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相超應該趕快感謝領導

1月5日，山東建築大學委員會作出了《關於鄧相超錯誤言論行為的處理意見》。《意見》認定，鄧相超多次在其新浪個人微博中貼發錯誤言論，性質惡劣，問題嚴重，影響很壞。

經山東建築大學黨委研究決定，對鄧相超作出了以下處理：1、即日起對鄧相超作停職檢查處理，待山東省政府參事解聘，山東省政協常委免職後，依法依規辦理退休手續，並責令其在一定範圍內做出深刻檢查，停止其在校內的一切教育教學活動，不得以山東建築大學教師身份從事各類社會活動。2、依規給予鄧相超相應行政處分。

中共山東省政府1月5日下午也在官網上發通知，稱按照《政府參事工作條例》和省政府有關規定，解聘鄧相超的山東省政府參事職務。山東省政協主席團也宣佈，停止鄧相超政協常委職務，並“接受”他“辭去”省政協委員職務。官方接連打壓鄧相超，是因為他去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在網上轉發批評毛澤東的言論，以及此前發表批評政權的言論。

鄧相超去年12月26日在微博上轉發的帖子說：“如果它1945年死，中國少戰死60萬。如果1958年死，少餓死3000萬。如果1966年死，少鬥死2000萬。直到1976年才死，我們才終於有飯吃。他做的唯一正確的一件事就是，死了。” 鄧相超活該弄不好要被追究法律責任，罪名是“推墻反毛份子”。這種人也就是現在，毛主席在文革早就“現行反革命”，拉出去被槍斃多時了。他直到目前還沒失聯，應該趕快感謝領導。

俄羅斯普京總統都在清算列寧和史達林，德國希特勒更不用說了，全部東歐國家將共產標記，全部列為非法禁止使用。但鄧相超結局告訴你，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可以說不的所謂國家，近年隨著文革控領導上臺，重新成為以言治罪的國家，到底還有沒有社會公理。

文革結束後國家不明文規定，國家領導人元老子女，至少安排一個為安排省部級。沒有直系安排旁系，但凡女婿、兒媳、侄子女，直到孫輩二三代，直接進入體制內。從副處長副縣長起到省部級，最後發展到党和國家領導人。特權階層下的政體，誰反毛太祖自然是掘祖墳。

地主資本家是被打倒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後代取代了。獨裁專制下勞動人民還得勞動，高稅收低福利下弱勢群體繼續弱勢，權貴政權下平民百姓還是平民，樓價暴漲下無產階級還是無產，股市爆破下有產階級變為無產階級。某國夢就是執政黨永久執政，人民群眾為其打工服務，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列寧導師普列漢諾夫認為，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演變成“一黨專政”再變為“領袖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因為實施後馬上喪失政權。

建立在欺騙暴力基礎上的社會，本身包含自我毀滅的炸藥，真相大白土崩瓦解。布爾什維克依次遇到“四大危機”：饑荒危機、意識形態危機、社會經濟危機和崩潰危機，最後政權土崩瓦解。“我能斷定他們在鞏固他們政權的道路上，將會遇到越發複雜的危機，執政時間取決倒在哪個危機上”。

即使布爾什維克靠恐怖統治，打壓異己沒在前3個危機中滅亡，但在第4個危機中政權內部解體。此過程可能持續數十年，但結局無法改變。國家的偉大並非領土甚至歷史，而是“民主傳統”和“公民生活水準”。國家只要公民還貧困，就成不了偉大的國家。公民富裕國家才富裕。

先解決本國霧霾再考慮臺灣“空心菜”

臺灣蔡英文出訪中美洲過境美國，雖然“川菜”會晤不可能，但美國對“空心菜”禮遇頗高。特朗普和蔡英文當選後通話，刺激中方過激反應是自然，雖然所謂的“中方反應”是故作姿態，原因是領導紅衛兵比較傾向武力。於是中國“一千零一艘航母”遼寧號，於“蔡頭”出訪期間經台灣海峽中線返航繞台，戰鬥機也圍著臺灣轉圈。

蔡英文本次搭乘長榮航空專機起飛後，4架F-162架IDF戰機伴飛護航，原因是中國航母戰鬥群遼寧號，闖入台灣東部海域進行遠海訓練，蔡英文特別籲請空軍“捍衛台海、守護台灣”。對此，美國國防部前首席亞太副助理，部長米德偉接受台媒訪問時說得好，“中國如何做取決於蔡英文，在美過境停留期間做了些什麼”。

中美國第三艦隊的尼米茲級航艦卡爾文森號戰鬥群，加入在南中國海巡邏的兩支艦隊，雷根號戰鬥群及史坦尼斯號戰鬥群。美國三大航母戰鬥群在亞太地區會合壓制遼寧號。客觀說特朗普在1月20日就職前，為避免太辣不會吃“川菜”，近日他會見阿裡巴巴大叔馬雲，商談美國中小企開發中國市場就是佐證。特朗普本質上是個“奸商”，商人簡而言之虧本的事情不會幹。

蔡英文出訪為期9天8夜，出訪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除了去程過境美國休士頓之外，回程13日也還會在美國西岸城市舊金山過境。蔡英文的行程中會見部份美方重要人士是肯定，北京通過外交途經投訴一下即可，遼寧號航母威脅很幼稚，與大大的性格很相似。

紅粉五毛大多不懂軍事，最容易興奮瞎起哄喝雞血，大呼中國對臺灣手段無上限，航母威脅臺灣是嚴重警告等等。美國三個航母艦隊部署亞太，遼寧號航母是訓練艦不能實戰，而且整個艦隊根本沒形成戰鬥力。真正航母二三艘正在大連和上海建造中，況且J-15本次拼湊了十多架，其實已經是中方全部家當，用的是當年進口俄羅斯戰鬥機，剩下的備用AL-31F發動機。

艦載機是俄Su-33的原型機，況且此型號本是淘汰機種，俄航母艦載用的是米格-29K。現在艦載機在遼寧號練習最基本的起降科目，複雜科目夜間起降飛行員還沒能力。臺灣F-16緊急起飛夜間逼近遼寧號，對方居然完全沒有反應攔擊更是欠奉，因為艦載機根本飛不起來。

老實說不用美國出手，遼寧號根本就是“活靶子”，臺灣“雄三”技術成熟對付航母足夠。航母艦隊軍事上當然有威脅作用，但最起碼要等到形成戰備才行，按中國情況最少要等到2030年後，所以現在最好不要過度刺激各方。

所謂中方航母艦隊沖出第一第二島鏈之說，其實根本沒有任何意義，海外沒有基地補給“沒打就成舢板了”。遼寧號本身常規動力，基本上3天需要補給一次，中國最新型號補給艦都沒出廠，美國航母艦隊核動力半個月補給一次。客觀說美國對中國很夠意思了，臺灣當年自行開發核武，1988年前就已經設計將戰術核武器，裝備在經國號副油箱上。

美國當年為禁止臺灣發展核武，硬是派代表逼迫臺灣將重水反應堆中的重水全部抽走。現在大大雄心壯志才智缺乏，南海仲裁後武力威脅，海軍軍習民族主義叫囂，最後菲律賓杜特爾特，根本沒在乎黃岩島，與中方改善關係下軍演成了笑話，你連朋友敵人都分不清了。

還真別把美國逼急了，讓臺灣把重水裝回去，如此臺灣有了核武，還真成獨立國家了。所以，臺灣問題還是維持現狀為好，霧霾問題都沒能力解決，還想徹底解決臺灣問題，香港人說話“有沒有搞錯啊”！。

李宗仁最後回大陸什麼都沒撈到

1965年，流亡美國的前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返回北京，在當年算是震動海峽兩岸的大新聞。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總統”，代表國民政府跟中共和談，目的是“劃江而治”，國共各據半壁江山。李宗仁當年按照政治立場來說，應該算是是極度反共的那類頑固份子。1927年蔣介石搞的“四･一二”清黨，將國民政府和北伐軍中，大部份的的中共份子剷除，他所倚重的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第7軍。

1949年國共和談毛澤東曾經提出，讓李宗仁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目的自然是想讓盡快脫離蔣國民政府。後有說李宗仁在湯恩伯嚴密監控下才沒敢投共，其實這種說法根本談不上，其實當時李宗仁的反共立場不變，此理念與蔣介石沒有衝突。李返回兩廣後隨時可以北上，任何人都難以阻止談不上監視。

李宗仁離華赴美前，還在想盡一切辦法組織鍾祖培等，桂軍舊部各勢力爭取抵抗林彪四野的追擊。直至50年代李宗仁已經身在美國，仍寄希望廣西能夠堅持“反共救國總體戰”，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再次援助國軍反攻大陸。他怎么會選擇在49年就投降中共反水。

最終李宗仁投北京與蔣介石關聯不大，主因其實簡單受了中共策反，其次是脫離政治生涯後窮極無聊，最後就是相信了大陸的封官許願。程思遠早年給李宗仁當過秘書，當年留學義大利攻讀政治學獲博士學位，回國在很受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蔣經國等，高級政要的欣賞和器重。

抗戰期間曾分別擔任過白崇禧和李宗仁秘書，況且程思遠也是廣西人同鄉之誼。抗戰勝利後當選國民黨中央常委，立法院立法委員，1949年任中央非常委員會副秘書長。1954年3月，蔣介石在台灣正式罷免了李宗仁的“副總統”職務，李公開發表《對台灣問題的建議》，反對台灣獨立和受美國“託管”。

周恩來看到時機不錯，打算策反李宗仁返大陸，所派人選就是在香港辦報的程思遠。此後十年早先被中共收買的程思遠，受周恩來邀請5次秘訪北京，商討策反李宗仁回國事宜。最初程思遠提出讓李回大陸時，李宗仁極其惱怒反對，但是反復商談下也就很快釋然了，況且程思遠與其關系非同一般。

畢竟此時的李宗仁年老體衰，異地漂泊思鄉心切，加之程思遠的所謂“新中國成就”蠱惑下，李最后還是立場動搖了。況且他年老昏聵寂寞無聊，平時除和家裡主婦們，打麻將消磨時光外，實在也是無事情可做，最多就是會見故舊閑聊。終於，他還是寂寞難耐下，相信了程思遠的蠱惑。

與此同時李宗仁的摯友白崇禧，自台灣多次致信規勸，萬不可相信大陸宣傳，勸李站在蔣介石國民政府這邊。李宗仁對此不以為然，并且在1964年美國紐約，發表公開信，勸美國政府效法戴高樂政府，調整美國與中共新政權關係。中共對此自然是表示滿意。

白崇禧為此於3月18日致電李宗仁，“總統蔣公率全國軍民，嘗膽臥薪，生聚教訓，正在待機執戈西指，完成反攻復國大業。而我公旅居海外，迭發謬論，危及邦家，為親痛仇快。最近閱報，法國與共匪建交之後，我公竟於2月12日致函紐約先鋒論壇報，公然支持共匪，遊說美國學步法國，與共匪調整關係。我公對國難既不能共赴，反為共匪張目，危害國家，是誠何心，是真自毀立場矣！自絕於國人矣！伏望我公激發良知，遠離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節。”

但為時已晚李宗仁在周恩來和程思遠秘密安排下，1965年7月20日他偕同夫人郭德潔取道瑞士飛抵北京。中共為他舉辦規格很高的接機儀式，李宗仁在機場按照雙方事先擬好的講稿宣讀，無非歌頌毛澤東共產黨新中國之類。並稱“我毅然從海外回到國內，期望追隨我全國人民之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並欲對一切有關愛國反帝事業有所貢獻。”

李宗仁投共台灣國民政府自是難堪，同時導致白崇禧處境更加艱難。白崇禧對友人說，“德鄰投匪，從此我更沒有臉見人了。”當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時，毛周為爭取白崇禧，多次派出策反白崇禧，甚至從武漢追到兩廣再下香港，許諾讓白“指揮30萬國防軍，保證地位不低於林彪”。但白崇禧拒絕，“自古漢賊不兩立，歷史歌頌的只有斷頭將軍，絕無降將軍。”直到最後自己部隊20萬桂軍，跟林彪四野拼光也沒投降，周恩來稱其“無政治遠見”。

李宗仁回大陸後自己提出，想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按級別上說跟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同級別。當李濟深是第一屆人大副委員長，65年原國民黨元老程潛，張治中都當選為人大副委員長。按李宗仁在國民黨的地位，遠超之前那幾位根本不能比，當個副委員長也綽綽有餘。但毛澤東當時正忙於黨內鬥爭，對此一直拖著沒有答覆，後來文革開始后，也就沒人再提此事。

白崇禧始終堅守臺灣國民政府，1966年12月病逝蔣中正送葬。黃紹竑則於30年代，投靠蔣介石，1949年再投靠中共，並多次受毛委託勸降白崇禧被拒。黃紹竑後來去北京參加政協，1957年被打成“右派”批鬥，1966年在文革中自殺身亡。

李宗仁1968年8月被診斷出直腸癌，1969年1月30日北京逝世。他回大陸後除了再婚一次，也沒得到大陸許願的高官職位，無非是老來當了回統戰工具。70年代後期，胡耀邦任中共總書記主政，披露李宗仁回大陸不久死亡，真實原因是被康生下毒暗殺。

醫學界張召忠“霧霾有益健康”

張召忠教授曾經有名言，霧霾可以防範美國鐳射武器，其實不用美帝打過來，霧霾和生化武器也差不多，無非致病導致喪失戰鬥力。1月7日中國醫學界“張召忠顯靈”，晚國家衛生計生委宣傳司司長毛群安表示：“霧霾對健康危害，特別是長期對身體的影響到底有多大，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並稱近期中國北方主要城市空氣污染物濃度，比2013年同期有所減輕。

北京中醫醫院院長劉清泉“糖尿上頭”，他認為人民的不舒服感受是自己“神經質”。他稱“霧霾天氣下，該院門診近日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並沒有顯著增加，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反而增多，很大一部分患者懷疑自己得了哮喘。因此，他建議民眾應增強自身抵抗力，擺正心態減輕心理負擔”。都說醫者父母心，這位是《畫皮》沒心。

上海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於2016年發表研究結果，發現霧霾中的PM2.5可致肺癌，進入肺組織後會影響，肺泡巨噬細胞的吞噬功能，也會影響肺上皮細胞，細胞膜的通透性和流動性，造成細胞內容物漏出導致細胞死亡。

負責人宋偉民教授說了良心話，“PM2.5顆粒對肺的損傷一旦形成，治療的藥物成本和時間成本就會大大增加，如果形成‘黑肺’，徹底消除的難度大大增加，幾乎無逆轉可能。”教授小心人身安全，你說不定很快就會失聯。沒看著名稅務學家李煒光，剛揭露中國稅負世界最高，就被當局警告自稱壓力山大。宋教授戶口弄不好遷出上海轉青海。

中國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單刀直入，“霧霾污染會對人體呼吸系統、腦神經系統、心血管系統等產生威脅，特別是會導致肺癌。”世界衛生組織（WHO）也確定室外空氣污染為新的致癌物，並認為接觸顆粒物和大氣污染的程度越深，罹患肺癌的風險越大。

“霧霾中國”早已引發世界性關注，1月5日，俄羅斯電視臺播出“中國陰霾嗆人，每小時致180多人死”的節目。引述英國《經濟學人》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陰霾天氣已導致中國每小時有183名人死亡，即每天死亡4300人左右。怪不得殯葬業近年生意好，居然還搞集體上市。

國家衛生計生委睜眼說假話，就差沒說霧霾有益健康。別指望政府會治理霧霾，還是趕緊存錢搞移民。否則買機票往南方跑，不過現在南方機票緊張。還是先買個防毒面具再說，就說張召忠教授讓買的。

“一個比一個快”這回輪到臺資跑了

去年官媒稱“別讓李嘉誠跑了”，今年9月日資大企業組團訪華，要求中國不要人為設置障礙，影響日本企業撤出中國，“日資公司也跑了”。其他歐美企業荷蘭飛利浦，德國黛安芬，美國麥當勞，肯德基，萍果，連韓國三星等都不甘落後，都夹着尾巴赶紧跑。

现在中國本土“玻璃大王”曹德旺也跑了。下一個逃跑者也出現了，這次是台資企業準備集體逃跑了。李嘉誠跑的時候，《人民日報》冷嘲熱諷，“李嘉誠不過就是越玩越大了。天要下雨娘要嫁，隨他去吧！”紅粉無毛高呼“快走不送”。

政府只知道收重稅不顧企業死活，根本不考慮如何改善中外資企業的經營環境，橫徵暴斂無所不用其極。隨便舉個例子可見一斑，所謂“五險一金”明明是政府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然而卻強行轉嫁給企業負擔。執政黨在坐擁大量稅收的情況下，不為人民和企業謀半點福利。外資撤離逃跑是正常的，留在中国赚不到钱还不走。

廣東東莞被作為中國外資製造的“風向標”，由於大陸近年成本上漲極速，政府打壓传统製造業，導致工廠出現倒閉潮。作為“工業重鎮龍頭”的東莞是重災區，僅在2013-14年就關掉5千多家工廠，而且情況還在不斷惡化。

據新加坡媒體報道，台灣企業因為上漲成本，兩岸關係不穩等因素，開始繼日資，港資，歐美資本後，步入撤資行列陸續撤離中國。以東莞為例高峰期有5千多家台資企業，才幾年時間迅速減少不到2千家，而且還在進一步下降中。台商曾在東莞創造逾半國內生產總值。

紮根東莞20多年的東莞，台協執行常務副會長謝慶源表示，“大陸人口紅利優勢漸失，勞動成本不斷上升，“五險一金”等保險金，亦成為不少企業重擔。加上東莞工人目前平均月薪3千元，是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三四倍。不少台商將廠房轉移到東南亞，繼續駐守東莞的台商有些縮小規模，有的直接把工廠關掉”。

工廠倒閉導致周邊服務餐飲零售業蕭條，當地旅行社稱“近來回台灣的台商，很多是買單程機票”。

藍天碧海（5 pics）

肃清AB團“大刀手柄黏一塊”

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彙報工作，主要是向中央解釋“朱毛紛爭”的問題，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因此紅四軍內部爭權事件得以緩和。但問題是軍隊內部矛盾化解，但毛澤東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產生的分歧卻極度激化。

在這種大環境下“肅清AB團運動”，在毛澤東的導演下應運而生。事關中央支持毛在江西蘇區建立的權威，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抵制，毛為此採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同志。毛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制，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李文林本身是知識份子，而且是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當年與毛澤東關係相當不錯。但是到了1930年初與毛澤東產生嚴重分歧，最後導致關係非常緊張。

分歧主要是兩方面，贛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但對毛澤東的“沒收一切土地”主張不贊成。其次是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還有人員如何配置。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打算合併贛西湘贛邊界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並趁機吞併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將之併到彭德懷部另立紅六軍。贛西南則以必須經中共中央，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抵制。

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和曾山組成贛西特委，領導贛西南等地工作，但最後贛南幫也進行抵制。為此毛澤東於1930年2月召開“二七”會議，發動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土地”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另外，毛澤東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黨的領袖”指毛任去的贛西特委書記劉士奇。結果，“富農份子”帽子扣在江漢波頭上黨籍被開除，李文林被調離部隊轉任地方。2月16日，由毛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目的自然是整肅贛西南。

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打倒機會主義領導”是利用，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毛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

1930年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份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工農群眾只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裡或發現其他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於是他在運動中比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更起勁。

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AB團”份子，對於首領當然採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份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毛率先在自己紅一三軍開展“打AB團”運動。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面軍攻佔吉安後迅速退出，並讓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又退出。

如此在紅軍內部引發不滿，於是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快速整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份子，其中有“幾十個所謂AB團”總團長“遭處決。紅一方面軍內部地富或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過去對毛澤東有意見的同志，大多扣上“AB團”的帽子被殺。

最後毛對贛西南黨動手，他稱贛西南派“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澤東於是宣佈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

10月在贛西南3萬多黨員中殺了1千多“AB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1/4被打成“AB團”多數被殺。1930年在贛西南開始的“反AB團清洗運動”，很快蔓延到各個蘇區。據中共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記載，紅軍中約有7萬人，被迫害成為“AB團”被慘殺。實際的數字遠不止此。按照紅安縣七裡坪鎮村民回憶，“整個山人從上面往下倒，把整個山溝都填滿了”。

中共式肅反“清查AB團”運動，前後發明各種殘酷刑罰多達120種，目的自然是嚴刑逼供屈打成招，如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洋釘釘穿手掌，火燒下身、小刀割乳等等。很多新酷刑折磨得眾多蘇區幹部戰士群眾，“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哭聲震天”。施刑者如果稍有心軟不夠狠毒，也會被打成“AB團份子”。黨史披露“後來肅反到什麼程度，站隊，站隊以後用鏡子照，如果你臉紅，就說明你心虛，你就是肅反對象，就拉出去殺掉。”所有在酷刑下招供者，都被立刻處決。

全世界共產者的特點相同，就是“搶別人產，共他人妻，殺自己人”。所謂“AB團”是1926年國民黨內，成立的反共“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組織，其實早在1927年國民黨，清黨完成後實際上早就解散了。1930年在中共贛西南，根本沒有大規模的“國民黨地下組織”，甚至整個中央蘇區也沒有。被殺害的眾多紅軍將士臨死都不清楚，到底AB團是個什麼東西。為了節省子彈，處決方式主要是梭鏢刺殺，棍棒打殺大刀砍殺。

倖存者回憶，“那個血，把殺人者的手，和大刀的手柄黏在一塊，拿不下來”。

元創之坊（11 pics）

取之于“民和企”用之于“官和府”

從歷史看各朝代政府官員與人口的比例，漢朝為1：7000；唐朝為1：3000；明朝為1：2000；清朝為1：900。現今中國的“官民比例”，約是漢朝的350倍，清朝的45倍，日本的10倍。

從財政供養公務員人數，來看人民負擔就很不清楚。所謂“財政供養人員”無非是公務員，但是其他如軍隊、武警，千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還有黨務，政務，財務，人大，政協及八大民主黨派等等，都沒有被正式計算在內，因此全面看人民供養官員人數，必須加上政府故意混淆的所謂“其他人員”。

編制內7百萬公務員外，加之財政供養的“其他人員”，大約不到7千萬之眾。但再加上城管，協警，聯防等，就已經超過7千萬。中國“官民比例”至少是1：18。按總人口比例來講，不到20人裡面就有1個官員，需要老百姓拿錢出來養，這無疑又是“中國特色”的“世界之最”。

結合著名稅務專家李煒光先生稱，“近年來國外機構加強了對中國稅負問題的分析，相關資訊的披露都說明中國企業稅費負擔遠遠高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如Undata公佈的2013年世界主要國家的企業生產稅和所得稅占增加值的比重，中國是22.9%，其它國家只在3%-13.1%。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2013年主要國家非稅收入占政府收入比重，我國為42.8%也把其它國家遠遠甩開。”

中國無論是宏觀稅負，還是企業的總體稅費負擔，都遠超很多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更不在話下了。企業稅率之重超過國際公認“死亡線”。所以強國企業想生存下去，必須學會偷稅漏稅賄賂稅務官員。現行的稅種共17個種，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印花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船使用稅、船舶噸稅、車輛購置稅、關稅、耕地佔用稅、契稅、煙葉稅。只有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車船稅，如上3個稅收是通過全國人大立法，其他都是靠行政手段強徵。

企業實際稅費負擔率接近40%，國際上稱為“死亡稅率”。在天朝除互聯網新興行業和虛擬金融行業，大部份企業利潤率不到10%。費負過高企業倒閉，政府為維持稅額，加大收稅力度惡性循環。2014-2016年企業平均總稅率高達68.7 %，多年前福布斯公佈“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強國痛苦指數排名全球第二，實際上是世界第一，因為很多稅種無法調查。天朝作為一個低收入國家，宏觀稅負水準超越發達國家。 

政府徵收高額稅賦，但高稅收低福利，民眾企業受到嚴重剝削，而當局將徵收的大量金錢，用於維穩鎮壓人民，鞏固政黨獨裁專制統治。花費巨額金錢打造所謂強大形象，主場外交免費招待，對外投射天量資金，給貧窮發展中國家買面子，控制媒體宣傳欺騙人民。奧運會，世博會，G20高峰會，2天高峰會居然花費3千億，從上至下的體制性貪腐不必多說，所有一切都靠橫徵暴斂強行收稅。

美國印地安那州博爾州立大學，中國經濟問題專家鄭竹園教授指出，“政府得到的72%稅收來自企業。大量的錢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花錢太浪費，用在民生方面的錢太少，在政府開支上用得太多”。這還用學者分析，養這幫官員的錢都是百姓和企業出，如此自然成是“執政黨萬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