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7年底，中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註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民營經濟為中國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在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民營企業已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
2018年11月，領導親自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對民營企業家稱兄道弟。隨後，央行對民企在貸款、債券和股權融資三方面給予了扶植。各級政府還在減稅降費、清理拖欠賬款等方面給予民營企業支持。但民企的情況不僅沒有好轉，相反繼續惡化。今年11月，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4.5%，增速較去年同期下降4.2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佔比，也從2018年的62%快速下滑到57%；私營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5.3%，增速較去年同期下降4個百分點。
2019年以來，國企虧損單位數基本保持不變，而私營企業虧損單位數同比增加10.5%、股份制企業增加8.2%。數據顯示民企正在加速退出建築、公共管理、運輸設備、汽車、電熱水等行業。最近大量著名民營企業家退出經營辭職離開全面撤退。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在最近一次公開演講中說，現在民營企業家的普遍心態是：「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崇高的理想」。「如果朝這樣的方向下去，民營企業家、私營企業家的權利，自主經營的權利，得不到妥善的保障，得不到充分的保護，他們會有信心嗎？結合到最近中共四中全會關於國家經濟體系的政策，他深表擔憂。
2018年初，人民大學周新城教授發表文章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018年9月，財經人士吳小平發表文章《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應逐漸離場》。文章稱：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歷史重任，應逐漸離場。上述文章曾引發民營企業家的普遍恐慌。2012年以來截至2016年底，273萬家私人企業中有67.9％建立黨組織，10.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有70％的在華外企建立了黨組織，達到7.5萬家。歷史經驗告訴他們「打土豪分田地」正在重演。
1949年建政後不久曾開展過「公私合營」運動，公然洗劫了民營企業家的財產。2012年第二次公私合營開始，官方解釋「改善企業治理結構與管理水準」。而是希望通過民企入股國企，降低企業債務率將國企做大做強。政府雙管齊下地用政策逼迫使民企與國企混改：先是利用去槓桿收緊對民企貸款的政策，讓民企陷入困境；再發佈有利於國企的財稅政策讓國企空手套白狼。
2017年10月，聯通和阿裡巴巴宣佈將相互開放雲計算資源，在公共雲、專有雲、混合雲三個方面深度合作。2018年6月，騰訊和吉利控股兩家企業組成的聯合體斥資30.49億元，受讓了中國鐵路總公司旗下動車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49%股權。國資委秘書長彭華崗在今年5月向媒體透露，目前中央企業混改的佔比已達到70%。
2013年到2018年，中央企業通過產權市場吸引的社會資本超過2600億。2019年以來，相繼有數十家上市民企轉讓股權、變更實際控制人，「國資系」也藉機大規模「公私合營」。截至12月9日，有41家上市民營企業因資金緊張債務危機，變更實際控制人為國資委、地方政府、中央事業單位等在內的「國資系」。
2014年是國企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階段，王健林、宗慶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都明確表示過反對意見。從那時開始都試圖往外轉移資產。政府當然不會讓這些富翁挾資外逃，採用幾種方法分而治之：一是軟禁拘押或採用政治高壓，讓有政治靠山的超級金融大鱷們將轉移至境外的財產轉回國內，吳小暉、肖建華、王健林都屬於這類情況。
二是馬雲模式，主動交班，將自己的公司「獻給國家」。杭州市政府將抽調100名官員，進駐阿裡巴巴、吉利控股、娃哈哈等第一批100家重點企業作為政府事務代表，宣稱這種做法是「服務重點企業，為企業協調解決各類政府事務、開展資訊溝通交流、政策解答和項目落地推進等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但誰都明白，冠冕堂皇的說辭伴隨的是尋找汙點的行動。根據以往經驗，凡民營企業涉及腐敗、偷稅漏稅問題，這家民企不是收歸當地政府，就是財富煙消雲散。
針對民營資本的圍獵正在進行，對民營企業的控制不僅僅是為了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政治考量控制民營企業納入監控視野之內。2016年10月10日，領導說「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必須不斷發展壯大，這個問題應該是毋庸置疑的，而我們有的同志也對這個問題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錯誤的觀念。我們要善於從政治上看問題，決不能認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所有制問題，或者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那就太天真了！」
面對民營企業的打壓和圍剿，民營企業家在加快逃離或移民他國，或將資金轉移國外生死時速。對民營企業出臺再多優惠政策也難以讓他們停下腳步，因為信心沒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