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談到，“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客觀上說長征對毛沒壞處，遵義會議使他回到軍事指揮第一線。對於紅軍來說所謂“長征”，就是慘不忍睹徹頭徹尾的大失敗。
紅軍在南方建立的“六大根據地”全被摧毀，發展起來的50萬軍事力量，被消滅9成以上。最後流竄到陝北貧瘠之地，仍然難逃被消滅的命運。最後扭轉中共命運的是“西安事變”，一個東北“花花公子”和一個西北“老土匪軍閥”，為維護自身利益，置國家情勢而不顧，衝動下發動武裝叛亂。拯救了中共幫助了日本侵略者，否則紅軍的命運仍是“繼續長征”。
蔣介石成功製造了“紅軍的流竄”，他是中央紅軍長征的“總導演”，中央軍以損失2萬多的輕微代價，1年半收復控制了江西，福建，廣東，湖南，貴州，四川，陝西，甘肅8省，收編地方軍閥部隊近百萬。廣西，雲南，西康，寧夏，青海5省，雖仍能保持半獨立地位，但基本聽命於中央不敢反抗。紅軍長征的一年多時間，蔣介石收復中國西南西北13省份，體現國民政府高超的軍事謀略。
靠這13省中國最後取得“八年抗戰”的勝利，否則任由廣西白崇禧，新疆盛世才，山東韓複榘這樣的軍閥控制，日軍打下南京上海武漢大城市，國民政府毫無迴旋餘地，基本上也只能投降。沒有紅軍長征流竄，中央軍單靠軍事手段，根本不可能短時間收復眾地。抗戰日軍百萬精兵攻打以四川西南諸省，血戰六年傷亡數十萬主力亦不能進展一步。
蔣介石讓中央軍尾隨紅軍，湘江之戰耗損中央紅軍主力，大渡河將其大部殲滅，順利進入四川收復全省。所以蔣介石沒在大渡河，將中央紅軍主力全部殲滅，無非中央想故技重施，逼迫紅軍進入陝北地區。然後令當地軍閥楊虎城等，還有其余所剩軍閥東北軍，與紅軍作戰進一步消耗，最後再徹底消滅紅軍。
紅軍入陝窮途末路看，人員裝備消耗殆盡，中央紅軍不足7千人馬，大部份還是沿途補充，落魄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陝北4萬平方公里人口40才多萬，土地貧瘠經濟落後地方荒涼，根本養不起大量部隊。況且周邊駐紮大量追剿的中央軍，還有地方軍閥大小地盤，紅軍想在此地發展壯大絕無可能。
毛澤東說長征是“播種機”，實際上在流竄的十幾個省，都是當地軍閥經營多年的地盤，“半個種子”也沒播下來。由於稍作停留休整，必遭地方軍閥和中央軍包圍，難於長期發展，要說“宣傳隊”根本談不上。“宣言書”是真的，就是紅軍撤退逃跑，，很快就會被中央消滅，當時是全國公知的消息。
紅軍被趕至西北絕地必遭殲滅無疑，事實上紅軍根本沒想在陝北多留1分鐘，到達後先後進行3次戰略突圍。紅4方面軍向南打算攻成都平原，結果損失半數以上人馬被迫退回；紅4方面軍和部份中央紅，向西走青海試圖與蘇聯取得聯繫，結果被中央軍和青海穆斯林騎兵，打得2萬人馬全軍覆沒。軍長孫玉清和董振堂陣亡，徐向前陳昌浩都是“要飯回陝北”。紅軍“東征”打閻錫山失敗，紅28軍軍長劉志丹戰死。
所剩通道就是向北到綏遠，也就是現在內蒙古一帶，如此就進入廣闊草原牧區，紅軍別說補給找人說話都難，少量牧民還是蒙古族語言不通，進入荒原建立根據地毫無意義。穿越外蒙向蘇聯求救，如此生存沒問題，但政治上“裡通外國”，這個罪名肯定做實了。沒有“西安事變”紅軍必遭殲滅，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叛亂，根本談不上“為挽救國家一致抗日”，兩人完全是處於軍閥保存實力的本能。
軍閥是舊中國封建社會的殘留，國家四分五裂不能建設，軍閥不剷除就沒有全民抗戰的基礎。中央軍利用“長征”消滅地方軍閥，使其不能再奴役百姓。為自保地方軍閥都試圖暗中放過紅軍，但這種努力都被紅軍打算，在川湘黔等地建立根據而打消。最後拼盡全力打擊紅軍，況且還有側邊中央軍的監督。
日本不願意看到國民政府，消滅13省地方軍閥和中共，最終統一中國結束內亂，因此1937年“西安事變”結束數月後，日本就對中國提前發動全面戰爭。客觀上說日本軍方準備不足，國際形勢對其不利，日本當時的策略還是“蠶食”，沒有全面侵華部署。當時國際上都認為，日本“全面侵華”最快也在1938年後。
日本顧慮中國統一後的迅速發展，國民政府早就預判中日戰爭不可避免，原計劃1938年底編80個，全德械精銳步兵師1百萬人。對於國民政府而言，日本才是“最大的敵人”，中共已是強弩之末，隨時可消滅的土匪而已。“長征”對於中共來說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對於國民政府則是真正意義上的勝利。叛亂發生后中共主要殺蔣復仇，后來是蘇聯斯大林出面干預，最后放了蔣介石“國共合作”。
長征所謂“積極意義”對於中共來說，在於導致了“西安事變”的最終發生。中共之前與地方軍閥的合作都是形式上，但本次確是真正意義上的聯合，共同對抗中央國民政府，最后促使日本提前侵华。不是“西安叛亂”日軍侵華提前，國民政府隨時可以消滅，蝸居西北貧瘠一隅的中共，什麼宣傳隊播種機更談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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