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為她的無畏付出了加倍的代價。在針對劉少奇的批鬥會結束後一個月，她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美國特務”，外加“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務”。她在秦城監獄度過了十二個春秋。有相當長時間，她只許坐在鋪板上，不許走路，一年半沒有放過風，致使她多年腰不能直。中共官史稱專案組建議槍斃她，得到了林彪的批示，被毛澤東否決。但事實上，毛澤東刀下留人的真正目的是要讓王光美生不如死。
在這場鬧劇的高潮中，劉收到“勒令”，要他寫檢討，“老老實實向毛主席低頭認罪”。“勒令”表面出自北京某學院的造反派，給人印象好像這是“群眾要求”。但通知劉按“勒令”調子寫檢討的，卻是毛的大總管汪東興。顯而易見，這是毛一手操縱的。劉斷然拒絕了毛的要求。王光美拿起安眠藥瓶子朝劉晃晃，意思是她願與劉一同自盡。劉對她搖了搖頭。他們倆都沒出聲，知道有竊聽器，怕安眠藥被沒收。
毛明白劉少奇的勇氣很大程度來自他的妻子，下令把兩人分開。七月十八日，劉少奇夫婦接到通知，說兩人當晚將被分別批鬥。他們預感到這將是生離死別，三十多年後，王光美回憶起那一時刻：
此時，我只對他說了一句：“這回真要和你分別了！”就怎麼也忍不住，眼淚流了下來……
傍晚，我完全平靜下來，等著來人揪鬥了。少奇生平唯一的一次為我打點行裝，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齊齊。在最後的幾分鐘，我們面對面地坐著……這時，一向不愛說笑的他，卻說：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我也跟著他笑起來。
批鬥會結束後，他們被分開看管。他們最後又見了一面，那是八月五日，毛《炮打司令部》一文問世一周年。蒯大富計畫大搞一場批鬥會，組織幾十萬人，“把劉少奇揪到天安門廣場，搭一個大平臺，把他們抓出來鬥。江青支持我們的意見，她把意見整個地原封不動地轉給中央。”蒯大富連檯子都搭好了。可是毛掂量再三，否決了這個做法。他一直對外國人聲稱野蠻低劣的批鬥方式和語言都是紅衛兵搞的。如果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外國人無疑會認為這是毛的支使，對他“世界革命領袖”形象將十分不利。外國“毛主義者”們許多已經對毛的大清洗非常反感了。西歐毛派中最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比利時的傑克格瑞巴（Jacques Grippa），自己曾在納粹集中營裡受過刑，知道受折磨的滋味。他寫信給劉少奇表示支持。信寄到中南海，被退回來，上面寫著：“查無此人。”
毛還有一怕，怕劉少奇夫婦開口。迄今的批鬥已使他領教了他們銳利的反駁。史達林在清洗政敵時曾搞過假模假樣的公開審判，因為他的政敵事前已乖乖就範。毛不敢對拒絕就範的劉少奇夫婦搞這套把戲。他只得決定在中南海內部由中央警衛團的戰士穿著便衣，跟中南海工作人員一道批鬥他們。
八月五日那天，中國第二、第三號最大“走資派”鄧小平、陶鑄，也在中南海自家的院子裡同時挨鬥。毛要打倒他們，是因為他們不願同毛合作搞文革。毛仇恨他們的程度遠不如像對劉少奇，對他們的批鬥也就溫和了不少。陶鑄夫人曾志是毛早期的朋友，毛對她格外開恩。批鬥會上，當她丈夫被揪著“坐噴氣式”，挨打受罵時，她還可以坐著。曾志看見人群裡有個女人跳起來要抓她，這時有人朝那女人搖搖頭，女人馬上就放開了手。曾志明白，這是毛在保她。
她也清楚，毛的保護是有條件的。當患癌症的陶鑄被流放外地時，汪東興問她要不要陪陶鑄去。大家都明白，曾志要是去了，就會惹惱毛，她和唯一的女兒也就完了。於是，她和丈夫商量後決定不去。陶鑄孤單地死在合肥。
劉少奇在中南海批鬥會上，沉著有條理地對沖著他咆哮的人群進行答辯，但很快就被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打斷，小紅書向他劈頭蓋臉地打去。他和妻子被亂扯亂拉，頭髮狠狠地揪向後面，讓他們扭曲的臉對著照相機和電影攝影機。這些鏡頭是給毛看的。操縱批鬥會的中辦代主任戚本禹的秘書，擔心鬥得不夠狠，怕拍到鏡頭裡“氣氛不夠”一度宣佈休會，重新佈置。批鬥會再開始時，從電影裡可以看到，劉少奇被打倒在地，一堆人對他又踩又踢。
劉的孩子們，包括六歲的小女兒，被帶到會場看父母挨打受辱。毛的女兒李訥也在場，做毛的特別觀察員。
毛也許很解氣。但他不可能看不出，他打不垮劉少奇夫婦的意志。批鬥會上有一刻，王光美突然掙脫扭住她的人，撲到丈夫身邊，一把緊緊抓住他的衣角。在拳腳交加下，他們倆掙紮著死死地手拉著手，挺直身子互相對視。
王光美為她的無畏加倍付出了代價。一個月後，她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美國特務”，外加“國民黨特務”和“日本特務”。她在秦城監獄度過了十二個春秋。有相當長時間，她只許坐在鋪板上，不許走路，一年半沒有放過風，致使她多年腰不能直。專案組建議槍斃她，被毛澤東否決，毛要讓王光美生不如死。
王光美的親屬也受到牽連。七十多歲的母親被多次揪鬥並關進監獄，幾年後死在裡面。劉的孩子被趕出家門，有的被批鬥，有的被關押，一個被逼得臥軌自殺。至於劉少奇本人，他備受煎熬的囚室，就是他在中南海的住處，離毛的房子不過一箭之遙。
劉這時快七十歲了，與妻子訣別後不到幾個月，身體就完全垮了。他多年來靠安眠藥睡覺，現在藥量被大大減少，同時又強迫他改變多年來為了與毛的作息時間同步而形成的白天睡覺夜裡工作的習慣，白天不准他睡覺。這使劉永遠處於一種無法睡眠、神思恍惚的狀態。他多次暈厥，一條腿拖拉著抬不起來，吃飯由臥室到餐廳，二十幾公尺遠，要走半個小時到四十分鐘。吃飯時，手嘴不能配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有關部門的報告說，原則是讓劉半死地活著：“能保證劉吃飽，餓不死就行。”致命的病，像肺炎、糖尿病，給治，醫生來診病時先罵劉一通。對劉神經病變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則聽之任之，讓病況一天天嚴重。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的劉少奇情況反映，用毛澤東時代的典型語言寫道：“（劉）裝糊塗的事越來越多。比如用梳子、肥皂刷牙，襪子穿在鞋上，短褲穿在長褲外面，有時把兩條腿穿在一個褲腿裡，裝瘋賣傻，盡出醜態。”
這年夏天，毛兩次通過汪東興對醫護、看守人員說，對劉“要把他拖到”九大“，留個活靶子供批判。”治病不是為了救人，而是為了“保護活證據，向”九大“獻禮。”毛想在“九大”上把劉開除出黨。要是那時劉已經不在人世，這幕戲就會失掉光彩。“九大”一過，就可以任“活靶子”死去。
到十月，劉少奇已是靠鼻胃管灌食維持生命，隨時都可能死亡。開“九大”的時機對毛還不成熟，毛只得匆忙召開了個中央全會，把劉開除出黨。“全會”不全，出席者只占中央委員的百分之四十七，其他的都被清洗掉了。全會還撤銷了劉的黨外職務——國家主席，連“人大”的過場也不走。
毛給劉定罪的調子是把劉打成“特務”。這樣既可以置劉於死地，又避免涉及到毛。毛怕人向劉提問，怕劉開口回答問題，連劉的專案組也不許審訊劉，甚至見劉也不准。這在辦案上恐怕還是件新鮮事。為了找“罪證”，專案組大肆抓人，五十年代由蘇聯設計的“中國第一政治監獄”秦城，在文革初期擴建一倍半，關的不少是跟劉有關的人。一九六六年第一名囚犯，代號“六六〇一”，就是曾在劉少奇與史達林之間做過翻譯的師哲，逼他交代的問題有“史達林是怎樣發展劉少奇當特務的？”同時關在這裡的還有美國人李敦白，四十年代他與王光美有過一面之交，現在逼他承認是他把王光美，甚至劉少奇，發展為美國情報部門的特務。李敦白看得出來，審訊他的人儘管歇斯底里地叫喊，自己也不相信這一指控。被關押的國民黨特務頭子沈醉也反覆被審，要他說王光美是軍統特務。
被審的人大都盡了最大努力不撒謊。堅持說真話的人中有兩位是前中共領導李立三、張聞天。為此，他們和家庭都遭到監禁，兩人也過早地辭世。李立三夫人李莎是俄羅斯人，三十年代李立三在蘇聯大肅反中坐牢時，曾共過患難。這位為愛情付出巨大犧牲的女性，如今在毛澤東的鐵窗後度過了漫長的八年。
劉少奇專案組的成員也有不願造假證據的，專案組因此三次換人，兩名負責人鈹鐺入獄。當然，捏造證據跟拿不出證據一樣危險。毛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說：“整出來的劉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說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國勾結，組織反共同盟軍，要美國大規模出兵打共產黨，並且要沈其震經過司徒雷登介紹去見杜魯門、艾奇遜。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虛，是騙我們的，耍我們的。美國大批出兵，當時國民黨都還不願意呢。”最後專案組只好羅列一串莫須有的罪名，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這份《審查報告》由周恩來在中央全會上宣讀。專案組曾建議對劉處以極刑，毛不同意。要劉死他有別的法子。
劉死前的痛苦毛一清二楚。不僅有呈送給他的報告，還有為他拍攝的照片。從其中兩張可以看到，劉在極度難受中緊緊握住兩個硬塑膠瓶子，瓶子被他揑得變了形，成了兩個“小葫蘆”。“九大”開幕時，毛用完全無動於衷，連假慈悲也不屑於裝的聲音宣佈：劉快死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個寒冷的夜晚，劉在一床被子下半裸著身體，被抬上飛機送往開封。當地醫生要求給劉透視診病，上面不准。在劉病危時要求送醫院或會診搶救，也被拒絕。死亡在十一月十二日到來。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刻，劉的屍體被秘密運往火葬場火化，臉用白布包著。火葬場的人接到通知說死者患有急性傳染病，要他們全部離開，只留兩名工人看爐點火。火葬單上填的是假名字。劉少奇的死極端保密，毛直到咽氣也沒敢對中國人民公佈。權勢熏天的人在除掉政敵後往往喜歡張揚慶祝。毛卻怕人知道，怕劉的死訊傳出會激起人們對劉的同情。劉死後的這些年，毛不斷在媒體上批劉，給人印象劉還活著。毛雖然報了仇，但心虛已極。
除了劉，毛最恨的人要數彭德懷了。毛讓他也吃夠了苫頭，結果是同樣的不能令他稱心如意。文革開始後，毛派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到四川把彭抓來北京。造反派領袖朱成昭，在回京的火車上同彭德懷長談，彭把廬山會議的大致情況講給他聽他幡然醒悟，佩服彭德懷，不僅一路保護彭，回北京後還給毛寫信，說整彭整錯了。信寄出後，朱成昭從幾十萬人的指揮轉眼變成階下囚。牢獄多年，他仍不後悔。另外一個造反派首領，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在批鬥彭時打過彭。後來韓對自己的行為非常後悔。
在北京，彭被幾十個單位輪番批鬥，被大皮鞋當胸踢，被木棍打斷骨頭，在批鬥臺上昏過去、醒過來。由於毛懷疑他曾跟赫魯雪夫商討過倒毛，他被提審二百六十餘次，最後精神出現錯亂。在監獄裡，他寫下一生的經歷，對毛的指控做出堅決的反駁。一九七〇年九月完成的自述結尾寫道：“我仍然挺起胸脯，大喊百聲，問心無愧！”
彭體魄強壯，他受的磨難也就比劉少奇長久——一直持續了八年，直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終於倒在直腸癌下。像劉一樣，他的火化也在極端保密的狀況下進行，用的是假名字。像劉一樣，他的死在毛生前也沒有敢公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分會見了尚比亞代表團之後，毛澤東通過周恩來打電話給劉，要劉不要再見外國人，也不要再公開露面。同一天，毛寫了針對劉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兩天后當著劉的面把這篇文章印發給中央全會，向中共高層公開了劉的倒臺。毛散發文章之前，特意把不愛開會的林彪接來會場，給他撐腰壯聲勢。林彪緊接著正式取代劉當上了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毛開始收拾他最痛恨的人了。他從整王光美入手。毛知道劉倆口子是恩愛夫妻，整在王光美身上會痛在劉少奇心上。
王光美出身官宦家庭，父親在民國時代曾任中國農商部代理總長，母親是著名的教育家。一九二一年父親在華盛頓開會時王光美出世，取名“光美”以作紀念。光美畢業於美國教會辦的輔仁大學物理系，一九四六年，她本來準備接受密西根大學的獎學金，由於親共的母親的影響，決定不去美國了，參加了共產黨。在中共根據地，人們記得打麥場上的跳舞會裡，她穿著白襯衣、藍色工裝褲，秀麗而洋氣。劉少奇邁著穩穩的步子，穿過舞場，走到她面前，微微一鞠躬，請她跳舞。這個舉動在當時很特出，一般是女孩子們主動過來請首長跳舞。有過幾次不幸婚姻的劉少奇，愛上了優雅而有大家風範的王光美。他們於一九四八年結婚。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捋了毛的虎須。面對臨頭大禍，王光美沒有像有的夫人那樣勸丈夫向毛磕頭請罪，反而與丈夫配合默契，協助丈夫鞏固地位，使毛難以對他下手。[1]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學校挑起暴力時，劉想制止混亂，派“工作組”進校管理。王光美成了清華大學工作組的成員。在清華，她同二十歲的激進學生蒯大富發生了衝突。蒯大富對政治的興趣最初出於正義感，十三歲時他給北京寫信狀告基層幹部腐敗、欺壓老百姓。文革開始後，《人民日報》把文革稱為“爭奪領導權的鬥爭”，蒯開始有了權力欲。在一次工作組召開的大會上，他跟一幫學生把工作組轟下臺，向工作組奪權。根據劉少奇的指示，蒯大富被工作組關了十八天。七月三十一日晚，蒯大富接到通知，到清華招待所去，有人要見他。他等到淩晨兩點鐘，在沙發上睡著了。有人搖醒了他，門外是汽車煞車的聲音。突然，周恩來走進來。蒯大富說，他當時“特別吃驚，做夢也想不到周恩來會到跟前來”。他站起來，“有受寵若驚的感覺”。周恩來請他坐，他“根本連坐也不敢坐，屁股挨著沙發那麼一點”。周恩來“很輕鬆”地、“非常有魅力”地、“很容易溝通”地讓他放鬆下來，接著說自己來是“受主席的委託，向你瞭解清華的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周恩來的問題是關於工作組的，當然也關於王光美。儘管周帶來一個速記員，他自己也做筆記。蒯一直講了三個小時，到太陽升起。周說他還有工作要先回去，約晚上派車來接蒯，到人民大會堂再繼續談。晚上他們又談了近三個小時。由於蒯大富對劉少奇夫婦的不滿，他成了毛手頭上整劉的利器。
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七十三歲生日前夕，在“中央文革”指示下，蒯率領五千名造反派學生在北京遊行，散傳單，呼口號，卡車上安裝的高音喇叭大喊：“打倒劉少奇！”國家主席垮臺的消息便以這種方式向全國公開，報紙上仍隻字不提。利用蒯大富，毛裝作打倒劉是“造反派的要求”。
一九六七年元旦，毛對劉的“新年問候”是派中南海造反派到劉家，在屋裡屋外寫滿侮辱劉的大標語。過了兩天，又一群人闖進劉家，圍攻劉少奇夫婦，“勒令”他們做這做那。這類事接二連三，都是精心策劃的——只除了一件事。
那是一月六日，蒯大富的手下把劉的孩子平平扣起來，然後給劉家打電話說平平出了車禍，被汽車軋斷了腿，現在醫院裡，需要家長來簽字後動手術截肢。劉少奇夫婦焦急萬分，一同跔去醫院。造反派本來只是想把王光美騙出來鬥爭一番取樂，沒想到劉少奇也來了，嚇了一跳。蒯大富說：“同學們根本沒想到劉少奇也會來，嚇著了，也知道不敢動劉少奇。前幾天，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們喊打倒劉少奇。劉少奇真在跟前時，還不敢喊。中央沒有指示，不敢貿然行動，怕犯大錯誤。這種打倒，我們心裡也是有數的，政治上的打倒，走馬燈似的來回轉，你也說不清什麼時候就變。沒有得到中央明確指示，將來追究責任，你負擔不起的。所以我們同學就說：劉少奇你回去，王光美留下。”這番自白道出了造反派的自知之明，他們不是真正的造反者，只是工具。
因為這場戲不是上面安排的，中央警衛團的一個排降臨了，帶走了劉少奇。學生們緊張地草草鬥爭了王光美半個小時。這時電話響了，蒯大富說：“我拿起電話，把我嚇了一跳，對方說：“我是周恩來。孫岳同志（周的秘書）到了你那裡？”我說到了。他說：“王光美你不是也鬥了嗎？”我說鬥了。他問：“鬥完沒有？”我說鬥完了。他說：“那叫孫岳同志帶回來，不准打，不准侮辱，聽見沒有？”我說聽到了，我沒有打，沒有侮辱。我說放心，馬上讓孫嶽帶過去。他就把電話掛了。一分鐘不到，又來電話，這次是江青來的電話。我唯一的一次接江青的電話。我一拿起電話就聽江青在電話裡哈哈笑。她說：“你們把王光美弄過去了，你們幹嘛，瞎鬧呀？你們不要打，不要侮辱。”她重複周恩來的話，說：“總理不放心，他要我打電話給你，你們鬥完了趕快把王光美送回來。”
蒯大富要江青放心。針對劉少奇夫婦的唯一一場自發行動就此告終。
周恩來這樣關切是因為毛整劉有他的步驟。一月十三日夜裡，毛把劉用車接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同劉進行了一次單獨談話。造反派的那場鬧劇毛完全知道，明知故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他建議劉讀幾本書，特別提到《機械唯物主義》和《機械人》，說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狄德羅（Denis Diderot）寫的。從書名可以看出，毛是要劉少奇不要太“機械”，太死板，要劉違心地認罪。劉沒有照毛說的辦，而是向毛再次要求辭去一切職務，下鄉當農民種地。他要求毛結束文革，只懲罰他一個人，不要整其他幹部，不要讓國家再受損失。毛不置可否，只向劉告別，要劉保重身體。就這樣，毛把跟他共事將近三十年的副手送到門口，送上死路。幾天後，劉的電話被強行拆除，他的家成了與世隔絕、牆壁地上滿是侮辱性標語的牢房。四月一日，毛通過“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不點名地宣佈劉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緊接著，由周恩來批准，蒯大富組織了一場有三十萬人參加的對王光美的批鬥會。會前，周同蒯詳細討論了議程。開會時，周恩來辦公室同蒯的組織保持著密切的電話聯繫。
一向嫉妒王光美的江青乘機報了私仇。王光美以國家主席夫人身分陪劉少奇出國，穿著漂亮的衣服，戴著首飾，而江青待在中國哪裡也去不了，這些美麗的東西可望而不可即。她對蒯大富說：“王光美當時在印尼丟盡了中國人的臉，還戴項鍊！”“穿那些衣服與蘇加諾吊膀子”。她叫蒯大富“把那些東西找出來，給她戴上穿上！”蒯回憶道：“江青是暗示——而且是明示——就是要羞辱王光美，我們怎麼批都行。”
於是蒯的人把一件中國旗袍罩在王光美身上。因為天冷，光美穿著毛衣，緊身的旗袍被硬套在上面，繃得鼓鼓囊囊的。脖子上給她掛了一串乒乓球，表示珍珠項鍊。整個大會都拍了新聞紀錄片，蒯大富事後看了。
劉少奇也給毛寫信抗議，還不止一次，毛的答覆是懲罰升級。七月十三日，毛離開北京去外地，臨走時讓戚本禹代理中央辦公廳主任，負責整劉少奇等人。毛一走，幾十萬造反派就奉命在中南海牆外安營紮寨，架設了上百個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沖著中南海內聲嘶力竭地咒駡劉少奇，什麼“把你這條老狗揪出中南海”，什麼“你這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劉的下級被人群牽來引去，在牆外輪番批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