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生性不喜歡讀書，他爬上副主席的高位，是“文化大革命”不正常年代的產物，自然也沒有能力、也沒有心思思考治理國家的大事。這樣，王洪文的那點心思，除了爭權奪利以外，就用在追求生活上的吃喝玩樂上，尤其在他政途“失意”的時候，更是如此。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權勢也滿足了他的這種嗜好。在北京，他將上海餐廳的廚師調到來，以滿足自己吃的欲望。在回到“基地”上海“調研”期間，王洪文把吃的這一嗜好發揮到了極致，“幾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經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餚，新鮮水果，時新蔬菜。什麼魚唇、鮑魚、幹貝、海參、蛤蜊、鵪鶉、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農村動員農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產隊組織人採摘，他要吃鮮荔枝、香蕉、鳳梨，由廣州用飛機帶來。兒子要吃石榴，也專人到蘇州去買。此外，到南通搞過蛤蜊，到寧波搞過青蟹，派人到處去買。”接待處為了保證王洪文提出的“古裡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時要三輛採購車”來供應。在他外出“調研”到工廠，到農村，到部隊時，在事先通知的內容中，安排吃喝、準備名酒名菜是第一項內容。且每到一處大吃大喝之後，常常喝得酪酊大醉，醜態百出。
王洪文不僅自己好吃，而且也和那些他發跡時的造反派小兄弟們經常吃。在上海，他三個多月就宴請了一班小兄弟二十多次。在北京，如果有“小兄弟”到來，王洪文還是吃。
在北京四屆人大期間，為了招待上海代表團的一些親信，王洪文在釣魚臺擺了兩次宴席。第一次是吃中國菜。為了準備，王下令將上海著名的“莫有財”菜館的廚師接到北京。第二次專吃法國菜。王洪文特意將錦江飯店的老師傅接到釣魚臺，所用的部分原料也是專門從上海運來的。宴會的風格完全仿照國家接待西哈努克親王的規格：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樣的酒杯，每個人面前斟滿了白蘭地、葡萄酒、茅臺、香檳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那種排場，使參加這次宴會的人大開了“眼界”，成為以後炫耀的談資。
與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濃烈，花樣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釣魚、打鳥、下棋、玩牌、打彈子、看電影”。上海接待處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樣翻新、層出不窮的玩法：“他不僅白天去打獵，有時晚上也去打，專門讓人特製了聚光搜索燈。他釣魚，讓工作人員用麻油、茅臺酒和麵粉作魚餌。釣不到魚，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員做兩隻木框浮在水面，框裡放上青草，引魚上鉤。王洪文一貫作威作福，釣魚時，不僅要為他準備煙、茶、水果、桔子汁，還要工作人員把煙遞到他嘴裡，為他點煙，拾魚，裝魚餌、擦汗，扇扇子。”這些花樣玩膩了，王洪文就真刀真槍地玩。在上海，他到警備部隊去“發射火箭炮”。這種炮是在國防上沒有使用過的武器，一發炮彈造價1,000多元，王洪文越玩越上癮，竟然“一下發射了十二發”。玩完火箭炮，他又玩微型衝鋒槍。 在北京，中南海成立了王洪文取樂的好地方。僻靜的中南海，群鳥聚集，王洪文玩興大增。在毛澤東重病期間，王洪文擔負在中南海值班看護的重責，但竟然將汽步槍帶來打鳥取樂。打完鳥就游泳，或者釣魚，一副悠閒自得的樣子，將身負的重責棄之腦後。
與吃喝玩樂相聯繫的，就是攫取，揮霍。這一點上，王洪文也達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深受其害的上海市輕工業局在後來披露的材料中寫道：
他(王洪文)成為副主席後，串通上海市輕工業局的馬振龍，利用職權，以‘硬性索取’、‘授意試製’等手法，巧取豪奪了大型彩色電視機、紅旗牌高級照相機、高級汽手槍、高級手錶、石英電子錶、太陽能打火機、高級香煙、啤酒、糖果等大量輕工產品。就以食品一類來說，一次就拿高級雪茄煙三十五條、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醬菜罐頭二十多瓶。
熟知王洪文的徐景賢，知道王洪文在上海時“對坐什麼汽車，穿什麼料子的衣服，著什麼樣式的皮鞋是很講究的”。王洪文到北京後，上海就成為他攫取的東西的基地。在他的家裡，“有(上海)工交組送去的國產盒裝答錄機，有輕工業局馬振龍送去的手錶、照相機、酒芯糖、參色膠捲等，有到上海訂做的料子服，有從上海取去的獵槍”等等，應有盡有。自然，還有上供來的鈔票。
王洪文這種追求享樂的生活，甚至連他的親信徐景賢都看不過去。在對王進行了幾次勸說無效後，徐在1975年3月10日寫信向張春橋、姚文元反映。此時，王洪文仍在飛黃騰達之時，徐景賢忍不住寫信反映，可知王洪文生活奢侈浪費的程度是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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