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變萬化的飛俠: 彭德懷和賀龍的宿怨

2013年9月27日星期五

彭德懷和賀龍的宿怨

彭德懷與賀龍相識，在三大主力紅軍陝北會師之後，之前兩人素無瓜葛。賀龍是紅二軍團的代表人物，彭是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三軍團軍團長。唯一使兩人有點聯繫的是段德昌，他是彭的入黨介紹人，而且私交極好。夏曦在洪湖地區，連續開展4次肅反，硬是將5萬紅軍，殺到只剩下4千。段軍政雙全，能力很強，自視甚高，而且性格暴躁率直，這點和彭德壞性情相投。賀龍綠林江湖出身，性格豪爽善於交際。年輕時吃喝嫖賭樣樣精通，還有十幾房姨太太。25歲當上了北伐軍軍長，所拉隊伍實際就是土匪武裝。他和從小吃苦受罪受盡白眼，從舊軍隊底層掙紮出來的彭德懷，性格反差太大。彭德懷對賀龍這種人物沒有什麼好感。

彭德懷和段德昌，1926年的武昌戰役就認識，段是彭的革命引路人。段犧牲幾十年後，彭在《廬山筆記》懷念到，“幾十年來，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沒有忘記他。”段到洪湖地區發展群眾拉隊伍，槍支彈藥也是彭提供。在段受傷期間兩人經常深談，彭後來在回憶中稱，“我當時聽了他那番話，印象是多麼深刻，覺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變了馬日事變後的孤立感。覺得同共產黨取得聯繫，就是同人民群眾取得了聯繫，也就是有了依靠。”彭得知段德昌被殺噩耗非常悲痛。段在工作上與賀有過矛盾，段被整肅期間，賀曾勸說他要收斂，但是沒有成功。最後，段德昌在肅反中被殺掉，賀當時並沒有明確反對阻止。彭始終認為在段德昌被誤殺問題上，賀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大局已成，中共總算有了相對穩定的環境。37年3月，在西路軍全軍覆沒的前提下，毛認為時機已到，可以全面處理張國燾的問題了，遂於3月23至26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反對“軍閥主義”的名義，對張國燾展開嚴厲批判，在全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展開討論，徹底揭發，以求黨內團結。雖說是全軍的揭發批判，但中央紅軍自然是沒有問題，四方面軍已經被消滅，紅二軍團就成了反面教材，因為賀龍就是軍閥出身，舊軍隊那邊過來的。而且，“賀鬍子”土匪習氣嚴重，隊伍改編自江湖習氣極重的土匪武裝。

正如葉劍英所說，賀龍對舊軍閥那套很熟，北伐時就是軍長。紅軍全軍裡當過軍閥的，算起來也就賀龍一個，其他還真找不出來。反軍閥主義，紅二方面軍自然就成了重點。6月23日，關向應召開四師黨特別小組會，拿12團團長開刀，指責團長與政委搞不好關係，定性為“軍閥主義傾向反對黨的鬥爭”。其實，團長政委工作上意見不合很正常，團長一看罪名不小，很快承認了錯誤，並將師長盧冬生牽涉進來。他可是賀龍的親信，指責他“對政治制度有反對傾向”，“只相信個人不相信組織”，“對上關係對下團結都是如此”，“這種做法成了四師工作的主要障礙”。只相信個人，不相信組織，主要是針對賀龍的。

中央擴大會議結束後，彭德懷到雲陽二方面軍駐地，傳達會議精神，開展反張國燾鬥爭。在報告中嚴厲批評，紅二方面軍有嚴重軍閥作風和遊擊習氣。賀龍主動承認了錯誤，認為自己過去曾經當過軍閥，黨沒有公開批評就是了。對於盧冬生的錯誤認識不夠，主要是對過去那種，過火的思想鬥爭方式不滿。賀龍低頭認罪，盧冬生卻堅決不承認錯誤，向關向應撂挑子不幹。這下矛頭就都集中到賀龍身上了，他成了盧冬生的黑後臺。若不是紅軍後來急於改編，關向應參加洛川會議，賀龍軍閥主義的帽子，肯定洗脫不了。

賀龍後來每提及此事都憤恨不已，“雲陽鎮反軍閥主義，附帶反遊擊主義。反軍閥主義是反我的，我和小關講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你們要趕我走，辦不到！毛主席讓我走，我就走！”賀龍所說的“反我走”，指的就是彭德懷，因為他在毛那裡打小報告，說賀龍對軍閥主義錯誤，認識態度不好。又說賀沒有受過正規軍事教育，就是個綠林出身的江湖人物，提議讓賀龍離開部隊，到蘇聯學習軍事。此事59年廬山會議批彭，毛曾經有提及。當年，賀龍死撐著就是不走，盧冬生實在氣不過，主動要求到蘇聯去了。

59年8月16日廬山批彭毛說了另一件事。37年12月，王明從蘇聯回來，傳達共產國際會議精神，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主張與國民黨開展全面合作的統一戰線。當時，閻錫山對中共採取敵對態度，根據會議精神，120師有人提出和閻錫山展開合作，作出一定的讓步。賀龍當即反對，“這叫什麼統一戰線，亂彈琴！這明明是捆住自己手腳，讓人家搞你嘛。”於是，甘泗淇等人去華北局，指責賀龍反對國產國際，領導抗戰的會議精神。聯合5個人寫信給毛，要求將賀龍調離120師，送延安學習，並說他政治上靠不住。

賀龍後來知道此事後拍案而起，向關向應發牢騷，“我就是不理解，為什麼黨內總有些同志，生怕破壞統一戰線，為什麼總有一些人，背後搞一些小名堂。”這個“一些人”指的就是彭德壞那些人，他在反軍閥主義時就想搞走賀，提出讓其到蘇聯學軍事。華北局由彭主持，甘泗淇沒有彭撐腰，不敢給毛直接寫信。即便沒有參予，彭在華北局也沒有制止，基本是默認的態度。王明的12月會議，傳達的共產國際會議精神，後來是作為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來批判的，當年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和項英等都參加了會議。

彭後來在《自述》中承認，在12月會議上聽了毛澤東和王明的發言，但當時“沒有真正認識到毛澤東同志路線的正確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在這些原則問題上模糊不清。在會上沒有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採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當年，彭德懷在華北會議上也承認，華北黨是受了王明路線的影響，但是並未實行。”實際上，他在1938年初，回華北局後，就傳達了12月會議的精神，下發了《目前華北戰爭形勢與我軍任務的指示》小冊子，要與山西國民黨改善軍事領導，發動群眾，加上八路軍的積極配合，就可以取得晉北戰役的勝利，爭取戰略上的反攻，改變華北戰局。提出八路軍必須依據，獨立自主的運動遊擊戰，機動果敢的作戰原則。

彭後來承認這些內容有輕敵速勝觀點，“沒有充分估計到日本侵華各方面的準備，同時也高估了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和進步性。12月會議後的半年多時間，華北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中的官兵叛變的現象。直到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時，我才明確表示反對王明路線。”當年10月，毛即對彭的做法提出強烈反對，要求立即停發小冊子，指其有原則錯誤，與中央洛川會議定的，遊擊戰為主的戰略方針相違背。直到59年毛都不能釋懷，認為彭是聽王明的話，毛還說抗戰時華北局受長江局領導，你是聽王明的話。所以，搞走贺龙必定是彭的主意，目的是执行王明路线。

紅二方面軍1937年8月，與陝北紅27，28軍，獨立第一，二師，在陝西省富平縣，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參謀長周士第，政治部主任關向應。副主任甘泗淇，全師兩個旅，一個教導團，五個直屬營，總共14000人。整個抗戰期間，120師多次整合變動。42年，設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賀龍為司令，徐向前為副司令，兼參謀長，關向應任政委。43年秋，併入呂正操的八路軍第3縱隊9個團，成立晉綏野戰軍，司令賀龍，參謀長張經武，政治部主任甘泗淇。45年8月，晉綏野戰軍和晉綏軍區，從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建制調出，直屬中央軍委領導，由賀龍和李井泉指揮下屬5個旅。

46年6月，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兼晉綏軍區司令，統一指揮晉綏軍區和晉綏野戰軍的部隊。同年11月，取消晉綏野戰軍和晉北野戰軍番號，兩部合併成立晉綏軍區野戰縱隊，下轄3個縱隊。47年3月由於蔣介石對共軍的全面進攻，改為以山東陝北兩路為主的重點進攻，因此早在2月10日，中央決定將晉綏軍區1縱隊，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的幾個旅抽調出來，成立陝甘寧野戰集團軍，這樣中央就有了直屬的部隊。此時，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被毛閒置了一段時間的彭德懷，主動向毛澤東毛遂自薦，提出由他來擔任此一職務。按常理此職務應該由賀龍擔任，部隊都從他那裡抽調，他是陝甘寧晉綏的軍事主管。

可當時他在晉綏當晉綏野戰軍司令，彭向毛說“在賀龍同志未回延安之前，陝北幾個旅加上後勤人員，也不過2萬來人，是否由我臨時指揮。”毛當時覺得蔣要發動重點進攻，陝甘寧軍事力量不夠。在3月16日，以中央名義成立西北野戰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原本的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升格成西北野戰兵團，这样一来反過來將賀的部隊歸屬旗下了。臨時指揮一事，彭德懷根本沒向賀龍徵求過意見，甚至連招呼都不打，一直“臨時”指揮到解放後。47年7月31日，正式定名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簡稱西北野戰軍，49年2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野戰軍。

彭德懷的毛遂自薦，以临时指挥的名义，把賀龍的部隊兼併掉，賀落得只剩1個旅，再後來成了光杆司令，47年7月21日，賀龍被指派去負責，陝甘寧晉綏的後方補給工作。軍事主管當不了，連個政委都沒兼上，直接幹後勤部長去了。部队到了老彭手上，还会让你贺胡子插手。而且，彭西北野战军部隊，都是賀二軍團的老底子，還有陝甘寧晉綏發展起來的部隊，彭每次節制不了手下，每次都得由賀出面擺平。表面上賀龍很大度，可是以往種種，他心裡不可能沒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