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新疆王盛世才的其人其事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一大批中共高級領導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去過新疆，其中包括周恩來、王明、康生、任弼時、毛澤民、陳雲、李先念、鄧發、周小舟、滕代遠、俞秀松、陳潭秋、方志純、孟一鳴、林基路以及杜重遠、茅盾、張仲實、王為一、趙丹等等。他們有的是路過，有的是到那裡工作。另外，中央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後，儘管只剩下三萬餘人，但還是組織兩萬多人西進。因此人們自然要問：在中共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們為什麼要做出如此選擇呢？這一切，都與被稱為“新疆王”的盛世才有關。

一、1928年“七七”事變

介紹盛世才之前，需要先瞭解一下民國以來新疆的政治概況。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迪化（今烏魯木齊）和伊犁兩地的革命黨人立刻發動起義以示回應。結果，迪化起義因遭到新疆巡撫袁大化的鎮壓而失敗，伊犁的革命黨人則取得了勝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以後，曾經派兵進攻迪化，但由於南北議和的消息傳來，雙方息兵停戰。不久，袁世凱任命原新疆按察使兼鎮迪道楊增新為新疆都督兼民政長，從此新疆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代。

1914年6月，楊增新擔任新疆將軍，1916年7月任督軍，1925年1月改任督辦，一直掌握著新疆的軍政大權。作為民國的封疆大吏，楊增新始終以保持新疆的穩定和統一為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問題，後果不堪設想。他曾經說過：“設若新疆一旦政綱失握，外有強鄰之虎視，內有外蒙之狼貪，恐此大好河山將淪陷於異族之手。”與此同時，他對於 大陸的政壇風雲和軍閥混戰，採取了“認廟不認神”和“紛爭莫問中原事”的態度；對 大陸到達新疆的人員，則注意嚴加防範。1928年7月，楊增新發表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通電，因此被任命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總司令。就在這時，新疆交涉署長兼軍務廳長樊耀南突然發動政變，將楊增新殺害。

辛亥革命爆發後，樊耀南先後擔任新疆法政學堂教員和副總統黎元洪的顧問。1917年黎元洪當了總統以後，任命他為新疆阿克蘇道尹，後來又擔任迪化道尹兼軍務廳長、交涉署署長和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監督（校長）等職。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舉行首屆畢業典禮，邀請楊增新等政要參加。典禮結束以後，樊耀南舉行宴會。宴會期間，楊增新被樊耀南埋伏的殺手殺害。

正當樊耀南以為大功告成，前往省長公署宣佈執政時，民政廳廳長金樹仁一面派部隊固守要隘，保護省城，一面率省政府衛隊包圍省署，並且在混戰之中活捉樊耀南。這一事件在新疆歷史上被稱為“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後，金樹仁將樊耀南用殘酷的磔刑處死，然後召開各級軍政要員會議宣佈事變經過。於是他被推舉為新疆省政府臨時主席兼總司令。隨後，南疆北疆的軍事將領和少數民族的王公貴族也紛紛通電表示擁護。1928年11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為了承認新疆“七七”事變之後的現實，正式任命金樹仁為新疆省政府主席。

二、1933年的“四一二”政變

金樹仁主政新疆後，在繼承楊增新統治方略的基礎上，又有很多創新。當時新疆孤懸塞處，外敵窺伺已久，而中央政府又鞭長莫及，一旦發生衝突，後果不堪設想。為了鞏固國防，加強軍隊建設，金樹仁於1930年派省府秘書長魯效祖到上海、南京等地延攬軍事人才。當時正在國民政府參謀本部擔任科長的盛世才表示願意到新疆效力，於是他辭去原來職務，取道蘇聯，於這一年年底到達新疆。

盛世才入疆後，由於他來自南京政府參謀本部，金樹仁對他頗有戒心，只給了他一個閒職——督辦公署上校參謀主任。在此期間，盛世才委曲求全，唯命是從，想方設法獲得金樹仁信任。不久，他擔任軍官學校戰術總教官，這為他拉攏學生、培植親信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1931年2月，哈密王府軍官和加尼牙孜、總管堯樂博斯發動武裝暴動，甘肅馬仲英乘機率部入疆，致使新疆陷入大規模民族仇殺之中。金樹仁先後派魯效祖、張培元為總司令，盛世才為參謀長率部進剿，終於在9月將馬仲英以及和加尼牙孜擊敗。1932年，馬仲英派馬世明聯合和加尼牙孜進攻哈密，盛世才出任東路剿匪總指揮，又將敵人擊退。1933年初，馬世明率部進犯，盛世才兩次解圍，再次打敗馬世明。盛世才的屢戰屢勝，使他獲得“常勝將軍”的美譽。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參謀處長陳中，聯合迪化縣縣長陶明樾、航空學校校長李笑天等人，在“歸化軍”首領巴品古特的支持下發動軍事政變。“歸化軍”由十月革命以後流亡到新疆的白俄組成。

政變爆發後，金樹仁逃離迪化，並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亂。與此同時，政變領導人陳中也派人到盛世才的駐地，要他支持政變，共同主持新疆局勢。第二天盛世才率部到達迪化城外，但是卻按兵不動。這時，陶明樾找到東北義勇軍的首領鄭潤成，請他出兵支援。東北義勇軍參戰以後，迫使據守城內的軍隊很快投降，陳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變發動者召開會議，一致推舉盛世才為新疆臨時督辦，推舉教育廳廳長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臨時主席。這次事件在新疆歷史上被稱為“四一二”政變。

三、盛世才控制新疆局面

盛世才上臺後，南京中央政府於6月10日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飛抵迪化，名為“宣慰”，其實是為了調查“四一二”政變的真相。黃慕松下車伊始，便與陳中等人聯繫。他們的密切來往，引起盛世才的猜忌。盛世才害怕陳中等人聯合黃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決定先發制人。6月26日，他以召開臨時緊急會議為名，在督辦公署花園埋伏殺手，將應邀前來的陳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隨後即以“謀叛罪”將他們押到東花園擊斃。於是，在盛世才的逼迫下，作為“欽差大臣”的黃慕松只好悄然返回 大陸。面對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為鞭長莫及，只好順水推舟，任命盛世才為新疆督辦，劉文龍為新疆省政府主席。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謀叛的罪名，將劉文龍及其全家軟禁，並指定年邁多病的朱瑞墀擔任省政府主席。朱瑞墀於第二年3月病死，盛世才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開始對新疆實行獨裁統治。

當時，新疆還有馬仲英和張培元兩股勢力，與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馬仲英擁有兵力一萬餘人，活躍於北疆等地。張培元有8000多人，佔據伊犁一帶。盛世才上臺以後，馬仲英和張培元先後率部進攻迪化，對盛世才形成夾擊之勢。盛世才除率部迎戰外，還向史達林求助。1933年10月，他派自己的外事處長藉口去蘇聯治病，赴莫斯科與蘇聯當局接洽。隨後，他從前線返回迪化，與蘇聯特使簽訂了秘密協定，其中包括蘇聯向盛世才提供300萬盧布的軍火（內有30架飛機和機槍、通訊器材）等內容。作為回報，盛世才答應向蘇聯出讓開採黃金、石油和礦山的權利，以及在新疆修築一條通向蘇聯的鐵路。此外，盛世才還答應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產主義觀念”。

在此前後，盛世才與蘇聯駐迪化總領事保持密切聯繫。他經常邀請總領事到家裡做客，飯後還請對方參觀自己的書房，並且說他在學生時代就信仰共產主義，書架上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列寧主義問題》等著作，就是他的秘密藏書和必修之課。除了這種“精神賄賂”外，當客人離開時他還有貴重禮物相贈。因此，蘇聯總領事向莫斯科彙報：盛世才相信共產主義，對馬列主義研究頗有心得。

不久，史達林派紅軍進入新疆，換上中國軍隊的服裝，先後將張培元、馬仲英擊敗。張培元被迫自殺，馬仲英也退往吐魯番、喀什一帶。在此之前，盛世才還以召集軍事會議為名，把東北義勇軍首領鄭潤成等人逮捕並處以絞刑。至此，盛世才在史達林説明下消滅了全部異己勢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為了幫助盛世才在新疆建立蘇維埃政權，史達林除了直接派兵和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外，僅僅在1935年8月，就向新疆貸款500萬盧布，1937年1月又貨款250萬盧布。在管理方面，蘇聯向新疆派遣政治、軍事、財政等方面的顧問和專家300餘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培訓過的中共黨員或加入蘇聯共產黨的中國人。

鑒於盛世才的上述表現和史達林的戰略決策，共產國際于1934年曾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視新疆問題，並要求把新疆作為通向蘇聯的國際通道。於是，究竟是西進還是北上，便成為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途中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關於這一點，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長征期間，他與毛澤東在懋功會晤，當時他根據自己掌握的情報，知道蘇聯在新疆有相當力量，如果紅軍向那裡轉移，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毛澤東也認為，“新疆倒是紅軍可以休養整理的地方，只是離中國 大陸太遠”。這一選擇被張國燾稱為“西進計畫”。張國燾還說，由於當時還沒有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因此無論西進還是北上，目的都是要背靠蘇聯。這些內容對於解讀中國近現代史，頗有幫助。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蘇聯的幫助下，頒佈以“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設”為內容的“六大政策”。一時間，新疆各地紅旗飄揚，到處懸掛著史達林和盛世才的巨幅畫像。

四、全面奉行親蘇親共政策

兩個月以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經過新疆，要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情況，於是他成為中共與盛世才最早取得聯繫的一位負責人。隨後，中共中央提出“寧夏戰役”計畫，其要點是：1.佔領寧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與蘇聯的陸上交通；2.與東北軍進行合作，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該計畫經共產國際批准後，由中國工農紅軍組織兩萬多人的西路軍渡過黃河，經河西走廊向新疆挺進。

同年10月，共產國際派正在莫斯科的陳雲和滕代遠率代表團專程赴新疆接應。在離開莫斯科之前，陳雲向季米特洛夫提出需要大批軍火的要求，季米特洛夫經蘇共中央批准，準備了90輛坦克、90門大炮和其他武器彈藥，一併運往中蘇邊境。12月中旬，當陳雲、滕代遠率代表團抵達靠近新疆的霍爾果斯時，看到蘇聯已經準備好大批坦克、大炮等軍事物資。但是，由於西安事變的爆發，蘇聯當局改變原有計劃，陳雲以及大批軍火滯留在中蘇邊境的蘇聯一側。這時，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遭到馬步芳和馬鴻逵的頑強阻擊，再加上中央指揮失當，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1937年4月，西路軍殘部1000餘人被困在祁連山一帶，當時還滯留在中蘇邊境的陳雲受命去號稱“新疆東大門”的星星峽接應。為此，盛世才派出專人專車，把陳雲、滕代遠等人從邊境對面接到迪化，並專門設宴招待這些遠方的朋友。隨後，他根據陳雲的建議，派數百名官兵和數十輛軍車，載著糧食、軍裝等大批物資，由迪化出發，前往星星峽尋找彈盡糧絕的西路軍殘部。當李先念等西路軍殘餘人員被找到時，他們對盛世才伸出救援之手感動得流下眼淚。

1937年5月，西路軍殘部400餘人到達迪化，以督辦公署“新兵營”的名義進行訓練。這些人由盛世才提供給養，由蘇聯提供槍支、彈藥、坦克、火炮、裝甲車等軍事裝備。兩年後，其中30多人被選送蘇聯，繼續學習軍事技術。同年10月，毛澤東派周小舟赴新疆與盛世才商談建立八路軍辦事處事宜。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成立後，周小舟、滕代遠先後擔任辦事處主任。

五、盛世才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

1937年11月下旬，王明和康生從蘇聯回國路過新疆，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利用這次會面的機會，盛世才向他們提出兩個要求：一是請延安派更多的幹部到新疆來工作，二是他自己要加入中國共產黨。對於第一個要求，王明立即答應；但是對第二個要求，卻因為事關重大，王明無權決定。據說，當時王明和康生聽了盛世才要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話以後，非常吃驚。大家覺得：“盛世才如能加入中國共產黨，豈不意味著沃野千里、與蘇聯為鄰的新疆，不費一槍一彈便成了共產黨的天下？！”（袁南生：《史達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下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2頁）

據《史達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一書分析，盛世才的要求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興趣和重視。證據之一是毛澤東把他的弟弟毛澤民等數十名親信派往新疆，並被盛世才委以重任；證據之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盛世才的入黨要求。因此，1938年3月任弼時到莫斯科彙報工作路過新疆時，曾經對盛世才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他入黨，但這件事必須先請示史達林和共產國際。

這時，盛世才與蘇聯的關係更加密切。1938年初，蘇聯未經我國中央政府同意，就派一個騎兵團和一個空軍支隊進駐哈密。為了掩人耳目，該團採用新疆地方軍隊的番號，對外稱歸化軍騎兵第八團，簡稱“紅八團”。這個團的實際人數有一個旅之多，是一支配備飛機、坦克的機械化部隊。它不僅嚴重地侵犯了我國主權，還扼守著我國 大陸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

與此同時，盛世才還先後辦了三件大事：一是以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戰的名義，將大批衣物和軍火運往延安；二是根據陳雲帶來的指示，儘快從新兵營中選拔一批優秀人才到新疆航空學校和獸醫學校學習專門技術；三是經八路軍辦事處第二任主任鄧發同意，從新兵營調黃火青擔任“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秘書長兼審判委員會委員長。

六、盛世才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

為了進一步討好蘇聯，盛世才覺得有必要親自去蘇聯一趟。於是在1938年8、9月間，盛世才攜全家以妻子“看病”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

對於盛世才訪問蘇聯，國民政府並不知道。曾經長期在中國工作過的蘇聯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檔案和相關資料，對這次會談作了介紹。列多夫斯基說：史達林、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在克裡姆林宮接見了盛世才。當他回答了史達林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其中包括新疆的託派、軍隊、資源和民族問題等等）之後，還向對方提出了加入蘇聯共產黨的要求。下面是有關這方面的檔案資料：

會談記錄中指出，他（盛世才）對自己要求入黨的願望作出的解釋是，他瞭解馬恩列斯的學說之後，知道這是惟一必須信奉的學說，況且他根據經驗確信，世界上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踐中援助較弱小的和被壓迫的民族，所以他要求入黨的願望增強了。現在他得到了這樣幸運的機會，親自同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史達林同志交談，因此決定利用這個機會來表達自己的要求。如果史達林同志認為可以接受他入黨，那他是很幸運的。

史達林同志回答說，如果督辦非常堅持這個要求，那他不反對，但是伏羅希洛夫同志說，這會損害督辦的工作，因為蔣介石和楊大使（中國駐蘇大使）知道後都會很不滿的。

督辦回答說，這需要保守秘密，無論蔣還是楊都不知道此事。（[俄]A.M.列多夫斯基：《史達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頁）

上世紀50年代，已經到了臺灣的盛世才也談到當時的情況。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對史達林說：“我是馬列主義的忠實信徒。一九三七年，我通過陳紹禹、康生和鄧發，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政治局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紹禹、康生、鄧發、陳雲和任弼時等人對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說要與第三國際商量之後再作最後決定。”最後我說：“我希望能迅速受到黨的考驗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們（引者按：指史達林等人）關於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決定。”史達林立刻明確地回答說：“你現在就可以入黨。你回新疆之前，我會再次和你談這個問題。”（轉引自李嘉穀：《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百年潮》2000年第8期）

接下來盛世才繼續寫道：“當我們正準備返回的時候，一位黨的官員帶著史達林的指示來旅館拜訪我。根據這個指示，這位元格魯吉亞獨裁者（引者按：指史達林）個人的意見是給予我特殊的照顧，立即吸收我加入蘇聯共產黨。換句話說，即使我是中國人，也可以做俄國共產黨員！這位特使又要我簽署了服從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書，而在這之後我將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我猶疑不定的心情安靜下來之後就表示了同意。以後不久，第二位官員給我帶來了黨證，號碼是1859118和一本黨章。”（同上）

隨後，盛世才還與蘇聯簽訂了不平等的《新蘇租借條約》（亦稱《錫礦協定》）。條約簽訂後，蘇聯在新疆獲得了駐兵、採礦、徵用土地、出入境運輸、利用一切自然資源、裝設電話和無線電臺等特權。為此，美國歷史學家艾倫·惠廷認為：這個“協定給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廣泛的特權，以致使新疆成為一個既不受烏魯木齊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國中之國”。（《史達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下冊，第657頁）

盛世才與蘇聯反目以後，曾經向蔣介石描述了這個條約的簽訂過程。他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蘇聯派員秘密到新疆來，給我一個絕對秘密檔，系租借新疆錫礦條約，內容非常荒謬與不合理，完全帶有侵略性質。彼時職要求修改內容，以及縮短租借年限，蘇方來員答覆謂：你一個字都不能修改，你系聯共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命令，更應該為蘇聯的利益作鬥爭。”（同上，第657～658頁）

此外，在1941年1月，盛世才再次向蘇聯提出成立新疆蘇維埃共和國並加盟蘇聯的要求，但史達林基於其戰略利益的考慮，還是沒有答應。

七、毛澤民執掌新疆財政大權

如前所述，抗日戰爭爆發前後，一大批中共領導人來到新疆工作，或者是經過新疆前往蘇聯“看病”，毛澤東的大弟弟毛澤民就是其中一個。

1938年2月，毛澤民偕第二任妻子錢希均（第一任妻子系小腳婦女王淑蘭）赴蘇聯“看病”，從延安路過迪化。盛世才要求他留在新疆，他經過中共中央批准，化名周彬留了下來。盛世才任命他為省財政廳副廳長，代行廳長職務。

同年4月，毛澤民寫信向中共中央彙報新疆的財政情況和改革新疆財政的設想之後，又提出兩個要求：一是請黨中央派一批能理財、懂會計的幹部來新疆工作，二是希望把陝甘邊區政府制定的關於財經方面的法令、檔寄過來，以備參考。為此，毛澤東在批示中說：“請陳雲同志替他辦，財政事情第一要緊，不但那裡好，將來也大有助於我們。”（《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頁）隨後，中共中央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選派一批黨員幹部，乘汽車來到迪化，其中有毛澤民的第三任妻子朱旦華。

朱旦華來到新疆以後，先在迪化女中擔任教導主任，後來又擔任反帝會女中分會指導，省政府政務委員會委員和省婦女協會秘書長等職務。反帝會的全稱為“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是盛世才成立的一個類似政黨的組織。它的會長是盛世才，歷任秘書長是俞秀松、黃火青、萬獻廷、王寶乾等共產黨人。

1938年9月底，新疆召開第三次全省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民由財政廳副廳長改任代理廳長。

毛澤民掌握新疆的財政大權以後，認為新疆幣制不統一給流通帶來很大不便，於是他進行了幣制改革。為了貫徹新的稅制政策，毛澤民在全省財經系統和各地稅務部門安排了大批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

1940年2月，毛澤民從蘇聯“看病”回來以後，他的妻子錢希均已經離開新疆返回延安。錢希均後來回憶：“當時，我很想不通，蘇聯派來許多飛機，運來大量的物資支援中國的抗日，我們不去抗日前線，卻在這裡與軍閥搞統戰。”於是在1939年冬黨組織同意她返回延安，並批准了她的離婚要求。（參見《革命與愛：毛澤東與毛澤民的兄弟關係》，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1940年5月，毛澤民經鄧發介紹與朱旦華結婚。第二年他們的兒子出生，毛澤民為了紀念這個出生地，為他取名毛遠新。

八、杜重遠“四渡天山”

就在盛世才訪問蘇聯的時候，史達林發動的“肅反”運動已經進入高潮。當時，所謂第三次“莫斯科審判”剛剛結束。這次審訊的對像是以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23人，罪名是“右派和託派反蘇聯盟”。審訊結束後，布哈林和李可夫等20人被秘密判處死刑。隨後，被稱為“殺人魔王”的葉若夫，也因為其助手貝利亞的告發被處死。與此同時，就連史達林、加里甯、莫洛托夫等人的家屬和親戚，也紛紛被逮捕或處決。

從蘇聯“取經”回來以後，盛世才以史達林為榜樣，開始了大清洗運動。時任新疆學院院長的杜重遠就成了第一個清洗對象。

杜重遠原名杜乾學，1897年4月27日出生於吉林省懷德縣，1917年東渡日本攻讀陶瓷製造專業。1923年畢業回國後投身於實業救國的同時，曾發動抗日示威抵制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他化裝逃往關內，在上海與周恩來取得聯繫，並買下位于淮海中路的一幢花園洋房。從此，這裡就成為中共特工密使、上海救亡人士以及政府高官要員來往活動的場所。1933年，鄒韜奮、胡愈之主持的《生活》週刊被查封後，杜重遠於第二年創辦《新生》週刊，其寓意和目的顯而易見。

1935年5月，《新生》刊登《閒話皇帝》一文。該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難後被上海當局查封，杜重遠也因此鋃鐺入獄。1936年春，杜重遠“因病”獲准在上海虹橋療養院就醫，張學良曾化裝赴上海探望。借此機會，他向張學良提出與中共以及楊虎城、盛世才實現西北大聯合的建議。不久杜重遠提前出獄，赴西安與張學良共商大計，並參與策劃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杜重遠在太原與周恩來再次會晤並達成共識。他們認為，抗戰的勝利取決於中蘇聯合，而新疆既是中蘇聯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根據地。因杜重遠與盛世才有同鄉、同學之誼，周恩來建議他去新疆工作。

1937年10月13日，杜重遠“一渡天山”來到迪化，受到盛世才的熱烈歡迎和熱情款待。盛希望他能夠留下，但杜沒有答應。杜重遠返回 大陸後，在鄒韜奮主持的《抗戰三日刊》連續發表《到新疆去》的通訊。後來，他把這些通訊彙集為《盛世才與新新疆》一書，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該書面世後，在社會上反響很大，許多年輕人因此對新疆產生了濃厚興趣，紛紛要求到新疆去。

1938年6月杜重遠“二渡天山”赴新疆考察，但他因為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要參加即將召開的大會，於7月初匆匆離開迪化。不久上海淪陷，杜重遠把家遷到香港，與上海《立報》總編輯薩空了一同來到武漢，在胡愈之的住處見到周恩來和葉劍英。周恩來再次鼓勵他們前往新疆，於是杜重遠於10月初乘飛機“三渡天山”抵達迪化。

隨後，盛世才委任杜重遠擔任新疆學院院長，薩空了擔任《新疆日報》社副社長。為了安心工作，二人返回關內迎接家眷。1939年1月，杜重遠辭去國民參政員、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的職務，謝絕了美國友人勸他去美國辦實業的邀請，帶領全家“四渡天山”來到迪化。

第二年2月，茅盾和張仲實（馬列著作翻譯家）應杜重遠邀請來到新疆，分別擔任新疆學院教育系和政治教育系主任。隨後，茅盾又擔任新疆文化協會委員長兼藝術部部長，於是他又把王為一、徐韜、趙丹、葉露茜等人請到新疆，成立了新疆實驗話劇團，並排演了著名的話劇《戰鬥》。趙丹來新疆之前，曾向茅盾打聽情況，但因為盛世才嚴格檢查出入新疆的書信，所以茅盾不敢以實情相告。趙丹到達新疆以後，才知道這裡的情況和他想像的大不一樣，這讓他追悔莫及。

1939年9月，周恩來路過新疆去莫斯科治病時，盛世才設宴招待，茅盾也應邀出席宴會。當時茅盾想送孩子去蘇聯留學，便悄悄托鄧穎超給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捎信。後來楊之華回話說：只有中共領導人的子女，蘇聯才接納上學，你的兩個孩子不符合這個條件。

九、新疆開始大清洗運動

1939年下半年，杜重遠發現盛世才對他不懷好意，便以生病為由提出辭呈，盛世才立刻同意並把他軟禁起來。1940年2月，薩空了因調解盛世才和杜重遠的矛盾無效，怕自身難保，便找藉口離開新疆。為了營救杜重遠，他在臨行前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並把這封信留給毛澤民，請他等周恩來回國時轉交。據說周恩來回國路過新疆時，曾與盛世才交涉，要杜重遠與他同機返回關內，盛推託說：“等下次飛機送他返回關內。”同年5月，茅盾和張仲實看到形勢不妙，也以母親病重為由，請假返回 大陸。在此期間，盛世才又炮製“阿山案”、“回案”、“崔榮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

1940年6月22日，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潭秋向延安彙報工作時寫道：“新疆政治危機日漸嚴重，督辦在民族問題上，將蒙、哈、柯族代表全部扣留，並將其中一部分逮捕。不久前，又逮捕哈族領袖沙裡福汗。今年二月間，阿山哈族因拒絕而發生暴動，盛世才派軍隊和飛機去鎮壓，屠殺了數百人。逮捕了維族三領袖。弄得社會不安，人人自危。”此外，盛世才還多次發佈公告，“號召公務員及民眾互相監督和檢舉敵控奸細，托匪……並允許直接向他告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新疆鬥爭紀事》，第52頁）

1940年9月，盛世才曾派毛澤民審理杜重遠案。杜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我決非託派，硬說我是託派，此系最大痛苦者也，比受酷刑還苦。”第二年5月，盛世才以“漢奸”、“託派”和“陰謀暴動”等罪名將杜重遠正式逮捕，受其牽連，趙丹、王為一、徐韜以及包括財政廳長、邊務處長、新疆一大批高級官員紛紛被捕，總數在1200人左右。

1941年冬，盛世才密電蘇聯當局，說新疆日報社社長王寶乾是“陳培生陰謀案”的幕後策劃者，其目的是推翻新疆的現政府。他要求立即逮捕王寶乾，或將其調回蘇聯處置。1942年3月，盛世才的四弟、曾任新疆督辦公署衛隊團團長和機械化旅旅長的盛世騏在家裡中彈身亡，盛世才認為是盛世騏的妻子陳秀英和蘇聯軍事顧問合謀殺害了他的四弟，並因此發動政變。於是他將陳秀英投入監獄，嚴刑拷打，逼她承認自己的罪行。事後，盛世才寫信向史達林繪聲繪色地彙報了這一案件。當然，也有人說是盛世才殺害了他的四弟，原因是盛世琪與他和政見略有不同。

十、盛世才離開新疆
 事情發生以後，陳潭秋向延安和莫斯科彙報說：“盛世騏成為盛世才反蘇反共陰謀的犧牲者。”蘇聯當局得知此事後，認為這是盛世才為了投靠蔣介石所做的準備。為此，史達林派外交部副部長德卡諾佐夫攜帶莫洛托夫的信來到迪化，試圖阻止盛世才繼續行動。兩人見面後，德卡諾佐夫對盛世才說：“你是聯共黨員，要永遠信仰馬克思主義，不能動搖。”但是盛世才對他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了。……作為三民主義的忠實擁護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統治。”盛世才的轉變，可能與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以及蔣介石的威望在抗日戰爭中不斷提升有關。

1942年7月，蔣介石派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行政院秘書長兼經濟部長翁文灝、空軍總指揮毛邦初等人乘飛機抵達迪化。經過談判，盛世才答應中央政府的下列要求：1.嚴防蘇聯在新疆各地發動騷亂事件；2.由 大陸抽調軍隊來新疆加強防務；3.在新疆成立國民黨黨部；4.中共人員一律停止在各機關工作，並集中起來聽候發落；5.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員會；6.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辦事處。

一個月以後，宋美齡飛抵新疆，代表蔣介石任命盛世才為新疆邊防督辦，同時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務。1942年10月，盛世才向蘇聯當局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蘇聯政府在三個月內必須撤走包括軍事人員在內的所有非外交人員。隨後，盛世才將中共在新疆的人員集中起來，由陳潭秋領導進行整風學習。不久，任弼時指示陳潭秋說，莫斯科同意把他們轉送蘇聯，但是陳潭秋認為：“我們過境大成問題，我們將處於東歸不得，西去不能的危險境地。”

1943年年初，盛世才將軟禁的陳潭秋、毛澤民等人投入監獄。隨後，重慶派內政部次長王德溥率人專程來到迪化，以“特派新疆審判團”的名義對他們進行審判。6月5日，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以“危害民國罪”被判處死刑。9月27日，這三個人和陳秀英等人被秘密處決，並呈報重慶驗證。這一年，羅家倫以新疆監察使和西北考察團團長的名義來到新疆。當時蘇聯的紅八團還沒有撤離，因此他不無憂慮地說：“時新疆反側初定，然俄軍第八團及空軍飛機一大隊仍駐哈密，扼甘、新間交通之咽喉，隨時可以釀成變亂。”後來，在中國政府的強烈要求下，這支軍隊才離開新疆。

1944年8月，國民政府明令撤銷新疆邊防督辦公署，任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主席，調盛世才回重慶，擔任農林部部長。至此，盛世才結束了他對新疆的十餘年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