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建國後從未去過江西瑞金，原因是他當年在此地，受貶飽受打擊是“傷心地”。毛主席是中年得志，36-41歲是人生最倒楣時期。屢遭排斥下到了無人理會的地步，境遇比長征時遭圍追堵截更慘。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謝氏祠堂召開的“一蘇大”上，毛當選“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是張國燾和項英。但雖為主席卻遭路線打擊，被取消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毛澤東既不是“15人委員會”之一，甚至連“主席團成員”都不是。最後以養病名義發配到福建長水汀，僅保留“蘇維埃主席”空職。當年主席“門前寥落車馬稀”，按他的說法是“臭不可聞，無人理會”。
解放後毛主席重游井岡山故地，並且賦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久有淩雲志，重上井岡山。千里來尋故地，舊貌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過了黃洋界，險處不須看。風雷動，旌旗奮，是人寰。三十八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談笑凱歌還。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當年在贛南中央蘇區博古是“總領導”，李德是“洋顧問”，實際上後者並非共產國際任命，而是前者的“私人顧問”性質，原因是博古不懂軍事。毛澤東創建了中國最大革命根據地，打造了共產黨的武裝“中國工農紅軍”。但“28個半”上山后，他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右傾機會主義”，“遊擊主義，“富農路線”等的總代表，被貶成黨內的“統戰對象”。只是因為“毛朱”的名氣，還有他在蘇區民眾中尚有威望，保留“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虛銜。
在博古李德當權時，毛完全邊緣化開會權力都不保證，即使偶爾參加也無發言權坐在最後。但他並未完全收斂多少發些牢騷，甚至被李德聽到，“毛澤東向他軍隊裡的追隨者，提出口號是口頭上服從，行動上反對”。對此博古和李德很反感，打算送毛澤東到蘇聯治病療養，索性徹底打發永除後患。把毛放在王明共產國際眼皮下，將他徹底改造依從“國際路線”。
博李二人為此與“國際執委會”積極聯繫，但蘇聯當時對其意圖不甚明瞭，國際執委會複電蘇區最主要任務是“反圍剿”，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領導應該堅守崗位，此時去療養不合適，不同意毛離開根據地。博古李德索性“將計就計”，共產國際不同意離開，那就遵照指示，讓毛澤東，瞿秋白，何叔衡三人，在中央蘇區長期駐留，反正在中央蘇區也留不住，遲早要離開撤退。
當時毛澤東在於都等地檢查轉移工作，他回瑞金時甚至為瞿秋白和王稼祥轉移問題，還特意地去請求過博古，結果王稼祥爭取成功，但沒想到自己會被“留下來“。直到轉移出發前不久，毛澤東警衛員去供給處，領布鞋，草鞋，綁腿，背包帶，馬袋子，還有些過冬棉軍衣等物資時，才發現供給處隨軍轉移名單上沒毛澤東的名字。最後才知道毛澤東，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殘”，都被留在了中央蘇區不被帶走。
為此警衛員和供給處，都認為留下毛不妥，博古對此毫不理會。但最後有人向他提出，中央蘇區和紅軍是毛澤東打造，現在丟下毛“無法交待”。況且萬一毛如留在當地“東山再起”，現在無異於“放虎歸山”。博古考慮再三決定將毛管束起來自己掌控，李德聽後也贊同意見。
兩人以“虛心接受”周恩來和洛甫意見為名，批准毛澤東隨軍轉移。毛獲准後馬上給博古建議，改變原計劃將中央機關，老弱病殘，女同志，後補轉移成員，全部“下放各軍團”的決定。毛澤東認為作戰部隊必須機動靈活，帶上他們行動不便打仗。既然隨中央轉移還有大量輜重運輸部隊，不如和中央集中在一起便於照應。
博古順水推舟成立了一個，全部由老弱病傷等組成的“休養連”，但規定毛不得幹預“中央軍政大事”，還有博古李德的正常工作。毛澤東與妻子賀子珍分別行動，懷孕的賀子珍在“修養連”隨部隊行軍，毛澤東當時“打擺子”瘧疾，他可以坐擔架跟著中央。李德做翻譯的伍修權幾十年後稱，“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我們黨的歷史也可成了另一個樣子。”毛澤東如果留下下場，很可能和瞿秋白何叔衡一樣。
最後毛澤東跟隨中央蘇區撤離，主席真正掌權並非長征中的遵義會議，那時候還是受制於周恩來之下。直到長征順利結束到達陝北，“西安事變”國共合作，中共偏安陝北荒僻一隅。毛主席权力在“七大”召開後徹底鞏固，最後中年得志46歲後“萬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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