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庚子事變中，八國聯軍先佔領天津，然後一路向西，於8月14日攻陷北京。整個戰爭中清軍很少能組織有效的抵抗，後世不少讀史者以為原因是清軍的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聯軍，我小時候也想當然地認為清軍一定是用大刀長矛等冷兵器與配備大炮、機關槍、步槍的敵人作戰。
後來讀了一些史料才知道，並不是那麼回事。清廷經過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在軍事裝備層面還是取得一定的成績。雖然全國各兵營的裝備良莠不齊，但拱衛京畿的軍隊，如甲午之戰後建立的武衛軍，其裝備並不比聯軍落後。聶士成統領的武衛前軍，保留著淮軍步炮混合的傳統。共分為五路：中、前、後、左、右。中路含炮隊一營、步隊六營，其它四路轄炮隊一營、步隊四營。各路設指揮部，各有營務、糧餉、軍械、軍醫等單位，每路可以獨立作戰。從建制來看，像模像樣。
天津保衛戰中聶士成部是整個庚子事變中作戰最為勇猛的軍隊，讓聯軍遭遇到自開戰以來最大的損失。聯軍的隨軍記者如此記載聶士成的軍隊：“所帶軍械均系極佳之毛瑟快槍，並有極好炮隊，該兵士即將新式各炮安置于天津城內炮臺上……租界房屋無一處不被擊毀者……自與中國交兵以來，從未遇此勇悍之軍。”
戰爭結束後，義大利軍隊在天津附近發現了一座清軍武器庫，其中的先進武器和各類軍用物資讓義大利人大吃一驚。義大利海軍中將西蒙就此寫信對英國公使通報其繳獲的清軍武器中包括：“最新式的曼利徹式卡賓槍的型號，比聯軍中的奧匈部佇列裝的卡賓槍更為先進，似為剛出廠的新品；而克虜伯大炮比德軍現役的所有大炮口徑更大、瞄準更精、射程更遠、更為新式。”
除聶士成部外，大多數清軍的戰鬥力很差，包括同樣裝備較為先進武器的董福祥所領的甘軍。這說明，戰爭中武器固然重要，但同樣的武器由誰使用、如何使用更為重要。清軍戰鬥力低下看起來是軍事問題，根子乃是政治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那麼在戰鬥目標、戰爭組織、協同配合、官兵素質和士氣諸方面，大大落後已完成工業革命的各國聯軍。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場仗並不是上下同欲、軍民一心、同仇敵愾的衛國戰爭，而是由老太后和一些守舊派大臣各懷私心發起的“浪戰”。統治層內部意見分歧很大，只是太后殺了幾個“主和派”大臣嚇阻了不同意見的提出。且不說南方各省的督撫別有懷抱，沒有跟著太后一起發瘋，後來有了“東南互保”，即使在朝廷中，也有不糊塗的。如軍機大臣榮祿，知道這個仗沒法打贏，控制戰爭規模為日後留餘地是明智的選擇。不少帶兵官知道，真把使館和教堂一起攻下，把裡面的洋人殺掉，自己很可能不但不會立功，還會當替罪羊。包括殺死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殺杉山彬的甘軍統帥董福祥後來也看明白了。大傢夥就是一個“拖”字決，只有義和拳的兄弟傻乎乎的往前沖。
《齊如山回憶錄》中記錄清軍攻打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如同兒戲般。當時的分工是：“八旗的炮營，在皇城西北角及外西華門（西安門）兩處，高搭木架，架上各擺著兩尊大銅炮，圍攻西什庫。董福祥的軍隊則在東長安街一帶，架炮打交民巷”。當時齊如山尚是年輕人心思，常去清軍的陣地看熱鬧。其回憶道：皇城角用杉杆搭著木架，上架著幾尊銅炮，銅炮都有名字。架子下面，人民可以隨便經過，因有皇城遮蔽無危險也。地上靠牆鋪著幾領席，各官兵都換班休息，有的躺在席上睡覺的，有的買兩包盒子菜（此乃北京的名詞，熏肉等等）幾個人喝酒的，有聞鼻煙談天的，仿佛沒有一點正在打仗的意思。
有一次齊如山聽到兩位元交班的軍人對話：又見過一個人上了架子對另一個人說，您下去歇一會，喝一盅，他家這個盒子菜還是真有味兒。另一位說，二哥您太周到咧，沒事，上邊也不累，我的意思，天也不早了，也該歇息了。這哪是打仗，簡直是比郊遊還輕鬆。有一次齊如山問攻打使館區的甘軍一位張姓管帶：“這一小小交民巷，怎麼兩個月的工夫還未打下來呢？”他說：“一定要打，就是十個交民巷，也不愁一打，但是打下來怎麼辦呢？”我看這位張管帶相當明白，但彼時也不肯多說。
我說：“你的意思我很明瞭，不必多說，我們彼此心照就是了。”我又問：“上邊怎麼樣了？”他說：“我們大帥現在明白了，最初以為義和團可靠，如今知道他們一點用也沒有。”我問：“自開戰以來，我們共傷多少人？”他說：“軍隊傷亡並不多，拳裡頭死的很多，他們也就不來打了。”
董福祥雖然沒讀什麼書，可這位起於民間武裝、身經百戰而至大帥的武將，那是賊精賊精的，自始至終他只派兩百多名官兵攻打使館區，而且不用重炮，其餘都是拳勇在參戰。這些沒有裝備熱兵器的拳勇兄弟，自然成了使館區衛兵槍炮下的冤魂。
清廷戰敗後與組成聯軍的列國簽訂《辛醜合約》，聯軍開具名單要求懲罰的重量級“戰犯”。其中董福祥處分最輕，僅僅是免職回鄉養老，原因大概和他攻打使館區的消極態度有關吧。說白了，沒誰是傻瓜，特別是董福祥這樣見多識廣的老油子，他打仗就如同演戲，和譚鑫培一樣，是給老佛爺看的。只要不是太傻的人，誰願意捨下身家性命真陪著老佛爺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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