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瞿秋白從“無產階級革命家”，突然變為“貪生怕死的叛徒”，瞿的家人親友均遭株連。文革初期瞿秋白墳墓被紅衛兵挫骨揚灰，就連其父母墳墓也被鏟平。
1945年4月20日，中共6屆7次擴大全會作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對瞿秋白作出高度評價，稱其“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解放後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殉難二十周年”，中共中央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舉行瞿秋白遺骨安葬儀式，周恩來親自將遺骨盒放進墓穴。
當時中宣部長陸定一發言對瞿評價很高，並將報告全文刻在墓碑背面，而且由當年瞿秋白好友周恩來親自題寫。1950年，《瞿秋白文集》出版時毛澤東亦題詞：“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瞭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裡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
事情到了1962年發生重大變化，毛澤東在香港出版的《瞿秋白傳》上看到《多餘的話》，以及在《歷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評李秀成自述》。毛主席索性把這些內容綜合，把他要處理“黨內叛徒問題”聯繫起來，這下問題的性質就嚴重了。於是便有了流傳甚廣毛澤東，“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終，不足為訓”的最高批示。
毛稱：“《多餘的話》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誌敏而宣傳瞿秋白?”如此周恩來只好自己出來往，當年好戰友瞿秋白身上潑髒水。1967年3月，北師大學生造反組織“井岡紅軍”編寫了《瞿秋白批判集》，記載周恩來在不同場合提到瞿秋白是“叛徒”的幾次談話摘錄。
1964年6月，周恩來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首次揭發瞿秋白投敵變節的事實：“抗戰初期曾經有人問我們，買不買瞿秋白的《多餘的話》，當時我們認為是偽造的沒有買。現在瞭解瞿秋白確實寫過這篇文章。”
1964年7月，周恩來在中央一次會議上談“李秀成問題”問題：“瞿秋白也有這個問題，也是晚節不終。這時，毛澤東插話：《多餘的話》我看不下去!以後宣傳烈士不要宣傳瞿秋白了，要多多宣傳方誌敏。”
1966年5月，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提到：“蓋棺不能定論，火化了也不能定論，像瞿秋白就是一個叛徒，他臨刑前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篇文章在香港的一個雜誌上發表了，意思說我不應該參加政治活動。李秀成也是一個叛徒，李秀成的自供狀就看出了。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去，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要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
1966年8月接見中科院雙方代表時講話：“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現好是兩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現好，亦是一好。出身好表現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現不好，是兩個不好。兩個不好，應該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復辟。主要看你的表現晚節。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資產階級，晚年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表現不好，晚年叛變了。
“我在政治局作了一個報告，還未發表，紅衛兵知道了，就去八寶山公墓把碑給砸了。……在知識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樣，晚年變節了。我們應當向青年歷史學家戚本禹同志學習，學習他對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敵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後還是被國民黨殺掉了。”
1967年2月接見鐵道部造反派時講話：“我是經過5個時代——從大革命到現在：1921～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1949到現在。看到過不少階級，有的是鋼鐵戰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發是黨的總書記，但一抓住就叛變。當然也有好的，像蘇兆征成為烈士。知識分子也是這樣，也有很多烈士，像李大釗;也有像陳獨秀背叛革命成為託派，瞿秋白臨死前還寫叛變書，就像從蘇聯回來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為修正主義分子。”
1967年2月接見江蘇“造反奪權委員會”代表時講話：“我接見過南開大學衛東派組織。我叫他們多作調查，他們下決心鑽到很多圖書館裏，查了幾個月。安子文是黑幫分子，是一位學生調查出來的。南開大學發現了20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變，是經劉少奇批准，集體自首。入城之後，組織部長是安子文，就不把這一部分材料拿出來。瞿秋白死前也寫過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樣，結果蔣介石還是把他殺了，這篇文章被陸定一藏起來了。這些都是大事，是白紙黑字寫的材料。”
1967年3月接見財貿口造反派代表：“這次運動搞出了一大批叛徒，這是紅衛兵的功勛。瞿秋白死前寫了《多餘的話》，是叛徒的自白書。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這是從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啟發，年青人啟發了我們這些老頭子。最近又發現，在槍斃前，瞿秋白寫給當局的一封求饒的信。他是個叛徒。這些是劉少奇、鄧小平組織路線的錯誤。安子文掌握了組織部二十多年，他們在表面上比我們還“左”，實際上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從此，我們對自首的叛徒就嚴格了。”
3年多時間周恩來在不同場合，言必稱瞿秋白是叛徒，瞿秋白“歷史叛徒”的罪名，起源毛澤東“做實的”是周恩來。瞿秋白《多餘的話》無非是多講了幾句真話，多談了些他的個人感受，從本質上說瞿秋白畢竟是個文人。正如他在《多餘的話》所說：‘我是一介書生，把我推到領袖的地位上，這是歷史的誤會。’
1990前後，陸定一稱：“我在延安當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時候，就從國統區的報刊中看到《多余的話》，說是瞿秋白在國民黨監獄中寫的遺書。我當時認為，秋白同志對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嚴辭拒絕國民黨的勸降。而這篇遺書情緒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國民黨偽造的”。
20世紀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農來找我說《多餘的話》的真跡，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後人手中，已流出國外。他表示要賣給我們，你看買不買?我說，這份所謂瞿秋白遺書，我看是國民黨偽造的不買了。不久我到人民大會堂開會，毛主席周總理都在座，我向他們報告了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總理說，我看過《多餘的話》的原稿，確是秋白的筆跡。總理的話當然是可信的”。
沒有周恩來這位“叛徒好友”的揭發，瞿秋白不至於連墓地都保不住。這與文革後
指責“四人幫”，導致瞿秋白死後受辱完全扯不上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