋實在是一座智謀的倉庫。



林彪的鼻子是尖的,談不上「隆準」,相書上叫「通天鼻」;林彪的耳朵大,沒注意有沒有「垂珠」。據說耳中有「福氣毛」,是貴人相,但毛太短,貴不長;林彪的腮幫子也總是瘦得鼓不起來。據說林彪從東北戰場打了大勝仗回西柏坡開會,毛澤東當著文武百僚開他的玩笑:林彪你吃了那麼肥(指東北的勝仗繳獲豐碩),怎麼還那麼瘦呀!大家哄地大笑,林彪也尷尬地笑笑,不說話,毛見狀也不再繼續開。也只有毛敢開這樣的玩笑,別人誰也不敢。林的腮幫子雖然鼓不起來,但剛好配上下陷的雙頰,再加上不苟言笑的表情,是一種有力量的陰沉,。

 林彪的眼睛是小的,且是那種三角型的,眸子漆黑,有精赤的異彩,陰鷙而有神;林彪有兩道極其濃黑的掃帚眉,這樣的濃眉極少見,立地生威;林彪說話的聲音極有特色,凡在文革中聽過他的講話或是講話錄音的人,幾十年後都不會忘記他那特有的聲調,那是一種變性了的老女人一般的尖利的聲音。



即使當著老毛的面做報告,即使在天安門城樓上當著全世界的面做報告,林彪也是拿腔拿調的,總是刻意地將尾音拖得很長很長,聽的人雖然不習慣,但誰也感覺得到林彪的聲調里有一種恐怖與威躡的力量。如果說,林彪的眼睛表明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那兩道濃眉則是殺伐威武的象徵;而他說話的聲調卻表明這個人是有點變態的。所謂「非常之人」嘛,從裡到外都「非常」。就是這樣一個瘦小乾枯、尖嘴猴腮、通天鼻、福氣毛、掃帚眉、三角眼、尖嗓門的「湖北佬」,卻是中國當代史極為重要,且魅力無限的人物,他無疑是千古良將,也可能是千秋佞臣。他有點像漢初三傑之一的韓信,也有點像唐初二十四凌煙閣功臣的侯君集,但他還是最像歷史上的韓信,用兵如神,百戰百勝,功蓋天下,毀譽參半。有反意,有反跡,卻也不見得付諸了多少行動。他的功敗得失將永遠是學者們研究的熱門課題,他的名字也將永遠掛在中國人的嘴邊。



二、病中的林彪

毛的保健醫生李郎中第一次見到林彪是在19668月,正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期間。不難考證出這個時間段應是在196687日—12日之間。85日,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已經寫好了,林也於86日上午回到了北京。此時,凡中共高層的圈內人士都已感到林彪正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炙手可熱、如日中天。有一天,林彪忽然就病了,毛的大內總管汪正要設法接近並結交這位即將欽定的「新太子」,於是拉上李郎中,藉口看病一起前往毛家灣。但李的這段回憶是有問題的,因為林彪從大連回京後住在人大會堂浙江廳,那裡有空調。當二人剛一走進林彪那寬敞的臥室,卻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只見,那位身經百戰、功勳彪炳的林元帥此刻正斜躺在那張寬大的床上,妻正歪坐在床頭,妻的玉腿垂沿在床邊,腳上搭拉著一雙皮拖鞋,元帥的光頭顱就依偎在妻的懷裡,哼哼唧唧地哭著,發出因病痛折磨的痛苦聲音。



那位白皙肥碩的妻正無限溫柔地撫著丈夫光溜溜的腦袋,口中喃喃地發出軟綿綿的女人的聲音,傾情地撫慰著懷中這位大名聲的老男人。經過診斷,林彪得的是輸尿管結石,那肯定是一種相當痛苦的病。病人在忍受的過程中發生痛苦的呻吟那也是極正常的。但中國人的認識上有一個傳統的誤區,總是將武將的形象與「關雲長刮骨療傷」聯繫起來,所以就很難想到這位運籌帷幄、驍勇善戰、百戰百勝的戰神居然躺在老婆的懷裡作孩童般的哭泣及哼唧。即使一般普通的男人也不會如此脆弱的,那只是三、四、五歲剛剛斷奶的兒童們,或是起膩的、讓人起雞皮疙瘩的小男人的行為。雖然失望,但那是真實的林彪。沒啥啦!人的多面性。



三、煙火味最少的人

人類由類人猿進化過程中,最關鍵的就是火的應用,生食變成熟食,不僅易消化而且易吸收,於是進化加速了。所以,人作為地球生命進化的「終極物種」(筆者自註:這個說法也許是不科學的,無論是進化或變異都不可能有「終極」,人類將來會進化到哪裡去?誰知道呢?),雖然幾近全能,卻無不帶煙火味。人人都吃五穀雜糧,個個都要打嗝放屁。一旦擁有財富和權力,私慾更是爆炸式的放大和增長。山珍海味、美酒佳肴,聲色犬馬,所謂「飲食男女」,所謂「七情六慾,人皆有之」,說來說去,仍然是人的煙火味。但如考察一下古今中外那些長期處於權力與財富寶塔尖的帝王將相、達官貴人之中,大概沒有什麼人的「煙火味」能比林彪更少的了。林彪的日常生活習慣奇特得令人難以相信,他似乎長期處在一個近於「半人半仙」的境界。林彪怕光、怕風、怕水、怕驟變的溫度、怕一切劇烈的聲音;怕人多、怕疲勞、怕羅嗦、怕迎來送往、怕人情酬酢、怕正常的禮儀、怕虛偽的客套、也怕朋友、戰友之間假模假勢的掏心窩子的講一些什麼所謂的「肺腑之言」。林彪幾乎是不交朋友的,他的同僚、戰友、部下大把大把,就是沒有什麼「朋友」,沒有「知已」,連「紅顏知已」也沒有。估計辦公室里的女秘書總會有的,但到不了內室來。能到內室來的除了被人稱為葉主任的妻子外,就是警衛戰士及文職秘書,一群雄雞頭兒。



林彪基本上沒有社交生活。對待同僚,他從來也不與陳仲弘之流推杯助盞;也不與葉參座之輩詩詞唱往;對待部下,既不疾言厲色,也不噓寒問暖。至於與部下喝酒談心之類的事,在林彪那兒就如同天方夜譚。部下來了,我們的林總最多也就拿出裝炒豆子的袋子往桌上一扔,不咸不淡地招呼一聲「吃一點吧」。部下如能遭逢此等待遇,骨頭輕的就無不屁顛屁顛樂上好多天。其實林彪原本也並沒有什麼「死黨」的,他實在不是那種善於結黨營私的人。所謂的「四大金剛」,也只不過是幾個戰爭年代比較得心應手的老部下,在文革初期受到中央文革的迫害,他們的林總將他們從中央文革的手中保了出來,在文革的大亂局中重新集結,死心塌地的跟著自己而已。他分配他們各掌了一個軍種的權力,與他們工作上聯繫當然是有的。迄今為止的資料顯示,他也並沒有將「四大金剛」召集到密室里開個「黑會」什麼的,更沒有將所謂的「謀害最高」、「另立中央」、「叛國外逃」之類的大事,與他們商量過一星半點兒。



林彪的日常生活與一般人有著太多的不同。許多在常人眼中極普通、通常被忽視的東西,往往卻能刺激他的神經,並引起他的恐懼。在所有的這些「怕」之中,他最怕的卻是人類須臾不可或缺的「水」。儘管水是「生命之源」,但林彪卻與全人類採取不同的立場。他不喜歡看到直接的「水」,也怕見到「水」的各種物理、化學或有機的形態。因而他不願意看到下雨、下雪以至結冰。他不喜歡喝水,當然他也更不喝酒,無論是含水分少的烈性酒,還是含水分多的啤酒和飲料。甚至連水分較多的水果,如西瓜,他也不喜歡吃。



他怕看見「水」,一見到水就會聯想到水的流動,於是又會聯想到「拉稀」,那也是一種水的流動形式。久之,甚至一聽到流水的聲音肚子就咕咕作響,然後拉稀。雖然在「怕水」這一點上他和常人類是不同的,但在「怕拉稀」這一點上他卻是和常人類所共同的。因為怕拉稀,所以更怕水。他平時儘量不洗手、不洗臉、不洗澡。吃東西後,把手在沙發上擦擦了事,或用乾的布或紙反覆地擦拭,或是伸出手來,內勤就把這一類事做了。他身材雖然瘦小,手和腳這一類身體的延伸部分卻是大的,且是骨感的。這一點和某些人正好相反,某些人個頭兒很大,手腳卻是小的,且肉嘟嘟。那麼高大的個頭,肉嘟嘟的小手,肉嘟嘟的小腳,肉嘟嘟的下巴,想著都起膩。



當然,林彪的身體同樣也是需要水分的,沒有水分的身體是木乃伊。對於這一點,林彪自己也明白。因為平時不喝水也不吃水果,於是他不得不喝粥,雖然喝粥也會有聯想,但沒有辦法,只能用毅力克服。或在吃饅頭時,先把皮剝去,然後切成幾片,用開水泡著吃。身體所需的水分,就用這樣可笑的方法供應著。少量的水分僅只夠維持生命的需要了,就沒有多餘的水分滋潤身體,所以林彪的身體和面容始終是枯黃巴巴的。林彪的飲食堪稱老一輩革命家們艱苦樸素的典範。常吃的主食有麥片粥、玉米粥、饅頭等,副食是用開水燙過的大白菜葉子,不加油鹽,有時也吃「蒸肉餅」和「清蒸魚」,但不吃「紅燒肉」補腦子。湯是喝一點的,質量也比較高。



對於衣服和被褥,林彪又有一套自己獨創的特殊的嚴格要求。他絲毫不講究衣服的款式和質料,更談不上品牌,而只注重衣服的溫度。他認為衡量衣服的唯一指標是溫度,並由此別出心裁地發明了「穿衣數位化」。他將每件衣服都設定為一個溫度,比如襯衫為2度、外衣為4度、大衣為10度——然後根據氣溫的變化對所穿衣服進行增減,達到與外界的平衡。林彪通常不喜歡毛衣、也不喜歡棉衣,天氣涼了,他只是將單衣一層層地套上去。他的毛巾被、床單等也都設定了溫度,睡覺之前,讓內勤先將被褥預熱,然後再安閒地入睡去。



於是,林彪的日常生活離不開溫度計了,就像戰爭年代離不開軍用地圖一樣。林彪當然也要拉屎撒尿的。要撒尿了,還是能堅持百忙之中親自上衛生間。要是拉屎,則又有自己發明的解決辦法。由內勤將乾淨的便盆放在床上,他於是從被窩裡爬將起來再坐將上去,內勤隨即用棉被將他包起來,從脖子一直包到腳,只露出一個腦袋在外面。於是林彪就在被子裡完成一系列的吐故程序:放屁、撒尿、拉屎,一點點風也吹不進來,一點點氣也出不出去。事情完成後,通常也並不要求更換被褥。元帥一生在槍林彈雨中闖蕩,沒有那種資產階級的嬌氣。伺候他完成這一生理行為的通常是內勤,但他的妻也偶爾為之的,並不嫌棄。說他養尊處優是可以的,但不是窮奢極侈。



林彪房間的陳設,也很簡單。臥室有一張棕床,一個床頭櫃,一把椅子,一個屏風,如此而已。客廳是散步的地方,身體好時,也在走廊散步,那裡有一個茶几、兩把椅子,走上百十步,坐下來歇一歇。林彪青年時期也是嚮往過女人的,傳說他暗戀過周恩來的乾女兒孫維世,看來也是真事。要那件事真成了,林彪成了周恩來的乾女婿,那歷史就肯定不是後來的那個樣子了。但那事終於沒能成。林彪與葉群結婚後,總的說來,他對妻子是忠貞的,並沒有文工團員,但也並不等於就沒有想法。孫維世從蘇聯回來途經東北時與林彪重逢,林彪就表現得異乎尋常的熱心,有舊情復燃的苗頭。可惜還沒有等到行動,就給一個姓李的大嘴巴攪黃了。除此之外,林彪就再也沒有過什麼花邊新聞。葉群這個女人不簡單,她對林彪看得死死的。其實起主導作用的還是他自己,久病之身就像一盆火,早將他的花心燃盡了。



老頭子多次放出話來,一再反對當領導的由自己的老婆當辦公室主任的。林彪知道這樣的最高指示是專門衝著他來的,但他就是裝傻充楞不予理睬,仍然堅持由葉當主任。文革前,陸定一的老婆嚴慰冰寫匿名信告葉群,說她嫁給林前已經少女失貞。林獲悉後大怒,不僅「大義凜然」地為他的愛妻寫下了「傳誦千古」的「處女證明」。而且在中央的會議是拍著桌子罵陸定一:「老子恨不得一槍崩了你。」這個老丘八一旦發起丘八來,與會者全都很恐懼。一些與會的老帥們覺得林太過分,很丟臉。但林不在乎,為了老婆的名聲,更為了自己的名聲,林丟得起這個臉,丟不起那個臉。作為一個女人,葉群也應當感到知足了,總的說來,她還是得到了她男人的愛情的。



四、生活的主要內容是沉思

林彪生活的主要內容是沉思。沉思中,他打敗了蔣介石的百萬雄兵;沉思中,他從中共群豪中脫穎而出、一飛沖天,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沉思中,他的內心糾結於與他43年的老同事、老上級是否要分手?並選擇怎樣的時機,採用怎樣的方式來分手?在無聲、無色、無風、無光的世界裡,這個精瘦如猴般的男人幾小時、幾小時地靜默著、沉思著,如枯木、衰草般孤立,如僧道尼入定般地承禪。

他的沉思在老一輩中太有名氣了,連一向同是深居簡出,話語不多的鄧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說過:「我佩服林彪的沉思和寡言。」雖說那是在林得勢時講的話,卻也是當時真心的贊服。林彪沉思的形式是多樣的,所有形式的沉思都是林彪所喜歡的。坐著的沉思、站著的沉思、躺著的沉思、走動著的沉思。戰爭年代,他喜歡倒騎椅子,將下巴殼擱在椅背上,盯著牆上的軍用地圖沒日沒夜地沉思。



與常人相同的是,林彪在沉思的時候偶爾也會像一個傻瓜似的自言自語,但沒有人知道他說的是什麼?與常人不同的是,他在沉思時既不會微笑也不會嘆氣。有時,就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將一粒炒熟了的豆子,拋進張開的嘴中,然後咀嚼著走上一個來回。當又一個來回開始的時候,他再將一粒豆子以同樣的方法扔進嘴中。他的牙口一直很好的,井岡山和江西時期也抽過煙,早就戒了,到64歲的年紀,牙齒仍然又白又硬。有時,他站在窗前,劃上一根加長了的火柴,擎在眼前,火柴燃燒著,閃著豆狀的火花,直至火柴棍快將燃盡,將要燒著手指的那一瞬,才慌亂地扔進煙缸中,短促的青煙在缸中只繼續冒了一個極短瞬的時間,輕煙縹緲在屋中,很快就沒了。缸中剩下一小截彎曲了的、黑色的「燼」,就像多年後他在溫都爾汗燒死後那彎曲了的、黑色的骷骼。不過火柴棍兒是微雕。



黃昏時分,林彪會走到院子裡的小道上,邊散步邊沉思。雨天,他則躲在窗簾後沉思,那濃厚的窗簾,將真實世界的雨隔離了,一會兒他就根本感覺不到了,物我皆忘,此時他的沉思越發是沉沉的思。每天,他都那樣作著五、六個小時的沉思,上午兩、三個小時,下午也是兩、三個小時。即使睡覺,在夢中,他也不會停止思考。他有時突然從床上爬起來,叫秘書或是自己記錄著夢中的靈光閃現,那是他的上帝給他的啟示。他在沉思中最不能容忍任何外界的事物的干擾,突然的干擾會使他的腎上激素產生一種有毒的物質,這種物質更是轉化為一種情緒。

林彪的一生中最不能控制的就是這種情緒。這種情緒到底是什麼?他自己固然說不清,他的妻子說不清,醫生也說不清。這種情緒是萬分怪異的,雖然並不經常發生,但一旦發生,就會顯示兩個非同尋常的症狀: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這時,這位「戰爭之神」的「生命之鐘」似乎停擺了,什麼都不能做,不能看書,不能聽匯報,連吃飯都有困難,只能絕對的臥床休息。輕微時只需要躺下休息一會兒,重時則要休息四五天,要等到一切恢復以後,他才能繼續那種沉思的生活。



他沒有黑夜也沒有白天地沉思著他的問題,在陰暗的屋子裡「拉條子」,通過「拉條子」的方式制定著大大小小的軍事的、組織的、政治的預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聽秘書「講文件」,並由秘書代他在文件上畫圈圈。當他表示同意時,就掄起胳膊在空中飄忽地劃上一個大圈子,秘書就在文件上認真地劃上一個小圈子;如果他有話要說了,就由秘書記下來;他不同意時,嘴一撇說「不予答覆」。常常連這四個字都懶得說,只做一個壓下去的手勢,這就叫「留中不發」了。沉思需要寂寞,沉思也煅造了寂寞。但沉思絕不僅僅是寂寞,沉思中也有風暴驟起與戰馬奔騰,忍不住冷落與受不了窩囊氣的拍案而起;沉思中「彪式語言」電光竦起,數詞堆堆砌砌,副詞重重迭迭,也是另一種「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文學意境,也是再無別人能寫得出來的華采詞章;沉思中也有料敵如神、算無漏著、計不虛發的錦囊「神機」,沉思中也有陰鬱的等待、無奈的嘆息,也有棋錯一著,滿盤皆輸的懊惱。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一年的九一三,那個月黑風高的子夜,林彪已經吃了安眠藥,卻匆匆忙忙地離開了給他帶來無數光榮和夢想的中國。這是他一生中最最沒有「沉思」的盲動。及至飛機上了天,或許安眠藥的藥性在發動機的轟鳴中漸次退去的時候,林彪又能有限地恢復「沉思」了,然而就在這一刻,飛機炸了。



五、毛家灣的皂角樹

林彪的主要住所有三處:毛家灣、蘇州的別墅和人民大會堂。春天時他喜歡住在蘇州,江南的春天就像少女的臉,那一種恬靜、文雅而活潑的風景最是令人神往了。曾經年輕過的林彪不可能不喜歡江南,有時他甚至在蘇州一直呆到秋天的來臨。夏天天氣炎熱時,他和其他大人物一樣,往往會住到人民大會堂,獨自盤據在一個空調房裡住上兩、三個月。他習慣住浙江廳。那是一間長方形的大廳,面積不亞於一個籃球場。兩架高大的屏風佇立在門的前端。屏風裡的一面繡著孔雀開屏的圖案,外面則是放大了的毛的詩詞《滿江紅》的手跡。大廳的整面牆壁都被墨綠色的金絲絨帷幕掩住了,沙發是大紅的,各種華貴的吊燈和壁燈照射著這個密封而高貴的世界。因為臨時客居的主人並不喜歡燦爛輝煌,它們難得有全部打開的機會。



林彪來了,他的微型秘書班子也在這裡辦公。每天這裡都在重複不變的情景:為數不多的幾名工作人員進進出出,輕重不同的說話聲,緩急各異的電鈴聲,自製的咳嗽和風格不同的腳步聲交織在一起。林彪在這裡要過濾從五湖四海匯集來的消息,他必須和必須的高層人物交換必須的意見,他不得不隨時理順與游泳池、釣魚台的關係。他在這兒下鉤,起釣,撲殺與屠宰;糾纏與和解,衝突與鬆弛,傾斜與平衡,上層的勾心鬥角與平民的溫飽生死,從瞬息萬變的世界風雲到花樣翻新的雞毛蒜皮醜聞逸事。常言說:侯門深似海。這個表面平靜的海整天也都暗流洶湧的。那些車隊司機、廚房師傅、分管各種事務的秘書和管理員們,整天也都忙忙碌碌。



秋天天高氣爽,北京的秋天更有別處難以比擬的神韻。林彪與葉群一起回到毛家灣,這裡才是他真正自己的家。雖然這裡沒有香山的紅葉,但他尤其喜歡毛家灣院子裡那幾棵高大的皂角樹,那螺旋狀的褐色的大皂角在樹上密密地懸吊著,林彪隔著玻璃窗在屋內盯著它們看。風大的時候,皂角們搖晃著碰撞在一起發出陣陣的響聲。在所有的聲音中,林彪最喜歡聽也尚能聽的就是這種聲音。這種聲音不是沙沙的,不是颯颯的,也不是當郎當郎的,而是介於幾者之間。這聲音有一種亮麗、有一種圓潤,有一種金屬的質感,似乎那是年代遙遠的戰場上聲音的回放。雖然也不像,但有一點點意思。就那麼一點兒意思就能使人產生彌足珍貴的回憶了。



林彪站在窗前,聆聽著,也沉思著。他雖然喜歡聽皂角在風中擺動相撞產生的聲音,卻不能接受驅使皂角擺動的風。風小了一點,皂角雖然搖晃卻因擺幅稍小,互相不能碰撞,或是雖然碰撞但並不激烈,因而也不能發出聲音,這樣的時候,風雖然小到他能接受的程度,但皂角的聲音又沒有了。他平靜地嘆了一口氣,不由得學著老蔣的口氣罵了一聲:「娘稀匹!人生就沒有兩全俱美的事!」夕陽西沉後,長夜未臨前,有一段白天和黑夜交接的過渡時光。當落日餘暉尚存許許,幾不能清楚地顯示物體的輪廓之時,那風和光的度數就是適合於他的,這是他一天之中唯一可以走出寢宮散步的機會。在沒有皂角響的日子裡,林彪就注視南邊那一柱煙囪里冒出來的煙。



毛家灣四周都是高牆。東邊是一家醫院和解放軍總政治部,向來安靜。北邊是地安門西大街,但平常車子少,噪音也不大。毛家灣北部並不臨街,它的鄰居是解放軍出版社,即平安里三號。當時有人曾要設立115路電車,終點站就在毛家灣和平安里三號之間,但沒有得到毛家灣的同意,原因也是聲音。西邊是一些民房,要走好遠才達到西四北大街。那些民房通常是非常安靜的,居民吵架事常有,但聲音傳不到毛家灣來。南邊更安靜,如果不是茅屋胡同那裡有個解放軍文藝社,來往的人就更少了。就在毛家灣和大紅羅廠大街之間,有一家小工廠。工廠里有個煙囪,一天到晚都冒著懶洋洋的半黑半白的煙。當那裡的煙囪里的煙如能垂直地向正上方升三、四米高處而不發生傾斜,那表示那天的風的大小也是恰到好處的,也是林彪可以散步的機會。



當年,全中國的人民都在高呼著「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敬愛的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的時候,當中國最傑出的大學清華大學的七千學子高唱著用林彪語錄譜成的《四一四戰歌》:「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敢於犧牲,上戰場,槍一響,老子就下定決心、下定決心,今天就死,今天就死在這個戰場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而同樣傑出的對立派一萬多清華學子們則將稱其為「完蛋歌」。這些大學生們唱著、罵著的時候,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這首詞的主人林副統帥此刻正在同一座城市裡,蝸居在斗室中過著如此這般平淡、寂寞的、不革命的生活。如果他們知道了,或許他們就不唱了,也不罵了!

 

2025年6月16日 星期一

要求德軍埋淺方便媽媽找的紅衣小女孩結局如何

 


第二次世界大戰被公認為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烈的災難之一,眾多國家參與其中,造成的傷亡人數龐大,至今令人心痛。在這場戰爭中,德國建立了多個集中營,用以關押戰俘、平民和各種被視為敵人的囚犯,其中不乏極其殘酷的設施。 其中,有一張在集中營陳列室中展示的照片尤為觸動人心。照片為黑白色調,一位身穿鮮紅色衣服的小女孩站在鏡頭前,眼神空洞卻堅定。她的背後是被押送前往死亡營地的猶太人,面臨著即將到來的命運。然而,正如這張照片所預示的,活下去的希望幾乎沒有……他們所面臨的,是即將來臨的終結。



1940年,德國納粹軍隊入侵歐洲,實施極其殘忍的暴行,廣泛鎮壓當地居民並進行大規模屠殺。在此期間,納粹設立了多個集中營,用來關押平民和戰俘,如奧斯維辛、達豪、薩克森豪等。這些地方成為了無數人悲慘命運的見證。二戰期間,猶太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屠殺,不論是老人還是兒童,都難以倖免於難。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稱為「最大殺人工廠」——那裡死傷無數,除了猶太人,還有許多來自蘇聯等地的戰俘和無辜的平民。成千上萬的囚犯被迫關押在這片死亡之地,他們目睹了冰冷鐵絲網和廢棄廠房的存在,內心時刻充滿了對生存的渴望。



然而,德國軍隊的暴行讓所有人的希望逐漸破滅。奧斯維辛集中營成為死亡的代名詞,納粹兵士實施「安樂死」計劃,將所謂「無法治癒」的病患送入毒氣室。而這些毒氣室和焚燒爐成了迅速結束生命的工具。在集中營裡,納粹士兵特別針對猶太兒童,給他們發放毛巾和洗浴用品,營造一個假像,誘使他們走進所謂的「舒適浴室」。但實際上,這些孩子正走向死亡的毒氣室。家長們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孩子在劇烈的痛苦中離世。更為殘酷的是,納粹通過逼迫猶太平民加入「特別工作隊」,讓他們親手處理死者的遺體。為了掩蓋罪行,納粹要求這些人必須在新的囚犯到達前清理現場,確保新來的囚犯不知道曾發生過什麼。一個倖存者回憶道:「每次當我們清理這些死去的人的屍體時,內心是極度痛苦的。無論他們是猶太人、蘇聯人還是波蘭人,在我們的眼裡,他們都是無辜的犧牲者。」



這段悲慘的經歷,永遠刻在倖存者的心頭。許多曾親眼見證這一切的記者描述,在集中營參觀後,常常有無法言說的壓抑感。一位記者寫道:「每個來到這裡的普通人都會感受到極度的壓迫和恐懼,猶如坐在釘子上般痛苦。」在達豪集中營,同樣上演著一幕幕悲劇。該集中營關押了數十萬囚犯,是當時規模較大的集中營之一。士兵們將囚犯的屍體投進焚燒爐中,產生的黑煙漂浮在空中,仿佛在訴說這些無辜靈魂的悲鳴。更過分的是,士兵們強迫倖存者將已經埋葬的屍體再次挖出,投入爐中焚燒。這一切,對於一個名叫羅瑪的小女孩來說,都是一場夢魘。羅瑪原本生活在一個幸福的家庭中,父親經商,母親則是賢良的家庭主婦。她的生活簡單而充實,每天和朋友們一起在街上玩耍,笑聲不斷。然而,隨著納粹的到來,原本寧靜的生活迅速被打破。



納粹軍隊在她的小鎮上肆意掃蕩,搶奪財物、砸毀商店、驅逐猶太人並占領他們的家園。5000多名猶太人被強行集結在廣場上,送往隔離區。羅瑪的母親是波蘭人,因此她和父親的名字被列入了名單,而母親則不顧親友的反對,堅持要求與家人同行。出於某種驚訝,納粹士兵竟然答應了她的請求。幾天後,羅瑪和父母被押上車,和其他猶太人一起被送往集中營。長途跋涉,飢餓和口渴成了他們唯一的伴隨。抵達後,羅瑪和母親被關押在一起,而父親則被隔離到另一處。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吃的是幹硬的麵包,房間裡床鋪安排得十分緊湊,像一個個棺材。羅瑪的母親每天拖著疲憊的身體勞作,回到房間後幾乎立即入睡,而羅瑪逐漸發現,身體虛弱的人很快就不見了。隨著時間推移,羅瑪的母親在某個晚上病倒了,面色慘白。那晚,母親在臨終前的最後一刻注視著羅瑪,眼中充滿了不舍和愛意。母親最終被帶走,送往了毒氣室。而羅瑪的父親也未能倖免,最終同樣死於毒氣室。



在這段恐怖的經歷中,羅瑪和另一名女孩安妮成了朋友。安妮的家庭原本住在荷蘭,但當荷蘭也淪陷後,安妮和家人依然沒能逃脫納粹的魔掌。安妮的父親曾送給她一個日記本,她用這個日記本記錄下了他們逃亡的過程,以及母親被帶走的那一刻。一天,安妮的母親被帶走,安妮悲痛欲絕。旁邊的阿姨編造了一些話告訴她,母親只是暫時離開,去找父親了。安妮相信了,每天都在鐵絲網旁等待母親的歸來。然而,她終究沒有等到母親的回歸。有一天,安妮和其他猶太人被押到一個深坑前,面對著死亡,安妮對士兵說道:「叔叔,可以把我埋得淺一點嗎?我怕媽媽找不到我。」士兵們雖然一度感到愧疚,但很快又恢復了冷酷的態度,將她推入了坑中,就這樣,安妮與她的父母在另一個地方重新團聚。



這些悲慘的歷史,被許多紀錄片所記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以真實的歷史事件為基礎,講述了德國人奧斯卡·辛德勒如何竭盡全力救下數千名猶太人免於死亡。電影中的一個身穿鮮紅衣服的小女孩,成為了無數觀眾的焦點,她便是羅瑪的原型。雖然電影中的紅衣女孩最終未能逃脫納粹的魔爪,但現實中的羅瑪卻成為了倖存者,並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版了暢銷書《穿紅衣的女孩:一本自傳》。 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首映時,羅瑪也出席了並表示,電影中的故事雖然有些改變,但很多情節是真實的,只是結局不同。她曾在採訪中提到,雖然她一直不願回憶起那些痛苦的日子,但親眼目睹親人和朋友一個個被帶走的場景,依然讓她無法忘懷。安妮的悲慘結局並非沒有意義。希望這樣的悲劇,永遠不會在這個世界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