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三年困難時期”得了浮腫病

三年大饑荒時期毛澤東曾經多天沒吃糧，7個月沒吃一口肉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毛澤東秘書林克則稱，“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他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

黨史專家何方在的書中寫道，“毛澤東當年幾個月不吃肉是事實，那是因為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中南海畫冊編輯委員會資料顯示，1961年7月毛月伙食費是654.82元，還有水果費86.65元等。黨史《毛澤東生活檔案》的記錄表明，大饑荒年代中1961年4月26日菜譜，包括雞鴨魚蝦其中雞14種，牛羊肉菜10多種。

韶山紀念館所編《毛澤東遺物事典》中，存有一份1961年4月毛澤東西餐菜譜，包括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起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面盒、炸大蝦、咖哩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毛60年代喝過的湯有奶油湯、牛尾湯、紅菜湯、雞雜湯、腰子湯、蔥頭湯、紅花雞湯、餃子湯、紅魚湯、卜菜泥湯、巴粒米湯、什錦湯、雞蓉鮑魚湯、雞湯蓉湯、意國麵條湯、龍鬚菜湯等等。

自然災害開始不久，主席想起長沙求學時，吃過瀏陽河白鰱魚，希望重溫當年“革命感覺”。於是在長沙烈士公園附近修建養魚場，養殖瀏陽河白鰱魚。大饑荒期間每週撈捕兩次，每條2斤左右活白鰱魚數條。放入注氧運輸箱汽車運到，長沙南郊軍用機場，再專機運北京供應毛主席。

毛主席“全國招待所”主要有，韶山“滴水洞”，廬山“蘆林1號山莊”，咸寧“131工程特1號”，北戴河“蓮花山別墅”，北京宻雲水庫“湖心島別墅”，“香山雙清別墅”，“玉泉山別墅”等61處，多數沒怎麼入住過。入住的有湖南“蓉園”，四川“金牛壩賓館”，湖北“東湖賓館”，江蘇“紫金山賓館”，山東“南郊賓館”，杭州“劉莊賓館”，“汪莊賓館”，上海“西郊賓館”等。都在1959-1960年前後建造，極盡奢華氣派非凡。

至於公開場合的穿補丁衣服，襯衫、睡衣、鞋襪等。據原毛身邊的工作人員透露，這些破舊衣物發生破損時，工作人員派專機送上海，由高級縫紉技師織補，再用飛機運回北京。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查找歷史氣象記錄風調雨順。按照毛秘書李銳的說法，“高舉三面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成千萬人，這是中外古今歷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整個抗戰中國軍隊打了多少枚手榴彈

中國軍隊當年最初仿製蘇聯式手榴彈，由于生產工藝太複雜不成功。後來仿製德國“M24長柄手榴彈”，主要是國軍當年配備70多名德國軍事顧問，非常注重輕武器手榴彈的戰術運用。

這就是著名的鞏縣兵工廠生產的“鞏式手榴彈”，1939年開始大量裝備部隊，彈體只有22釐米重量450克，整體大約是M24的2/3大小，主要也是參考了中國士兵的身體情況。日軍93式和97式手榴彈，投擲距離和威力都不如“鞏式”。國民政府各型兵工廠月產可達25萬枚以上。國軍在抗戰中火力不足，手榴彈無論進攻防守都作用巨大，日軍面對中國軍隊近距離的“手榴彈雨”，當年也是心有餘悸。

手榴彈是德國在一戰期間發明，主要是對付戰壕裡的步兵所用，德國軍工企業1916年研製出，木柄“M18式長柄手榴彈”，大量裝備部隊後反應良好。M18手榴彈投擲距離又遠又準，德軍士兵可以在幾十米之外，準確投入戰壕內殺傷戰壕內敵軍。集束手榴彈可以炸掉簡易工事，甚至對付早期的坦克。

德軍1918年一戰失敗後手榴彈也停產。不過，戰後德國軍企沒有放鬆對手榴彈的改進，M18的改進型在1924年定型，命名為“M24式長柄手榴彈”。主要是縮短了爆炸時間到5秒內，簡化了生產技術便於大量生產，重量減輕投擲距離增加，有經驗的老兵可投50米甚至更遠。M24採用TNT裝藥量100克威力增強，二戰M24讓蘇軍大吃苦頭。

八路軍土兵工廠生產的手榴彈，就是仿造國軍的鞏式，不過工藝再度簡化。不過土造手榴彈結構簡單製造方便，主部件是木柄、彈殼、保護蓋、拉火繩、拉環、拉火管、導火索，雷管、炸藥等。按當時條件大部份零部件，生產成本和工藝要求低，可以鑄造成型不用車床，普通作坊都能大量生產。

抗戰劇裡手榴彈的傳說很多，包括手榴彈拋入空中炸飛機，集束手榴彈炸坦克，手榴彈捆裝遠距離拋射，手榴彈扔炮樓射孔裡爆炸，手榴彈扔得遠等於小鋼炮，手榴彈當地雷用等等。這裡面也不都是假的，集束手榴彈炸坦克是真的，但幾枚手榴彈只能炸履帶。單顆手榴彈要麼掀蓋子扔駕駛艙，直接扔射擊孔裡也行。

集束手榴彈炸簡易工事沒問題，但對付堅固工事沒有用，主要是手榴彈裝藥有限；集束手榴彈扔個20米左右不得了；拋上空中炸飛機，考慮到飛機低空飛行，速度軌道，角度風速，投彈時間，破片殺傷力，爆炸所及範圍等因素，估計也就金正恩能行；小鋼炮是炮彈落地的破片殺傷，手榴彈扔太遠沒落地早爆炸了；手榴彈改壓發雷自然可以，直接扔炮樓槍眼裡，估計扔個百八十顆有可能。

現在抗戰劇中手榴彈爆炸鏡頭不真實，主要是威力過於巨大烈焰濃煙，其實中國產手榴彈裝藥比德國M24少一半，才50克炸藥不可能造成這個大動靜。整個抗戰中國軍隊打了大約3千萬枚手榴彈，造成日軍傷亡幾十萬人。

毛主席周總理對美式民主的語錄

毛澤東對美國式民主的看法，遠比當下紅粉五毛老左憤青高明。所謂西方的民主不適合中國，美國沒有資格對中國說三道四，美國式民主不符合中國國情等說法，參考毛主席1943-1945年期間，《新華日報》社論和毛澤東的講話自然會有答案。

“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

“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民主的美國萬歲！”。“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

“我愛美國，因為在這兒我看到那使人類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輝。我愛美國，因為在這兒我看到了在別的國度裡時常成為戰爭的導因，在這兒卻能夠有條不紊地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我黨的奮鬥目標,就是推翻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派，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國人民能享受民主帶來的幸福。我相信，當中國人民為民主而奮鬥時，美國人民會支持我們”。

“中國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實行憲政……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周恩來，1944年）

“國民黨反動派的御用文人說，中國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亂。這是反動派為鞏固統治而說的謊言。按中國人民的素質，實行民主後，中國不但不會亂，最終會富強起來，超出英美等老牌民主國家”。（《新華日報》，1945年）“只有法西斯才會殘酷地鎮壓人民的民主訴求，只有法西斯才會扼殺人民的自由及一切自由”。（毛澤東，1946年）

“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張群說中國人民要愛國，對蔣總裁效忠。是的，人民是要愛國，但愛的是屬於人民的國家，而不是屬於一小撮反動派的國家。反動派沒路走了，就會煽動極端的仇外情緒，來轉移視線，緩和統治危機”。（周恩來，1946年）

當年政黨高度評價美國民主文章，數量多達幾十篇。例如，《論英美的民主精神》、《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象徵民主自由的日子》、《紀念傑斐遜先生》、《真實的民主戰士》、《民主主義的利刃-美國的民主傳統》、《為了人類》、《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等。

取得政權後搖頭一變自由民主成為禁忌，人民權力被剝削得體無完膚，唯一的存在價值就是“忠君愛黨，服務終生”。

16-17英超車路士：客場憾平

車仔賽前熱刺輸給利物浦，如此只要打平就領先10分，賽前壓力應該不算大，帕度十多分鐘接迭戈斯塔直線，推射破門領先般尼。主隊最近各項賽事7連勝，主場成績更是驕人，球迷熱情場地較小難打。偏巧當天還天降大雪，車仔現在的主力陣容，相當部份是拉丁派球員，比較不適應寒冷天氣。雖然是同樣條件下作賽，英國本土球員沒有任何不適應，主隊球員全部短袖上陣可見一斑。

追平的那球是任意球，進球非常漂亮很難撲救，上半場雙方打平後進入陣地戰，藍軍雖然屢次有反擊破門機會，但可惜都沒有把握住。主隊般尼猛衝猛打長傳沖吊，球員積極拼搶完全是肉搏戰，夏沙特多次被對方踢倒，其他球員也不斷受到衝撞，如此藍軍反而不會踢了。雖說對方前鋒把握能力比較差，幾次有威脅的射門最後都被古圖奧斯破解，但整體來說比賽並不精彩。

下半場幹地自然是換上費比加斯和威力安，如此進攻直線球多起來，反擊的速度更快，但面對般尼的貼身防守，射門威脅性反而不如上半場，最後雙方算是和氣收場，況且積分上對車仔有利。剩下還有13場比賽領先10分，應該說還是很有優勢，而且接下去5場對手都非強隊，但還是要認真對待才好。本場應該可以拿下對手，但最終未能如願，身體對抗本來是當年藍軍強項，現在球風改動球員不同，反而不適應難於應對。

當年杜奧巴，波曆克，林帕德，埃辛，泰利等在的時候，對方敢拼體力就是找死，現在物是人非情況自然不同了……

“第五次反圍剿”毛澤東指揮也是慘敗

“第五次圍剿”紅軍蔣介石發動的是整體戰，不僅是軍事上的穩紮穩打“堡壘主義”，而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針對紅軍進行全方位的打壓。實際上就算毛澤東出來指揮，此戰也是必敗無疑，如果硬打遊擊運動戰慘得更慘。

紅軍面對政府軍的緊逼，白天打仗晚上還要面對，內部的肅反擴大化，如此嚴重影響戰鬥力。戰爭和內部損耗下紅軍兵源補充困難。江西本就貧窮落後人口有限，1933年蘇區人口不過3百多萬，除去“地富反壞病勞”能當兵者最多約30萬人。最初紅軍才4萬多問題不大， 1934年底紅軍數量已達14萬人左右。

五次圍剿後期戰損失嚴重，大量徵召新兵各縣男子所剩無幾，蘇區適齡青年幾乎全被“擴紅”，農村勞動力缺乏無法生產。紅軍由於兵源不夠強制徵兵，導致戰鬥力下降逃跑眾多。地方不重視兵員質量強拉充數，未成年和中年人比例高。新兵多訓練差戰鬥力大降，作戰中因傷病逃亡損失有時超過5成。

國軍的連鎖式“碉堡戰術”，形成的堅固防守陣線，不但在軍事而且在經濟上，對蘇區形成嚴格封鎖，徹底阻斷了蘇區的外界聯繫。國民政府宣佈任何人偷運物資進蘇區槍斃。蔣介石對此解釋道，“以後對匪區封鎖的種種辦法，一定要密切實行，這一點比和匪區作戰還要重要”。

對此蘇區周邊2百公里外開始設立封鎖區，所有生活必需品糧食，食鹽，煤油，棉布，火柴，藥材和所有日常百貨等，全部不許進入蘇區，對平民實行配給制度，如發現私下交易法辦。如此很快導致蘇區資極度匱乏，外面物資進不去蘇區物資出不來。

1934年初，紅軍已經開始發生全面性的糧荒，糧食漲價數倍都買不到。蘇區劃分階級將7%左右定位地主富農，五次圍剿又搞“清查漏劃”，要求消滅富農地主沒收土地，最後將很多中農錯劃鬥爭。如此大約1成農民被打倒，如此蘇區生產力大為下降，如此糧食更加不足。

為彌補糧食不足蘇區首先是要求部隊和政府節約糧食，各級政府機關企業學校等每人每天減發2兩米，然後要求蘇區人民每月節省3升以上米給紅軍。其次就是強制徵收，1933年底成立“糧食人民部”搶糧，征糧幹部組成“突擊隊”。正常糧食徵收之外，再借1百萬擔，而且硬性規定必須完成。

但是由於超過民眾負擔，1934年征糧工作進行困難，強制攤派造成農民自盡的情況，勝利和於都等地農民抓“征糧突擊隊員”反抗。除糧食外食鹽，煤油，布料都極度缺乏，紅軍當時雖暗中用鎢礦石，偷和軍閥陳濟棠交換，武器彈藥和日用品，高價鼓勵國統區商人偷運走私，但整體來講面對整個蘇區所需，如此也只是杯水車薪，最多解一時之急而已。

蔣介石把“第五次圍剿”總結成 “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國軍每占一方立刻強化“保甲制度”，小村莊居民搬入較大“戰略村”，然後由軍隊和民團駐守，阻斷老百姓和紅軍的聯繫。各省要劃區每區成立保安團，到1934年6月豫鄂贛等8省民團有1700萬人。民團負責本村治安，逮捕通共的嫌疑犯，後期直接開始參戰，部份非戰略性碉堡由民團把守。

政府為針對紅軍“共產毒化宣傳”，1934年2月，發起了“新生活運動”，成立“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全國推廣，目的是要使國民生活符合“禮義廉恥”傳統文化道德。“新生活運動”針對民眾，對于國軍官兵1933年7月，在廬山開辦了軍官訓練團，進行軍事訓練外，主要加強軍魂教育，現在的話講就是“亮劍精神”。二次受訓軍官萬人，“五次反圍剿”國軍官兵，戰鬥力大增極少投降。

“廣昌戰役”後面對中央政府的“絞殺戰”，中央蘇區紅軍無法應付，最後只得放棄中央蘇區，跳出碉堡包圍圈到外線流竄，後來毛主席妙筆生花稱為“長征”。

蘭花映襯（2 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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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霧霾致命性約為中國城市27倍

官媒疾控中心的研究團隊，研究中國272個城市的空氣污染，發現這些城市民眾PM2.5的年均接觸量，比世衛組織的建議量多5倍以上。但是，團隊得出的結論居然是中國霧霾源於“天然塵土”，而歐美的霧霾出自“工業污染”。歐洲霧霾致死率是中國的27倍，那意思“中國霧霾”比歐洲“健康”。

2017年環保部的監測顯示，京津冀主要空氣污染源，依次是燃煤，工業，機動車排放等，其中二次生成約佔50%到60%。專家稱中國每年燒2億噸散煤，污染排放是電廠的10倍以上。中國在1978年到2010年，能源結構煤炭近7成，似乎與塵土沒那麼大關係。中國這麼嚴重的霧霾，要多大的“扇子”才能吹起。

2013年，政府提出《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畫》，11個省市區被列為PM2.5的重點考核區，要求到2017年PM2.5年均濃度，較2012年下降10%到25%不等，其中北京被明確要求下降到60微克/立方米左右。目前只有廣東省的2020年目標（年均濃度33微克/立方米）達到中國規定的標準，但比是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指導值高3倍多。

當局稱從現在開始需要7年，才能達到中國最低標準，降到世衛標準要11年半，按照每年百萬霧霾相關病人死亡算，估計還得再死個1200萬人才行，輪不輪流到你就看運氣和體質了。按照俄羅斯電視台針對中國霧霾報道稱，中國霧霾嚴重地區的PM2.5濃度，超標20多倍相當於每天吸40支香煙。簡而言之按照政府的治理標準，熬過11年大約等於抽了16萬枝香煙。

官方給“中國特色霧霾”定性，“完全就是氣象災害”，與人為管理失誤導致污染無關。官媒稱“倫敦有霧霾印度霧霾嚴重”，“霧霾天拿政府當出氣筒非嚴肅思考”，“既要保增長又要沒霧霾，是近似不可能的任務”。千萬不要被西方敵對勢力利用，霧霾再大發動群眾齊心協力，14億人多吸幾口空氣，人肺本來就有除塵功能。

政府極力壓制民眾對霧霾的不滿情緒，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歷時1年完成霧霾報告顯示，中國大陸31個城市中，有近26萬人因霧霾過早死亡。2013年，大氣PM2.5污染導致大陸31個省會城市或直轄市的25.7萬人超額死亡。大氣PM2.5導致的超額死亡率平均接近0.1%，石家莊、濟南、長沙、成都、南京等12城還要高出這一數字，致死率高過吸煙。報告在發出後不久即被當局全網刪除。

環保人士陳法慶稱，“霧霾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化工污染、汽車尾氣污染，空氣越來越惡化。中國現在的環境污染這麼嚴重根源就在於中國政府領導人，在保護環境方面所作所為，說得好做得少，才是中國目前環境污染問題的主要根源。”

“第五次反圍剿”李德指揮完全正確（上）

所謂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實際算起來應該是4次。1930年到1931年的“前二次圍剿”，都是地方“贛湘軍”的敷衍行事，南京政府中央軍隊沒參加，主因是中原大戰剛打完要修整。“第二次圍剿”時蔣介石正在應付內鬥，林森和胡漢民逼蔣下野，他根本沒精力對付紅軍。前兩次都是地方部隊，不熟悉紅軍戰術戰鬥力不強，通訊能力差沒有統一指揮。而且戰前情報為紅軍掌握，最後自然是被紅軍擊敗。

1931年7月-9月，“第三次圍剿”中央軍陳誠指揮，蘇區週邊重地都打下來了，剛要深入腹地徹底解決，張學良不戰自退“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為應付突發事件，圍剿戰爭也只能停下來。第四次和第五次圍剿應該按照一次來算，“第四次圍剿”剛開始，日本關東軍入侵熱河，國軍25萬主力調華北對付日軍，圍剿停止了一段時間。

再開打就是“第五次圍剿”，蔣介石親自指揮坐鎮，南昌行營集中“閩粵湘贛浙”，五省之力對付紅軍。官媒一直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歸於洋顧問李德，在軍事上的錯誤路線所致。罪名主要有兩條，“碉堡對碉堡”陣地戰，“短促突擊”拼消耗。違反毛澤東遊擊運動戰結合的戰略思想，最後導致了紅軍的失敗離開蘇區長征。當時，毛澤東被打壓沒有軍事指揮權被閒置。

事實當然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情，李德的指揮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出發，客觀說根本沒有任何錯誤定。國軍“碉堡戰術”四次圍剿已開始實施，五次圍剿時經過德國顧問，“國國防軍之父”馮•賽克特將軍完善，形成了強大軍事攻擊體系。“碉堡戰術”精髓，借鑒一次大戰經驗，從蘇區四周逐步圍攏，限制紅軍運動戰優勢和熟悉地形之利。最重要特徵是不急於求戰以守代攻，穩紮穩打逐步進擊建立碉堡陣地。

根據地遠端進行到8-10里，中段每次攻擊3-5裡，馬上建立碉堡工事固守。推進到根據地腹地，每1-2裡建立碉堡陣地，加強碉堡建設密度，不主動進攻立足防守反擊。絕不輕易深入蘇區腹地和紅軍打運動戰，與此同時配合對蘇區施行，嚴格經濟軍事封鎖，迫使紅軍打持久消耗戰。

紅軍熟悉地形擅長山地遊擊戰，運動戰和夜戰能力強，作戰勇敢不怕犧牲，這就比普通地方軍閥難對付。但紅軍裝備差沒有重武器，陣地攻堅戰和持續作戰能力欠缺。按李德的話，“紅軍只有二十多門口徑大一點的迫擊炮和野戰炮，炮彈缺乏。沒有重武器是無法打陣地戰的，尤其無法打破國軍的碉堡工事”。

國軍凡推進必在有利地形和交通要道，修建水泥磚石結構碉堡，然後各碉堡間形成體系，相互間建設聯繫運輸網。對於日軍這些工事作用有限，日軍火力優勢平射炮就可以搞定，但對付最大火力是迫擊炮的紅軍足矣。國軍遇到紅軍反擊就退回碉堡，以碉堡作為支點最大程度消耗紅軍，紅軍就無法使用誘敵深入的戰術，運動戰根本打不起來。

國軍依託地堡班排小部隊防守，大部隊隱藏碉堡後方，紅軍部隊攻擊就迂回抄後路。碉堡並非孤立而是構成完整防禦體系，碉堡間相互依託掩護火力交錯。德國顧問認為只要有耐性，消滅紅軍1年多時間足夠了，蔣介石的原話是“愚公移山”。國軍“第五次圍剿”戰術看似簡單，不求和紅軍打仗專修碉堡，調動極大人力財力，在中央蘇區內外，修近1萬5千大小碉堡，還有圍繞的公路運輸線。

“第五次反圍剿”李德指揮完全正確（下）

依託碉堡工事國軍數十萬部隊長期駐防，防線穩定下來部隊掩護，數萬民工按7個方嚮，不停往蘇區修碉堡。國軍用於圍剿中央軍30個師，地方軍閥25個師。中央蘇區紅軍正規部隊10多萬，非正規部隊也近10萬左右。但雙方綜合實力相差太遠，即便當時“靠邊站”的毛澤東指揮，中央蘇區丟失紅軍失敗也是時間問題。

紅軍領導人“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都知道，紅軍擅長運動戰和遊擊戰。李德稱“我們戰術的特質就是要搜求運動中的敵人，特別是他的翼側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時間的關係施行包圍，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擊敵人縱隊第二、第三梯隊的翼側”。蔣介石在1933年12月也承認，“現在我們打赤匪，正面的陣地戰很少，而隨時遭遇的遊擊戰特別多”。

李德，朱德，彭德懷，林彪等都認為，以前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伏擊戰術失效，提出了“短促突擊”戰術應對，此戰術不是李德一人發明。即一部紅軍針鋒相對也建立碉堡，依託碉堡工事防禦牽制敵人，同時在周邊隱藏主力埋伏，當敵軍援兵出現就短促突擊消滅，不增兵則集中力量消滅碉堡中的敵人。紅軍建設碉堡可以減緩，國軍碉堡推進的速度，在沒有清理“紅軍碉堡工事”前，國軍碉堡戰術無法實施。

紅軍依託碉堡反擊比運動更有效果，李德對此解釋，“紅軍作為支撐點的碉堡防禦本身不是目的，不是為要頑強扼守陣地或消滅敵人，而是為爭取時間及誘引敵人。”彭德懷和林彪也表示認同，“碉堡對碉堡”配合“短促突擊”，也是對付碉堡戰術最可行的辦法。

但是執行起來有一定難度，國軍依託碉堡防禦不出擊防守，紅軍硬沖就會變為攻堅戰。國軍堅持不增援最多損失碉堡內的小部隊，但紅軍攻打碉堡付出的代價更大。國軍碉堡從四面八方修建過來，越接近腹地碉堡數量越綿密，形成體系後相互掩護火力支援，紅軍無法遏制國軍各方向的推進。即使合圍少量國軍後衛部隊，對方拼力增援反擊不怕傷亡，紅軍最後還是要受到一定損失。國軍數量占優可不斷補充兵力，紅軍則打一個少一個。

雖然，“碉堡防禦”和“短速突擊”有缺點，但除此之外根本沒有其他更多有效的辦法，以上戰術起到減緩敵軍進攻的作用，否則中央蘇區早就丟了。實際上“五次反圍剿”紅軍防禦戰，消耗不比國軍多出多少。最後還是有十幾萬部隊長征，如此也證明李德的戰術起到效果。由於放棄毛澤東遊擊戰和運動戰，實行“碉堡對碉堡”德錯誤路線，最終紅軍五次反圍剿失敗，這種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可能誘敵深入，缺乏遊擊戰和運動戰的基本條件。

國軍碉堡戰術進入尾聲，攻打紅戰略要地廣昌。廣昌是北進中央蘇區核心最重要的門戶和屏障，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瑞金還不到1百公里。“廣昌戰役”才打18天，紅軍傷亡5千多人。如此，再不放棄中央蘇區，跳出碉堡包圍圈到外線作戰，最后結果之能事被圍殲。如此，紅軍被迫開始了著名的長征。

蔣介石當時可以消滅紅軍無疑，但對他來說紅軍被圍下仍有10萬主力，為此消耗掉國軍幾萬部隊不合適。逼迫紅軍撤離蘇區向西南部轉移，國民政府本就想將其趕得越遠越好。紅軍向西部轉移過程中，與當地軍閥消耗難免。中央軍追擊為名跟進西南部諸省，利用紅軍逃竄趁勢消滅當地軍閥諸藩，為長期抗戰退守西南做好戰略準備。

保護動物（7 pics）

亂拍中區（6 pics）

西路軍本來可以唱著歌去新疆（上）

“古浪戰役”後紅9軍大敗，但30軍和紅5軍沒什麼損失，此時乘青馬防禦空虛立即西進，集中主力按計劃先攻張掖再下酒泉，到達新疆問題不大。況且，此時青馬瞭解紅軍意圖後，也沒有將其徹底消滅的打算。

然而，1936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電示西路軍，要求他們暫停西進，在當地建立根據地。永昌、山丹、涼州一代地方貧瘠，幾十裡都沒有人煙，況且地形狹窄易攻難守，況且現在是裡無糧草外無救兵，青馬大量騎兵增援部隊正在趕過來，打仗擺脫困境求生存都來不及，怎麼還有精力分撥力量建設根據地，事實是在此處停留無異自投羅網。徐向前後來稱，“要求西路軍在永涼地區和臨高地區，建立根據地也是不切實際的”。

徐陳在11月24日發電申辯，但中央根本沒有回音。再聯絡回電就是四個字“執行命令”。青馬看到西路軍賴在河西走廊中段不走，此處往南是西寧馬步芳，東邊武威是馬步青，北面是“甯馬”馬鴻逵和馬鴻賓的地盤，如此紅軍阻隔在中間不走之下，青馬自然只好以死相拼，況且之前紅軍明言借道而通抗日。

馬步芳親赴前線發動攻勢，紅軍在武威到永昌三百多，“一字長蛇陣”被青馬反復衝殺，丟掉了永昌城還傷亡6千多。青馬不斷發動自殺式衝鋒，前赴後繼整天都不停歇，穆斯林騎兵打聖戰拼命不怕死。就在此生死存亡之際，老天給了西路軍起死回生的機會，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於12月12日爆發了。

整個西路軍得知後歡聲雷動，青馬自然都停止了進攻。西路軍希望趕緊離開當地，繼續西進新疆接受蘇援，不行的話向東返回甘肅蘭州，那裡是席東北軍於學忠的地盤，中央軍現在都在往西安周邊調，西路軍兩路脫險把握很大。馬步芳得知西安事變也搞不懂了，也只好停止進攻看形勢發展。如此西路軍的危機等於解除，唱著歌去新疆接受蘇聯武器就是了。

12月底西路軍立即向西急進，1937年1月佔領高臺和臨澤，離酒泉已經很近，到酒泉繼續西進4百多公里就到了。就在西路軍脫險前夕，1月5日中共中央來電報，“動員全軍在臨高地帶，以消滅敵人來完成創造根據地的任務。”紅軍再次賴著不走要建立根據地，如此等於搶奪青馬經營多年的地盤，馬步芳發誓“消滅共匪於河西走廊”，先解決在駐紮在高臺董振堂的紅5軍。

1月12日青馬主力包圍紅5軍猛攻。高臺城有董振堂和紅5軍不到3千人，政委黃超帶著電臺另和幾百人駐守蓼泉。當時認為兩地距離不算太遠，通訊員騎馬就可以聯絡。然而就是這個錯誤佈置，導致紅5軍始終無法和指揮部聯絡。青馬2萬餘人兵力是紅軍10倍。董振堂是打過反圍剿，走完長征路的百戰老將，面對青馬突圍已不可能，只能盡力固守等待增援。

長征時期紅5軍就是“鋼鐵後衛”，最擅長防守的紅軍和青馬死拼一周之久。紅5軍傷亡慘重彈盡糧絕，最要命的是突出去的通訊員，被青馬騎兵追上打死，徐向前和有電臺的政委黃超，都不清楚高臺已經被圍危殆。1月20日，收編的當地民團打開城門，董振堂和剩下的紅5軍將士，都知道今天要革命到底了。他們和青馬在小城高臺，居然肉搏了9個小時後全軍覆沒。

董振堂開槍自盡血灑西北，頭顱還被青馬砍了下來示眾，他不死建國後肯定元帥之一。21日，青馬向南京告捷，“高臺匪全部消滅，匪軍長董振堂等陣亡”。徐向前陳昌浩才從破譯電報中，得知高臺危急的消息。徐向前火速派出紅軍騎兵師5百人救援，問題是在青海誰敢派騎兵出擊，最後結果自然還是全軍覆滅。

攻陷高臺後青馬主力攻打蓼泉，蓼泉的紅5軍14師殘部，拼死突圍傷亡大半，紅14師師長郭錫山投降。紅9軍陳海松總算在蓼泉，救下剩下紅5軍剩下的幾百人。高臺一戰紅5軍基本覆滅，此前古浪紅9軍被重創，西路軍還剩1萬5千人，其中有大量傷病員實力大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