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老電影《十字街頭》的人，必然對影片主題曲《春天裡》印象深刻。“春天裡來百花香，郎裡格郎裡格郎裡格郎…
…，沒有錢也得吃碗飯，也得住間房，哪怕老闆娘，做那怪模樣… …”歌詞的作者是關露，中國著名詩人和作家。關露生於1907年，原名胡秀楣，關露是她發表文學作品時的筆名。她自幼家境貧寒，靠自學完成中學教育，後考入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1930年開始陸續發表文學作品，尤其以新詩創作蜚聲文壇。30年代已經是上海著名詩人和作家，詩作《太平洋上的歌聲》是其成名之作，高爾基的名作《海燕》，也是她翻譯的。當時，她與張愛玲，蘇青，潘柳黛，合稱“民國四大才女”。
關露的另一重要身份是中共著名間諜，抗戰時打入汪偽特工總部，極司菲爾路76號，策反特務頭子李士群，並潛入日本使館，獲取大量情報。為此不惜自毀清譽，甘冒漢奸駡名。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將其列入漢奸名單，解放後共產黨也將她以漢奸定罪，經歷無數政治衝擊，飽受殘忍摧殘，精神多次崩潰。兩次入獄10幾年，出獄後仍是不戴帽子的漢奸身份。1982年，3月23日平反，半年後服安眠藥自殺，結束了她傳奇，屈辱，不幸的一生。如果，關露沒有成為紅色間諜，她現在文名絕對不在張愛玲之下。可惜命運弄人，她雖為中共立下不朽功績，但生前非但得不到最起碼的尊重，而且沉冤數十載，最後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她悲慘的一生。
關露的悲劇始于她的妹妹胡秀楓，她大學畢業後，經常參加妹妹和妹夫組織的左翼作家聯盟的各種聚會，1923年被發展入黨。關露本來在37年上海淪陷後，留下從事地下工作。由於，她的妹妹關秀楓當年曾在李士群被捕後竭力營救過他，中共原本打算派胡秀楓到李士群身邊，偏巧胡另有任務在身，任務落到姐姐關露的身上，還是妹妹親自推薦。1937年，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密電，通知她到香港接受任務，給關露委派任務的就是前文提及的潘漢年，還有廖承志。
特務機關76號的任務是摧毀中國的抗日地下活動，策劃暗殺，搜集共產黨、國民黨、中統軍統，秘密抗日組織的情報。其中包括中共的潘漢年系統，戴利軍統上海站，還有陳果夫，陳立夫的中統上海的情報機關。76號曾經摧毀軍統上海站，把軍統站長陳恭澍抓住，76號的工作是非常有成效的。而且，擅長使用各種無比殘忍的酷刑手段，套取犯人口供，稍有不從就會被殺掉。關露1939年打入汪偽特務機關，主動接近李士群。她隔三差五地進出76號，穿梭於漢奸們的太太小姐之間。李士群此時雖忙於軍統的明爭暗鬥，但他難道還不瞭解共產黨那一套，原本就是中央特科出來的，在蘇聯接受的特工培訓。早知道關露是共產黨派來的臥底，但裝作一無所知。經常故意透露一些日偽的政經情報給關露，甚至帶她頻頻出入交際應酬場合，便於她接觸各方人物搜集情報。
著名詩人藝術家常任俠，在年輕時追求過關露，在他的《冰廬瑣億》中描述關露，“頎長玉立，秀眉隆准，華服高履，體態盈盈”。其實，關露算不得大美人，遠不如軍統暗殺丁默村的鄭萍如妖豔美麗。關露喜歡穿高跟鞋，身材中等，體型豐滿，衣著華麗。她是文化人，氣質高雅，待人接物有分寸，善於處裡人際關係，處事也頗低調，容易被人接受。汪偽那些太太小姐們與她關係都很好，關露成了她們圈子裡的人。更重要的是李士群的老婆葉吉卿非常喜歡她，進出都是關露作陪，兩人經常一起逛街，每週還給關零花錢。葉吉卿與胡秀楓是復旦大學同學，當年老公被捕，她身懷有孕無處容身，胡秀楓收留了她，葉吉卿很感激，所以對關露也是特別關照。
鄭萍如明豔照人，把丁默村迷得夠嗆，但為人處事比較幼稚，鄭是公認的狐狸精。葉非常看不慣她，鄭刺殺不成被捕後，丁忌憚軍統報復，其實他根本不想殺鄭美人，打算關押一段時間秘密釋放。還有說法是鄭對丁動了真情，在暗殺的關鍵時刻救了丁，因此丁沒想為難她，甚至想待事情平息後，與她重續舊情。可是，那幫太太小姐們生怕這個狐狸精不死，勾引她們的丈夫，為此還挑動葉吉卿出面。葉吉卿有丈夫撐腰，安排將鄭萍如帶到野外秘密槍決，丁默村當時根本不知道此事。丁發覺後也是回天無術，礙于李士群他也無法發作，這無疑加深了兩者之間的矛盾。為丁聯合軍統，利用日本人毒殺李士群埋下伏筆。李士群被殺，軍統是為了給鄭萍如報仇，丁是為愛人的香消玉損洩恨。
據說潘露為了打入特務機關特意整容，墊高了鼻樑修整了眼眉。其實，她的確整過鼻子，當年與她同稱“民國四大才女”的蘇青撰文指出，關露年輕的時候隆過鼻，當年很多的女演員，以及摩登新女性都流行整容。關露有點塌鼻樑，據說注入蠟質墊高了鼻子。關整容後的照片，曾經作為某美容院的廣告，登載在《申報》封面上，可見效果不錯。可是，畢竟當時的技術還不成熟，後來她鼻子裡臘質融化，甚至從眼角處溢出，在臉上產生小疤痕。她的整容確實沒有做好，後來鼻子一直有問題。老年時由於鼻子塌洞，被人認為得過性病，可能被誤認為是晚期梅毒後遺症。抗戰勝利後，她被轉移到蘇北根據地，她的大上海白區文藝氣質和談吐，文化漢奸的嫌疑，甚至連她不自然的高挺鼻樑，一直以來就引起了很多解放區婦女幹部的不滿，對她的非議簡直就是無日無之。
李士群常帶關露進出，周圍都是荷槍實彈特務。不久，關露與李士群交往的漢奸形象就深入民心了。當年接受任務時，潘漢年曾經命令關露，如果今後有人說她是漢奸，她不得辯護，以免暴露身份。並且必須和左翼的作家朋友們斷絕往來。關露表示堅決服從，她也因此吃了一輩子的苦頭。後來，關露安排潘漢年直接與李士群見面，互相攤牌展開正式談判。日本針對新四軍的清鄉行動被共黨獲悉，多數是拜關露傳出的情報所賜。1942年，中共終於決定，另派專人與李士群聯絡，關露如釋重負，打算撤退到解放區。她太幼稚了，以她當時的情況，中共怎麼可能放棄這條線，非但不能撤走，反而要她打進漢奸文化界，成為漢奸文人，繼續為中共搜集情報。
最初，中共給她的任務是通過正常管道，打入日本文化機關，爭取與日本共產黨取得聯繫。她進入日本領事館與海軍報導部署下《女聲》雜誌任編輯，主編伊藤俊子據說是左翼作家，中共希望她接觸伊藤，與日本左翼進步人士取得聯繫，進而接觸日本共產黨。據本人研究這完全是個幌子，日本共產黨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阪野參三，1940年3月就到了延安，還娶了位中國妻子莊濤，1945年9月才回國，根本不用關露出面。真實的情況是讓她配合潘漢年，打入日本駐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關露多少懂點日語，為搜集情報，她投懷送抱，不惜出賣身體，一次次被日本特務頭子岩井玩弄。中共因此得到大量絕密情報，日軍針對江蘇和安徽新四軍的清鄉和掃蕩，每次都被新四軍獲知而躲避。關露為此忍受了難以形容的肉體和精神折磨，曾經多次要求調離，但均被要求顧全大局，為中共組織所拒絕。
受她直接領導吳成方的指示，關露去日本參加了“大東亞文學大會”，其實那次張愛玲，蘇青也都參加了。她的照片上了報紙上，受到當時社會人士的唾棄。《時事新報》說：“當日報企圖為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這下她的文化漢奸的身份就更不容置疑了。1943年，軍統利用汪偽的內部矛盾，以日本人之手毒殺了李士群。中共派潘漢年與日軍崗村甯次代表，相互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達成默契共同對付國民黨軍隊。1944年，汪精衛病故，次年8月日本正式宣告投降。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懲辦漢奸，關露“文化漢奸”名聲在外，自然是首當其衝。
中共為掩藏抗戰中暗通日偽的證據，迅速將她轉移至新四軍蘇北根據地，並且將她“保護”了起來。關露總算回家了，但她不知道現在才是她真正厄運的開始。她到江陰解放區，首先面對的就是新四軍的整風運動。她的七年漢奸身份，自然受到嚴格的審查，在經歷嚴厲審訊後，很快被關押了起來。中共在黨內外都不為關露洗脫漢奸罪名，她在新四軍的日子很不好過。上海來的革命青年在根據地見到這個大漢奸，豈能輕易放過。侮辱，謾駡，誤解，羞辱，無時無刻伴隨著關露，她卻無法辯解，也沒有人為她作證。為此她大病一場，而且得了輕度精神分裂。她不吃不喝躺在地上，還喝痰盂裡的水。
總算妹妹胡秀鳳積極營救，找了關的老上司潘漢年和胡唯一，為她在抗戰中的行為做了證明，最後彙報到陳毅那裡，將她釋放恢復自由。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她基本上是跟著部隊行動。1946年病癒後，分配到蘇北建設大學文學系任教。從1947年秋到1951年秋，先後在大連蘇聯新聞局、《關東日報》社、華大三部文學創作組和電影局劇本創作所工作。她曾多次要求以關露的名字發表詩文，但《新華日報》社長范長江堅決要求不得以“關露”署名，怕其文化漢奸身份，產生影響黨的不良影響，使黨在群眾中產生負面效果，引致別人攻擊黨的口舌。
關露18歲因追求婚姻自由，從家鄉山西逃到上海。她有兩段婚姻，中央大學求學期間，曾與劉漢卿短期同居，並相約到外國留學。可惜，劉出國後陷入另一段感情，最後居然因此自殺了。而且，劉本來就是有婚約的，留學用度都是未婚妻家裡的錢。其後，她與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沈志遠於1931年結婚，沈是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三年後雙方離婚收場，主要原因是關露不願意過家庭主婦的生活，為怕影響她的革命工作，為此曾經兩次墮胎，夫婦最終感情破裂。
1946年，她與周恩來的助手王炳南重逢，他倆早於1939年就認識，她曾經作為王炳南夫婦的房客，同住過一段時間，與王炳南熟識。當時，她已39歲，王炳南與他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已經離婚，關王兩人志趣相投，兩情相悅。當時，王是國共談判團代表，周恩來是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搭乘軍調處的飛機，經常看望關露，給她帶來很大安慰。兩人準備結婚時，按組織規定王向周恩來夫婦彙報。周當即表示反對，認為關露的漢奸身份對黨產生負面影響。
王炳南表示會與關露解釋清楚，鄧穎超追到機場將王炳南扣留，鄧以代表團黨組負責人的身份與王談話，不讓他去向關露當面解釋。理由是“恩來和我反復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為了黨的利益和周恩來的聲譽，作為助手的王炳南，除了向關露寫絕交信，沒有別的辦法好想。這對關露的打擊可算致命，從此她將感情的大門關閉，孤苦伶仃地度過餘生。
1949年解放後到北京，關露在蘇北大學三部和鐵道部總工會從事創作，因作品《蘋果園》被文化部電影局局長陳波爾看中，調到電影局從事劇本創作，總算過了幾年平靜生活。不久，她的厄運又開始了，首先是遷扯進了胡風案。理由是早在左翼文化運動時，她就認識胡風有過一定接觸。經過反復交待隔離審查後，實在沒有發現什麼確鑿證據，只得將她釋放。沒過幾個月，她又受潘漢年秘密逮捕的牽連，作為潘當年投降日偽的主要當事人，1955年6月被關進北京公德林監獄。
她又被反復嚴厲審訊，寫材料交待問題。潘漢年是她的主要領導人，對於潘和她在抗戰中的具體情況，關露也是有口難辨。她為黨和革命事業出生入死，現在反過來被關被查，她實在難以理解。她是作家詩人，弱女子，經受不住反復折磨，她的精神病嚴重了，已經不能正常起居，被送入醫院診治。1957年3月被釋放，結論是沒有發現她與潘案有重大牽連，為此她被關押了兩年之久。
她從監獄出來後回到電影局，可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運動又開始了。關露在30年左翼文藝運動時與丁玲相識，曾經短期工作過一段時間，關露一直很欽佩丁玲的戰鬥精神，認為她是左翼的一面旗幟。丁遭國民黨逮捕坐牢，後來輾轉到陝北根據地繼續革命。據革命群眾的大字報揭發，她與文化漢奸關露有過接觸。兩人30年代上海分手後，根本就沒聯絡過。沒有見過面，就沒受過丁玲反革命思想的影響。結果，關露還是得不停寫材料，與其劃清界限。由於，關露的經歷與丁玲實在牽扯不上關係，總算沒被劃成反黨集團成員。1年以後，她又被電影局領導以健康不佳，工作不力的理由，被迫退職修養，連基本的工作都不能保全，她只能辦理退職。
六十年代初，政治環境稍有寬鬆，經爭取她又有了為黨工作的機會，中宣部安排她回電影局，電影局又將她推到商務印書館工作。可是沒多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她倒黴日子又來了。1967年夏，中央專案三組將她再一次逮捕，投入了秦城監獄，問題還是那些，但性質就嚴重了。這次可不比當年“功德林”的待遇，整整8年她都被關在秦城監獄。生活環境極其惡劣，飽受非人待遇和精神折磨。毆打謾駡家常便飯，經常被扇耳光跌倒地上，爬不起來時，被人用腳反復踩她的手，常常是兩手血肉模糊。1975年再次被釋放，她已經是重病纏身，風燭殘年的老人了。頭上那頂漢奸帽子，非但越戴越牢，而且還多了“定性漢奸，不戴帽子，擬除出黨”的尾巴。她沒有被安排回原單位，由於患嚴重腦血拴，還有精神疾病，直接住進了養老院。
病情好轉後出院，可是單位不管她，沒有工資，沒有待遇，只有30元生活費。居然連住的地方也沒有，她只好用1975年出獄後的補發工資，在北京香山買了兩間農民房居住。條件非常之差，沒有自來水，農民每天給她挑一擔水，廁所在對面馬路。房間十分狹小，連暖氣都沒有，為取暖只能生煤爐，後來自己砌了個暖炕。由於生活不能自理，連請的保姆都欺負她。從1976年四人幫粉碎後，總算是政治環境改變，關露熬到了出頭的一天。她又開始重燃希望，不斷寫材料申訴，請求對她的經歷重新複查，摘掉漢奸帽子恢復名譽。甚至開始了新的寫作計劃，重寫長篇小說《李麗姍》，修改中篇小說《新舊時代》，撰寫個人回憶錄。然而，這次病魔卻沒有放過她。1980年5月，突然因嚴重腦血栓發作昏迷不醒。雖經及時搶救脫離危險，但嚴重後遺症使她記憶衰退，手因劇烈抖動連筆也難拿住，語言能力不行了，發起病來渾身疼得厲害，肌肉萎縮不能大動，只能長期臥床，她最後的寫作權利也被剝奪了。
1982年3月23日，在被殘酷鬥爭了36年，關露終於迎來了她夢寐以求的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的平反冤案通知書---《關於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澄清了她是接受黨的委派打入敵人內部，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不存在漢奸問題。這麼多年來，苦苦支撐她的精神支柱，就是能夠等到清洗她不白之冤的一天，這天終於來了。1982年12月5日，關露這個貧病交加，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老人，爬在床上勉強寫完了紀念潘漢年的文章，當年指派她去執行任務的潘漢年平反了，她的問題也徹底平反了。這麼多年來支撐她的是平反冤案的希望，現在終於實現了，但那又有什麼用！病痛使關露覺得已經沒有必要繼續活在這個痛苦的世界，她服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死時唯一陪伴在她身邊的，只有一隻塑膠大娃娃。
“春天裡來百花香，郎裡格郎裡格郎裡格郎，和暖的太陽在迎風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關露死後她朋友丁玲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是照不到她身上的。”關露將全部生命奉獻給她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包括她的精神和肉體都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當她完成任務，失去利用價值後，正是她最信任的黨對她萬般折磨，最終還是要了她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