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卡主要領導人之一拉齊斯（Latsis）聲稱，1918年下半年，契卡處決了4,500人，並帶著些許玩世不恭的語調補充說：〝如果契卡可以被控告的話，它不會被控過分熱衷於處決，而是被控未能滿足實施這種最高處罰的需要。從長遠看來，鐵腕手段能夠減少成為犧牲品的人數。〞1918年10月底，孟什維克領導人尤裡．瑪律托夫估計，自9月初以來，契卡的直接受害者人數〝超過一萬〞。
無論那年秋天受害者的確切人數可能是多少，僅見諸官媒的總數就顯示，它至少也一定在1萬至1.5萬之間。布爾什維克將任何形式的、真實或潛在的反對，都視為內戰行為。紅色恐怖就標誌著這一實踐的明確開端。正如拉齊斯所稱，內戰有〝其自身的法律〞。當時，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布爾什維克〝按社會出身〞配給的做法和地方契卡濫權。與此同時，在莫托韋利哈（Motovilikha）兵工廠，當局宣佈整個工廠〝處於暴動狀態〞。契卡沒有與罷工者談判，而是強制停工並解雇工人。多名罷工領導人被逮捕，且所有被懷疑鼓動罷工的〝孟什維克反革命分子〞都遭追捕，直至抓獲。在1918年夏天，這是通常的做法。到了秋天，地方契卡此時組織得更好，更受莫斯科要求進行更血腥鎮壓的號召的鼓動，於是明顯更進一步，未經審判就處決了百餘名罷工者。
兩個月內執行1萬至1.5萬例就地處決，僅這些數字的大小就標誌著與沙皇政權做法的徹底決裂。從1825年到1917年的整個時期，沙皇法庭（包括軍事法庭）所判的、〝涉及政治問題〞的死刑，總共只有6,323例，其中最高數字為1,310例，於1906年記載。這是對1905年革命作出反應的一年。而且，並非所有死刑都被執行，大量死刑被改為強迫勞動。幾個星期內單單契卡所處決的人數，就兩三倍於92年內被沙皇政權判處死刑者的總數。
數字遠不足以描述這種變化。引入諸如〝嫌疑人〞、〝人民的敵人〞、〝人質〞、〝集中營〞、〝革命法庭〞等新範疇，引入諸如〝預防措施〞等以前未知的做法，不經司法程式就地處決數十萬人，以及由淩駕於法律之上的一種新型政治員警實施逮捕，這一切或許都可以說，已構成一種哥白尼式的徹底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
這一變化是如此強烈，甚至令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大吃一驚。從1918年10月至12月黨內高層就契卡角色所發生的爭論中，可看出這一點。10月25日，在捷爾任斯基缺席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商討了關於契卡新地位的問題。當時，捷爾任斯基已被打發去瑞士恢復身心健康，隱姓埋名了一個月。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黨內最年長成員之一的亞歷山大．奧爾明斯基（Aleksandr
Olminsky）、內務人民委員彼得羅夫斯基，都批評〝把全部權力給予一個似乎淩駕於蘇維埃甚至黨自身之上的組織〞，同時要求採取措施，遏止〝這樣一個組織的過度熱忱：該組織充滿了犯罪分子、虐待狂者和來自流氓無產階級的墮落分子〞。一個政治控制委員會成立了。其成員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甚至提議廢除契卡。
但契卡的死硬支持者很快重占上風。他們中，除了捷爾任斯基外，還有黨內一些主要名人：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Yakov Sverdlov）、史達林、托洛茨基，當然還有列寧本人。他堅決為這個機構辯護：它〝被少數不切實際的知識份子不公正地指責為行為過分……他們不能從一個更廣的視角來考慮恐怖這個問題〞。1918年12月19日，在列寧的教唆下，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決議，禁止布爾什維克媒體發表〝關於機構尤其是契卡的誹謗性文章〞，稱契卡〝在特別困難的情況下從事自身事務〞。這就是這場辯論的結局。〝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由此被賦予了其〝一貫正確性〞。用列寧的話說，〝一個好的共產黨人也是一名好的契卡主義者。〞
1919年初，捷爾任斯基獲得中央委員會的授權來設立契卡特別部門。其後，這些部門就負責軍事安全事務。3月16日，他被任命為內務人民委員，在契卡的庇護下，著手重組所有民兵組織、部隊、分遣隊和輔助部隊。它們此前隸屬於不同的管理部門。5月，所有這些部隊──鐵路民兵組織、征糧隊、邊防部隊和契卡部隊──合併為一支部隊，即共和國內衛部隊。到1921年，其人數達到20萬。這支部隊的各項職責包括：巡查勞改營、車站和其它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地點；指揮徵用行動；至關重要的是，鎮壓農民起義、工人暴動和紅軍兵變。共和國內衛部隊代表一支實施控制和壓迫的可怕力量。它是規模較大的紅軍內部的一支忠誠的軍隊。紅軍不斷受到開小差的困擾。儘管理論上其入伍人數在300萬至500萬之間，但它從未成功召集過一支擁有逾50萬名裝備精良的士兵的戰鬥力量。
這位新任內務人民委員下達的首批法令之一與囚犯營的組織有關。自1918年夏季以來，這些囚犯營就在無任何法律依據或系統性組織的情況下存在。1919年4月15日的這項法令，對〝強制勞動營〞（coercive
work camps）與〝集中營〞進行了區分。原則上，強制勞動營裡所有的囚犯都被法庭定過罪。而在集中營裡，人們經常作為人質被扣留，這是行政措施的一種結果。這種區分實際上有點矯揉造作。這一點在1919年5月17日的補充指示中得到了證明。該指示命令每個省建立〝至少一個囚犯營，最少可容納300人〞，並列出16類要被拘禁的囚犯。這些類別和〝來自高等布爾喬亞（Haute bourgeoi-sie）的人質〞一樣多樣化：〝來自舊政權的公職人員，上至大學評估員、檢察官及其助理、各城市包括地區首府的市長和市長助理〞；〝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因任何寄生蟲罪、賣淫罪或拉皮條罪而被判刑的人〞；〝普通逃兵（非慣犯）和內戰中成為俘虜的士兵。〞
勞改營和集中營的被囚禁人數，由1919年5月的約1.6萬人穩步上升至1921年9月的7萬多人。這些數位，還不包括爆發起義反抗蘇維埃政權的地區此前所建立的數個囚犯營。例如，1921年夏，在坦波夫省的7個集中營裡，至少有5萬名〝土匪〞和〝被劫為人質的土匪的家人〞。這些集中營由當局建立，作為撲滅農民起義的措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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