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1877～1966）是盡人皆知的歷史人物。從1915年到1919年，他因為參與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談判，並主張犧牲山東鐵路主權向日本借款，成為五四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到了上世紀60年代，年近九旬的曹汝霖撰寫《五四運動始末》，在香港《天文臺報》連載，意在洗刷其「賣國賊」的罪名。隨後他又「將清末民初經歷之事，擇要記錄」，形成《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前不久該書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其中讓人最感興趣的就是作者在五四運動中的親身經歷。
據曹汝霖說五四運動前夕，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請假回國，大總統徐世昌設午宴為其洗塵，並請國務總理錢能訓、交通總長曹汝霖和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作陪。宴會期間，員警總監吳炳湘來電話報告：有一千多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前，他們「手執白旗，標語……攻擊曹總長諸位，請諸位暫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學生將要遊行。」聽到這個消息，曹汝霖當即表示：「今學生既歸咎於我，總是我不負眾望，請總統即行罷免。」但徐世昌卻對他安慰有加，並且說學生不明真相，請他不必介意。與此同時，徐世昌讓錢能訓向吳炳湘下達命令，要求迅速驅散學生，以免事態擴大。
宴會結束後，錢能訓約曹、章二人到他的辦公室稍事休息，並打電話向吳炳湘傳達總統命令。隨後，錢多次打電話向吳炳湘瞭解情況。吳匯報說：他雖然想方設法阻止學生遊行，但由於「人龐口雜，頗不容易，恐他們一定要遊行示威。」吳還說，天安門前已聚集了2000多人，而且還有繼續增長的趨勢。過了一會兒，吳總監又來電話說：「衛戍司令段芝貴表示，如果事態繼續擴大，他就要出兵鎮壓。如果他真是出兵，我就不管了。」錢能訓深知員警的職責是維護地方治安，軍隊的任務是對付外來侵略。因此他立刻在電話中對段芝貴說：這是「地方上事，應該由員警負責，不必派兵鎮壓。」但是段芝貴卻說：按照吳總監的辦法，不但不能解散學生遊行，恐怕事態還會進一步擴大。就在雙方各執一詞、爭論不休的時候，陸宗輿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偷偷溜走，曹汝霖一看這種情況，也和章宗祥告辭而去。
曹汝霖和章宗祥離開總統府以後，因為沒有其他去處，只好回家躲避。當汽車抵達崇文門附近的曹宅時，員警廳派來的三四十名員警已經在門口守候。看到曹總長回來，為首的員警隊長立刻上前行禮，並請示如何保護？曹汝霖心中無數，便沒好氣地說：「這是你們的事，怎麼反來問我？」員警隊長知道事態比預想的更為嚴重，便解釋說：「上司命令要文明對待，因此我們連警棍也沒有帶。」聽到這話以後曹汝霖也很無奈，他苦笑著說：「你們看怎麼好，就怎麼辦吧。」
於是，在隊長的指揮下，員警們只好找了些木板和石塊將曹家大門堵上。不一會兒，只聽得外面人聲嘈雜且越來越近。曹家上下從來沒有見過這種陣勢，一時間方寸大亂。正在這時，一塊石頭越牆而過，砸在一位女僕身上。眼看學生就要衝進來了，曹汝霖只好躲進一間有通道的小屋子，而章宗祥則在僕人引領下藏到又小又黑的地下鍋爐房。二人剛剛藏好，學生便破門而入。只聽得闖進來的人們一面問「曹汝霖哪裡去了？」一面將門窗玻璃、家俱器皿、古玩瓷器等等砸得粉碎。後來不知什麼人從車庫裡取來汽油，澆在客廳和書房等處用火點燃。
這時，躲在鍋爐房的章宗祥看到院裡起火，害怕無法逃生，就跑了出來。學生們看到他西裝革履，以為這就是曹汝霖，便一哄而上，按倒就打。正在這時，一個名叫中江醜吉的日本人趕到，才推開學生將他救出。隨後，員警總監吳炳湘也趕到現場，當他下令抓人時，大部分學生已經逃之夭夭。緊接著消防隊也前來滅火，但東院的一排房子已經燒成灰燼。事後吳炳湘向曹汝霖道歉，並將他們全家送到六國飯店，將章宗祥送到同仁醫院。據醫生說，章氏全身受傷56處，幸好沒有危及要害。為此，身為交通總長的曹汝霖派專車從天津將章夫人接來，而徐世昌也把曹汝霖安置到北海附近的團城居住，並派一連士兵保護。
五四運動最終以罷免曹汝霖等人而歸於平息，但是曹卻認為他是替人受過，因為這一切都與當時極其複雜的國內外形勢有關。所以他晚年有詩曰：八十九年一瞬間，一生事事總堪慚。惟存筆墨情猶在，留於人間做笑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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