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粟到底還是借畫畫把江美人的衣服給脱了

 

據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的簡繁著《滄海》記載，劉海粟在1983年曾經回憶過這件事。劉海粟說：「1935年的夏天，我剛從歐洲回來。那個時候藍苹同趙丹合演話劇《娜拉》，有一些影響。趙丹原來不叫趙丹，叫趙鳳翱。這個人聰明極了，就是比較愛衝動。當初他剛到美專，就同成家和一道鬥爭傅雷，還打了他。趙丹本來準備去法國留學，繼續深造畫畫。這個人如果堅持畫畫，一定會有大成就的。不過他後來搞戲劇電影，成就更大些。

很多人說，趙丹改做演戲是因為偶然，其實不是的。他在美專三年始終是學校劇團的骨幹，一直很活躍，也非常愛出風頭。畢業的時候他們搞了一個畢業公演，演出話劇，他演男主角。我當時在歐洲還沒有回來，聽說演得非常成功，這樣才被一個叫張石川的電影公司老闆看中。很多事情表面看看好像很偶然，其實都不是的。你如果不是那塊料，平時沒有做很多的積累，給你再多的機會也不行。

 

 「他們在上海金城大戲院公演，一個很大的海報，上面寫著趙丹和藍苹兩個人的名字。那個時候趙丹在上海已經很有名了，藍苹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一天，趙丹請我到一品香吃飯，我就問起這個藍苹。趙丹很聰明，他說校長如果有時間，吃完飯我陪你去見藍苹。我也是一時高興，就答應了。他領我到他們的排練場，牆邊有一個穿旗袍的女孩子，踱來踱去，在那裡背台詞。趙丹告訴我那就是藍苹，就招呼她過來，告訴她，這是上海美專的校長劉海粟。藍苹一聽我的名字，很恭敬地向我鞠躬，崇拜得很啊!」……

「我的侄兒劉獅當年同趙丹他們時常有來往，後來由他出面把藍苹約來給我畫過兩張油畫。前面一張是清晨欲醒還睡的姿態，後來一張是像安格爾那種樣子的躺姿。藍苹這個人單說外表並不出眾，但是她身上的……都非常好。還有一點，這個人倒是有一些藝術天分的，你同她說什麼，她都能理解。有一種女人面相一般，但是身軀非常優秀。藍苹就是這種女人。

簡繁，就是劉海粟所帶的唯一的碩士研究生。話題挑起來之後，很多人不相信，認為劉海粟吹牛，說劉不是什麼好鳥，一生結過四次婚：1911年，16歲的劉海粟在父母包辦下娶了林姓富商的女兒林佳，但他不肯同房，在蜜月時就離家去了上海。到上海後，劉海粟結實了畫模張韻士，兩人結婚，後共赴法國。回國後，他又結實了善於交際辦事果斷的成家和，在與張韻士離婚後，二人結合，並育有一女;抗戰爆發後，劉海粟在南洋舉辦畫展，疏於對妻子的關懷和看顧，夫妻關係產生裂痕，兩人離婚。一年後，劉海粟和在南洋時收的女弟子夏伊喬結婚，兩人相伴終老一生。

對於簡繁在《滄海》書中關於劉海粟畫過江青人體的說法，劉海粟女兒劉蟾則給以斷然否定：怎麼可能呢?「文革」紅衛兵來抄家，僅僅因為家裡舊報紙上有「藍苹」的名字，父親說了一句江青就是藍苹，這句話傳出去了，「四人幫」就把父親打成「現行反革命」。真要畫了江青的人體，那還不把我父親整死!現在，無從追究劉海粟到底有沒有給江青畫過裸體畫。但劉海粟在文革時給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是千真萬確的。在這場浩劫中，劉海粟損失慘重。

劉海粟曾在目錄單附圖《梅園新村》旁邊，簡單地寫下三次抄家情況：「1966年8月24日新興中學來抄家，傍晚，董某某四五十人(將我的書畫作品及收藏品等)燒了五小時;第二天，董又來車取書。9月2日，畫院拿了木殼槍來，王某某、徐某某、楊某某、嚴某某、戚某某，裝12隻箱子。9月22日，復旦來抄家，住半個月，住50天，(抄去)照片，(抄去)日記簿。」寥寥數語，卻讓人看到了劉海粟在那個年代所遭受的災難，令人震驚。「文化大革命」中，老上海影視圈曾與江青往來甚密的趙丹、鄭君里、顧而已、陳鯉庭、童芷芩等，均遭受衝擊。

2007年出版的《特別辯護-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辯護紀實》一書中，記錄了當時審判江青迫害上海文藝界人士的經過。據記錄：1966年7月，江青指使組織40多人抄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家，並親自監視將搜得的關於江青的大量書信、照片燒毀。原上海市副市長梁國斌的證詞提到：「1966年6月，張春橋對鄭君里說，現在江青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裡，存在你家不是很妥當，還是交給她處理吧。鄭君里完全答應。事隔一星期，張春橋對我說，鄭君里那裡的信件、照片等交來了，已轉交給江青，她當場燒了。但是，江青仍不放心，於1966年10月勾結葉群，指使江騰蛟，組織指揮劉世英、襲著顯等5人對鄭君里、趙丹、童芷芩、陳鯉庭、顧而已5家進行抄家。」

《滄海》對此也有記載，劉海粟說：「我還算幸運，『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來了一群紅小兵，把我的素描、油畫統統拿到院子裡燒，其中就有藍苹的那兩張人體油畫。再後來，來了一批『四人幫』的特務，住在我家裡搜，不停地審問，我猜想他們是衝著那兩張畫來的。這個時候幸虧已經燒掉了，要不然就不得了啦!」

 

老明星趙丹放出來遍體鱗傷沒塊好肉只是想演戲

 

陳錦華是上海市委副書記，文革後分管文教系統的平反工作。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5點來鐘的樣子，陳錦華下班回家。他當時住在康平路大院，那是一處有兩個門的房子，大門連著客廳，另有一個廚房門。陳錦華到家的時候，看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導演楊延晉，帶了個人站在他家廚房門口。陳錦華從大門走進客廳，楊延晉從廚房門外把那個人領進來。陳錦華一看那個人，覺得很面熟，但就是想不起來他的名字。小女兒陳悅剛上中學，在旁邊推了他一下說：「爸爸，這是趙丹。」

陳錦華這才想起來，請兩人在客廳坐下，問道：「找我有事嗎？」趙丹說：「對不起，星期天還來打攪你。」陳錦華說：「沒關係，有什麼事情啊？」趙丹說：「是我自己的事，落實政策的事，想跟你談談。」陳錦華說：「行啊，不過今天恐怕不行了，我已經另外約了人要談事情，我們另外約時間好不好？」趙丹說：「可以啊，我等你通知。」陳錦華根據排程，和趙丹約好下星期天再談。

到了星期天下午，黃宗英陪趙丹來到市委會客室。一開始，趙丹便談起自己演過的電影，情緒還比較冷靜，待講到文革中被批判，關在「牛棚」中遭受種種折磨、批鬥，人就非常傷心，講著講著就站了起來，越說越激動，講到傷心處時更是聲淚俱下，大聲嚎啕。黃宗英在一旁拽他說：「你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不是跟你說好的嘛，你好好講嘛，你這樣講陳市長怎麼聽呀。」陳錦華當時一面聽，一面也深受感染。他對黃宗英說：「沒關係，沒關係，這麼多年他受了很多委屈，我能理解。現在不到市委來講，他能到哪裡去講呀！」

聽到陳市長這樣說話，趙丹更激動了，哭得像個孩子一樣。他說：「這樣的話我已經多少年沒聽到了。」陳錦華說：「你今天說的事情我都清楚了，我會抓緊落實這件事，有什麼問題的話我找你。你還有什麼事情沒講完的，也可以再找我。」趙丹聽後，感動地說：「好的，謝謝你陳市長。」黃宗英也對陳錦華表示感謝，兩人高高興興地走了。第二天，陳錦華把市電影局黨委書記戴星明找來，跟他談了趙丹的情況。陳錦華說：「趙丹來找我了，他曾經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關押過，後來都搞清楚了，那些什麼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也應該搞清楚了。趙丹這個人在全國影響很大，你們抓緊一點早點落實政策，影響也好。」戴星明表態說：「我們抓緊做。」

不久，給趙丹落實政策的事情，市委很快就討論通過了。那段時間，憋了十多年的趙丹，特別想拍電影。他天生就是個演員，一旦進入拍攝狀態，立刻全身心投入，百分之二百地忘我，什麼也顧不上，頭腦中只有電影。他太想上銀幕了，十多年沒拍電影，太難受了！大概是1977年吧，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汪洋請他飾演《大河奔流》裡的周恩來，趙丹很是興奮。他試裝後在廠區裡行走，見到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試片，也驚訝竟然這麼像。可晴天一聲霹靂，突然活生生把他撤了下來。那四個人都已經粉碎了啊，怎麼還這樣啊！黃宗英陪趙丹去文化部找部長黃鎮講理，好歹總得給個理由呀。黃鎮答覆說，撤趙丹這件事，不是他個人可以做主的。

趙丹被撤後，黃宗英趕緊為他寫《聞一多》的本子。非但如此，趙丹碰上誰，都要人給他寫劇本，像蘇叔陽、白樺、李准，他都說過。他真是想演得不得了，還想當導演，常在各種紙上畫鏡頭。當時美國方面曾發函邀請趙丹去美國訪問，可有關方面卻一拖再拖，等到復函時配上的一份名單，卻列出了包括各級領導在內的八個人。對方表示不願接受，說他們請的只是藝術家趙丹。從表面看，趙丹似乎落實了政策，但實際上，他的所謂叛徒問題，一直沒有結論。

文革中，趙丹是因為30年代與藍蘋有過交往，抗戰期間在新疆被捕兩個原因遭到逮捕關押的。黃宗英還記得，1967年12月趙丹被捕的前幾天，曾受到上海青年話劇院造反派的毒打，這些人在皮手套裡放上硬物，一邊打他的臉一邊說：你不是還想上臺嗎？這些人目的就是要破他的相。一個星期後來了一輛吉普車，把趙丹從家裡抓走。黃宗英當天正在電影廠的牛棚裡，白穆來告訴她說：趙丹被帶走了。隨後，造反派通知黃宗英回家給趙丹收拾東西。

趙丹後來回憶，那天，他被蒙上眼睛，夾在兩個公安之間，坐在小汽車裡，不准抬頭。但趙丹從蒙眼布的底縫中，發現經過提籃橋監獄時，汽車並未停下，而是去了另一個地方。等到他被推進單間牢房跌到地上時，眼罩解開，才通過高牆上的一線光，看見自己跌倒在一塊染血的草墊子上。趙丹後來一直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在這兒關押了一段時間後，趙丹被轉到位於虹橋的一座少管所，這裡關押著三百多名高幹和高級知識分子。

1948年，拍攝電影《麗人行》時，趙丹在片中扮演革命者章玉良，章玉良被捕入獄的監獄，就是趙丹現在被關押的地方。這真是太巧合了，巧合得令人匪夷所思！趙丹從車上被推下來時，一眼就看到了這個熟悉的地方。他被關進囚室後，聽到隔壁有人大叫：「我要去見毛主席！」他聽出來這是賀綠汀的聲音。獄卒告訴他：「不許再說自己的名字，你是139號，139號就是你的名字。」從此趙丹就只有代號而無名字了。隨後的幾年時間裡，趙丹一直是單人關押，這使他後來出獄時，曾一度語言遲鈍。

關押期間，趙丹被要求沒完沒了地寫交代，寫檢討。交代的範圍涉及面很廣，從三十年代拍攝電影的經歷，到抗戰期間他在新疆被盛世才當局關押前後的情況，釋放後返回重慶的演出活動，以及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藝經歷。關於後者的內容，趙丹除了交代已經演出的《武訓傳》《李時珍》等影片，就連沒有拍攝過僅有想法的事情，也逼他交代，如「為什麼想要演劉賊少奇」？

雖然交代的內容包羅萬象，但抓捕趙丹的直接原因，是按所謂叛徒問題立案的。

抗戰初期，新疆王盛世才奉行親蘇政策，與中共結成統一戰線，在迪化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受中共派遣，毛澤民、林基路出任新疆省財政廳、民政廳廳長。新疆因此被認為是進步之區，吸引了不少左翼人士前往。1938年新疆成立文化協會，茅盾任董事長。從上海流亡到重慶的趙丹、王為一、朱今明、徐韜等人，經鄒韜奮介紹，與茅盾取得聯繫後，也前往新疆，組織成立了實驗劇團。1940年，新疆發生「杜重遠案」，盛世才將杜重遠和與之有關的人士逮捕入獄，趙丹也被捲入其中。

最初，趙丹被當作要犯關在特別監獄，受到嚴刑拷打。後來移送到第二監獄。兩年後，盛世才放棄親蘇政策，轉而投奔重慶政府，其後被蔣介石調離新疆。盛世才走後，國民黨派審判團來烏魯木齊處理積案，除一部分中共人士外，其他囚禁者只要有人擔保，便可獲得釋放。趙丹、徐韜等人找到當時擔任新疆教育廳副廳長的劉永祥，由他出面擔保，這才在關押了將近5年之後，重新獲得自由。這段原本清清楚楚的歷史，文革時卻被專案組認為是叛變自首，勒令他翻來覆去地坦白交代。趙丹很清楚，專案組拿新疆坐牢的事情說事，其實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30年代他認識藍蘋的那段歷史。所以他無論怎麼交代，也絕口不提那個女人。

但即便如此，趙丹仍然沒能逃脫對他的迫害。這種迫害殘忍到什麼程度？趙丹後來告訴黃宗英說，提審時，打手從外邊來，站四角打，把他打過來，打過去；在牢房裡，打手也是從外邊來，站兩角打，或是把他綁在床上打。先是每次打過之後，次日或隔日就拉出去批鬥。某次打得鼻青臉腫，不能拉出去鬥，以後就不往臉上打了。如果說受審被打是肉體摧殘，那麼寫交代材料就是精神折磨。有時為了讓專政者獲得快感和滿足，少受毒打，甚至不得不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自己。那幾年，在專案組的逼迫下，到底寫了多少悔過材料，連趙丹自己都記不清了。

1980年冬，趙丹去世不久，上海電影局運動複查組交給黃宗英兩大捆材料，全是趙丹在獄中所寫的交代。過了一些日子，上影廠落實政策辦公室來找黃宗英，告訴她說：「複查組重新討論過了，結論也重新寫了。」黃宗英一看，大意是：「一切不實之詞予以推翻。」來人要黃宗英簽字。趙丹生前，曾因結論迴避實質問題，多次拒絕簽字。複查組這次的所謂新結論，仍然沒有說清問題，因為當初抓捕趙丹是根據叛徒立案的，但新結論對此還是隻字不提，所以黃宗英拒絕簽字。

這就是說，趙丹的問題至今也沒有家屬認可的最後結論。趙丹逝世後，做了屍體解剖，參加解剖的宋慕琳是黃宗英的朋友，她對黃宗英說：「趙丹身上，沒有一塊地方沒傷，包括兩隻耳朵，打人者太歹毒了！」

 

林伯渠少妻一招就差點把主席老婆弄瘋

 

林伯渠1886年出生於湖南安福縣，與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吳玉章，並稱「中共五老」，一生娶了四個妻子：第一任妻子叫伍復明，是他的家鄉人，生有4女1子；第二任妻子叫范樂春，生有1子，幾年後病逝；第三任妻子叫李俊，倆人1937年在延安結婚，育有1子，4年後因感情不和離婚。朱明是他的第四任妻子，跟她共同生活了15年。

 

朱明，原名王鈞璧，安徽省定遠縣人，1919年，出生於一個官宦家庭，3歲念唐詩，12歲看《紅樓夢》。1930年代，在上海光華大學讀書。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家流亡到四川。在那裡，受到宣傳的影響，對擔任國民參議員的官員林伯渠很仰慕。1939年春，在林伯渠的幫助下，與一批熱血青年到達延安，就讀於專門培養女幹部的延安女子大學，改名朱明。之後，調入中央研究院，再後來，被送入中央黨校第三部學習。在「延安整風運動運動」中，經過反覆「洗腦」和「搶救」，朱明從一個有錢人家的「大家閨秀」，被「改造」成一個心甘情願「做無產階級的新人」。她因一篇題為《從原來的階級中解放出來》的反省材料被樹為典型。

當時，延安的許多高官，娶了從上海、北平等大城市來的漂亮女青年。比如，45歲的毛澤東，拋棄他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娶了來自上海的三流演員、24歲的江青。50歲的劉少奇娶了第五任妻子、來自北平的女研究生、27歲的王光美。39歲的林彪娶了22歲的葉群，40歲的陳毅娶了18歲的張茜。43歲的謝覺哉娶了22歲的王定國。43歲的朱德娶了17歲的康克清。那時，林伯渠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兼任陝甘寧邊區學習指導委員會主任，負責在政府系統中開展整風運動。朱明這個「整風積極分子」在「組織」的安排下，與林伯渠有較多接觸。1945年3月28日（黃曆2月15日），是林伯渠60大壽，中央為他舉行了祝壽活動。1945年4-6月，七大在延安召開，林伯渠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就在七大召開期間，1945年5月，60歲的林伯渠迎娶了26歲的朱明。

1949年10月1日建政後，林伯渠先後任中央政府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第二屆副委員長。朱明先後職於中央組織部，中央紡織工業部監察室。林伯渠因是「五老」之一，年紀大身體也不好，他在國內外的許多活動，朱明常伴左右，成為他的拐杖和影子。無論是上廬山，去杭州還是到莫斯科，這對老夫少妻形影不離。1953年12月27日，毛澤東與江青到杭州，在西湖邊住了70多天。毛澤東1954年3月14日離開後，江青繼續滯留杭州。3月18日，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從上海發出的，由浙江省交際處長唐為平轉交。江青看信後非常惱怒。信中寫道：七屆四中全會剛剛開過，高崗、饒漱石等已被揭露出來。你江青的歷史是墮落的，我已經寫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組織部，信中列舉了20世紀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種種風流醜事和被捕變節的歷史問題，內容非常具體。寫信人深知江青的歷史，對高層的情況也很瞭解，特別是，居然知道她的行蹤。江青據此推斷，寫信人必是高幹，或文化界名人或他們的夫人。

第二天，江青找時任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談話。據王芳回憶，江青「把匿名信遞給我看。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江青一臉嚴肅地說：『你不看誰看？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廳長看清楚了，要給我破案。有人編造謊言誣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頭實際上是針對主席的。』江青給我看了匿名信後，突然問我：『你熟悉揚帆嗎？』我隨口就說：『他在上海當警局局長，我們來往比較多，關係較密切。』聽我這樣一說，江青有點不高興，半陰半陽的說：『你知道他過去叫什麼名字？他過去不叫揚帆，叫殷楊。在國民黨南京劇專工作過。』江青又問我，『你認識覃曉晴嗎？』覃曉晴當時是浙江省婦聯福利部副部長，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地下黨員。我說：『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後來我瞭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時，覃和江同住一個牢房。覃回憶自己被捕的原因是因為江青首先被捕，在敵人面前供出了她。」

回到北京後，江青將收到匿名信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說這是一起性質嚴重的反革命案件，要求公安機關立即組織偵破，得到毛澤東認可。因為收信日期是1953年3月18日，這個案件被稱為「18號案件」。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專門會議，由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主持，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出席，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上海市警局長黃赤波參加，會議確定把這封匿名信事件作為一個「特大案件」來偵查。同時宣佈：「18號案件」由公安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市由黃赤波負責，浙江省由王芳負責。會議之後偵查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進行。

由於匿名信封上寫有「華東文委」的字樣，信又是從上海發的，江青要求偵查部門將重點放在上海市黨、政部門和30年代曾在上海文藝界工作過的人身上。案件一時未能偵破。1954年，柯慶施調任上海市委書記後，親自負責案件偵破，抓得非常緊，專案組100多人，每隔幾天就開一次碰頭會。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個嫌疑人的筆跡，凡是過去和江青關係不好或議論過她、說過對她不滿話的人，都作為嫌疑對象，其中，包括東海艦隊司令員陶勇的夫人朱嵐，30年代江青在上海住的房東家的女傭秦桂貞等。

受偵查時間最長、被懷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長賴少其的妻子曾菲。當時，曾菲與住在上海的毛澤東前妻賀子珍是鄰居，對賀子珍的生活處境深表同情，常去看望她，並對毛澤東1952年到上海沒有去看望病中孤寂的賀子珍頗有微辭。賴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屆黨代會上，專門提過一個議案，要求對賀子珍在生活上給予照顧。柯慶施在專案組會議上說：曾菲有重大作案嫌疑。專案組曾秘密提取曾菲的筆跡，經過鑑定，筆跡相似。但是，專案組經過大量的秘密調查，沒有掌握到可靠的直接證據，僅憑相似筆跡，還不能定案。江青多次過問案件偵破進展情況，懷疑專案組裡有人搗鬼，幾次對公安部長羅瑞卿、副部長徐子榮表示不滿。案子一時破不了，但專案組對此案一直沒有放棄偵破。公安部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直到1961年，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意外發現」，案件在峰迴路轉。

 

1960年5月29日，74歲的林伯渠在北京病逝。他的夫人朱明，一度非常悲傷情緒低落。1961年2月，朱明向中央辦公廳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得到批准。期間，朱明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反映林伯渠逝世後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主要是文稿處理問題）需要解決。信送到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手上。1953年，因工作關係，楊尚昆曾多次看過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對匿名信的筆跡印象很深。當楊尚昆看到朱明寫給中央的報告後，發現上面的筆跡與那封匿名信的筆跡很相似。楊尚昆立即打電話告訴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經過公安部專家鑑定，兩封信的筆跡為同一人所寫。隨後，楊尚昆、徐子榮找朱明談話。朱明很痛快地承認8年前給江青寫過匿名信。原來，在江青收到匿名信之前、毛澤東回北京之後的這段時間，林伯渠和朱明也到杭州小住了幾日，是時任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負責接待的。

據王芳回憶，當時江青身邊缺少一個人陪伴，他讓陪林伯渠夫婦一起來杭州的林莉（林與前妻的女兒）去陪伴江青的。林莉從小生活在莫斯科國際兒童教養院，後在蘇聯讀大學。1949年江青到蘇聯治療期間，林莉擔任她的翻譯，倆人朝夕相處感情很融洽。當時江青對王芳這樣的安排並無不滿。那封匿名信很可能是朱明在杭州時寫成，到上海後發出的。朱明深知此事暴露後，江青百分之百要置他於死地。於是，在江青對她下毒手之前，就在家中服用過量安眠藥自殺了。朱明死時42歲。不久，朱明之死被定性為「反革命畏罪自殺」。文革時期，朱明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

 

當年，投奔延安的女青年特別是跟高官結婚後，雖然，一段時間內，可能得到一些虛榮的滿足和特殊的待遇，但是，大多數都難逃厄運。林伯渠的妻子朱明自殺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最後也自殺了。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秦城監獄關押11年。林彪的妻子葉群，最後跟林彪一起葬身蒙古溫都爾汗。

 

吳佩孚大帥按現在當官標準就算道德模范了

 

段祺瑞不愛財，生平不聚財，不置產業，到死無論在北京、天津還是上海連棟房子都沒有。大權在握，不受賄，不拿回扣，也不任人唯親，大公子段宏業，一直都沒有正經的工作，當年眾多的軍頭，動輒父子將軍，姑爺舅爺橫著走，跟他比起來，簡直像兩個世界的人。一個妻舅吳光新得到重用，也多半是因為此人資歷、學歷和學識，確實有過人之處。

段祺瑞在世的時候，其擁躉說他是三造共和的元勛。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跟南方談判，逼清帝退位，北洋諸將像王士珍、馮國璋都不配合，只有段祺瑞參與其間，隨袁的意思起舞。袁世凱稱帝的時候，他不表贊成，辭官不做，袁世凱臨死，拉他出山，他做實權的總理，畢竟恢復了臨時約法和民元國會，這就是算是再造了。至於三造，則是討平了張勳復辟。段祺瑞在北洋軍人中，也的確是個講規矩的人，跟一個空頭總統黎元洪相處，與一個不聽話的國會相伴，大體上還能尊重約法，尊重國會，尊重總統，有事有商量。五四運動，學生鬧得那麼不像話，坊間都傳說他要鎮壓，但他就是沒鎮壓。不僅自己不鎮壓，而且要各地軍頭也不動橫，客客氣氣地把這些學生娃子弄煩了，弄疲了，自己收了兵。第二屆國會選舉，改革方案，是研究系提出來的，在段祺瑞自己，選舉也還是要按規矩來的。組織安福俱樂部，操縱選舉，是徐樹錚的事兒，段祺瑞未必事事都清楚。

但是，事情就怕細究，細細追究起來，很多事兒似乎就不大是那麼回事了。先講所謂的三造共和吧。所謂一造，打造共和倒未必，但推袁上臺，他的確是首功。二造，其實也袁世凱的意思，袁世凱臨死推舉段祺瑞主掌北洋系，讓黎元洪繼任總統，本身就有讓民國回到原地的意味。而只有三造，才名副其實。但是，作為北洋大佬，這一造，也忒容易了些。受到日本支持的六萬多討逆軍，打兩千辮子軍，這叫個什麼仗？

其次，段祺瑞的確不要錢，但是，段公館的一切花銷，都是公家包圓，連家裡的僕人，都在陸軍部領乾薪。他愛下圍棋，若干清客陪著他下，這些人，名義上都是陸軍部的顧問，每月百多大洋養著。他是不蓄財，但需要錢的時候，寫個兩寸寬的條子，到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甚至北四行，就可以取出幾百到幾千元來。他沒有房產，但到哪兒都有人給他的房子住，而且相當的奢華。他自己不弄錢，但卻從來不擋著部下弄錢的道兒，在皖系當家的那幾年，據八大胡同的人說，就數皖系的軍頭和政客花錢大方，千把萬地往窯子裡砸。他自己不好色，但手下的幹將，自徐樹錚王揖唐以下，幾乎個個都娶了八大胡同清吟小班裡的蘇妓做姨太太。段祺瑞跟袁世凱一樣，用人，捨得給錢，無形中，縱容了手下人的貪腐。

段祺瑞用人，有容人之量，信任哪個，一定大撒把，惹出簍子來，他卻能出面給你擔著。他手下的確有聰明人，比如徐樹錚，但這個小徐過於膽大妄為，每每獨斷專行。段祺瑞講規矩，奈何小徐不講，府院之爭之所以最後鬧得不可開交，馮國璋和段祺瑞差點決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拜小徐所賜。同時，段祺瑞也不大識人，吳佩孚也是他的學生，但他卻從來沒看上這個山東來的小個子。而對於酒色財氣俱佳的段芝貴，他卻青眼有加。在跟直系決戰的生死存亡之際，居然把兵都交給這個小段。

對於早就腐化的第七師師長張敬堯，他也是相當的偏愛，如果不是為了張敬堯，對吳佩孚有功不賞，他還不至於得罪吳佩孚，最終導致吳佩孚刀兵相向。當然，段祺瑞最大的失誤，還是發動南北戰爭。本來，聽從梁啟超的建議，站在協約國一邊，參加一次大戰，決策無疑是正確的。不僅得以暫緩支付庚子賠款，省掉了德奧部分的庚款，而且得到了日本大筆的貸款，為中國贏得了自庚子以來最好的國際環境。給在戰後爭取逐步廢除不平等條約，爭取關稅自主，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但是，作為最有錢的北洋政府，卻把本應投到基礎建設上的錢，完善共和制度的錢，都投到了無謂的南北戰爭裡。原本，孫中山搞護法，另立政府，本是一場兒戲，沒有地盤，沒有軍隊，沒有人擁護，北京政府根本就可以無視之。然而，段祺瑞卻非要借這個機會，向南擴張，搞武力統一。擴張激起西南軍閥的恐懼心，反而使得孫中山的護法政府，有了後盾。段祺瑞自己沒有嫡系武力，要想開戰，只能花錢雇軍頭們打仗，代價之高，絕非當年的政府所能支持的。結果是把日本貸款，大把大把地丟在了水裡。何況在運行過程中，又用人不當，賞罰不明，得罪了能打仗的吳佩孚。最後鑄成大錯，導致北洋系大分裂，直皖開戰，活生生斷送了原本的大好局面。

至於第二次直奉大戰之後，段祺瑞短期出任執政，實際上已經成了傀儡。當然，當年三一八慘案為什麼執政府的衛隊會向請願群眾開槍，至今是個迷。可以肯定的是，開槍不是段祺瑞的命令，但事情發生之後，段祺瑞也沒有像很多人說的那樣，長跪不起，懺悔不已。至於吃素念佛，是他老早就做的，跟慘案無關。

 

朱自清的情史病史曾因拒絕美國救濟糧而后悔

 

印象中朱自清是一個文筆優美的散文家，是一個「寧可餓死」也不吃美國救濟糧的「民族英雄」。前者有他的《荷塘月色》和《漿聲燈影裡的秦淮河》等1998年，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朱自清全集》，其中的書信和日記，對於人們重新認識朱自清很有幫助。

 

在朱自清書信中，保留最多的是他與陳竹隱的情書。陳是朱自清的第二任妻子，兩人是在朱自清喪偶以後，經溥侗和葉公超介紹認識的。陳女士1904年生於成都，比朱自清小6歲。她16歲父母雙亡，完全靠自己努力考入北平藝術學院，向齊白石學畫，向溥侗學崑曲。溥看到陳竹隱孤身一人，便與葉公超共同作媒，成全了這樁婚事。當時朱自清已經是5個孩子的父親，而陳竹隱卻是年輕漂亮、閱世未深的女生。儘管如此，當陳小姐看到朱是一位正派而又孤獨的學者時，便產生側隱之心、愛慕之意。於是二人很快墜入愛河，這一點從他們的書信可以看出。

 

在《朱自清全集》第11卷中，收有二人的書信75通。從稱謂和落款來看，他們從「先生/女士」開始，經過「自清兄/竹隱弟」、「佩哥/隱妹」、「清/隱」，直到「親愛的寶寶/你的清」，可謂與時俱「近」。這與魯迅和許廣平的《兩地書》有點類似。不過，他們的戀愛沒有任何障礙，而魯迅和許廣平之間，還有朱安夫人。從內容上看，他們那幽默風趣、浪漫無邪的表達，實在令人羨慕。值得注意的是，陳竹隱雖然在文壇默默無聞，但她的水準不在朱自清之下。

比如二人在1930年冬天約會之後，朱在信中對陳說：昨晚在亞北的談話，似乎有些意思。至少我這個笨人這樣想。我佩服你那若即若離的態度，你真是聰明人！原諒我，我用聰明兩個字太頻了，但我慚愧，實在找不出別的字來說明我的意思。自然，更有意思的是我們的散步-其實應該老老實實說是走路！可惜天太冷了，又太侷促，……希望下星期有一個甜的-當然還是散步！

 

收到這封信以後，陳竹隱開門見山說：十一日信悉。我的態度是「若即若離」嗎？我自己倒不覺得。我只發見自己太憨直了，太欠含蓄。從來信中，我發現了新的原則：以「聰明」代「笨人」，以「笨人」代「聰明」；這樣一來，似乎字典都非重行改編不可。而在新的字典未出版以前，這筆帳仍然算不清楚，只有「由他去吧！」原來散步還有「甜」與「不甜」之分？這也是第一次知道。很盼望能實際領教，一笑。

過去，我一直以為大學教授都是些正襟危坐的老夫子；讀了這些文字以後，讓我對朱自清的認識有了很大改變。除此之外，朱自清究竟是怎樣「餓死」的，也是我心中的一個未解之謎。翻閱朱氏日記，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患有胃病，但是並不嚴重。不過他愛喝酒，這對胃病的康復非常不利。比如他在1924年11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十時徐，在家中飲酒，有丐尊、綬青、叔琴、敏行、天縻等人，菜難為繼。……晚吃酒，開席而坐。」年輕時嗜酒，也許尚無大礙，但是隨著年齡增長，就會留下很大隱患。

 

果然到了1937年3月2日，他在日記中說：「近來胃口很壞，且一周來睡眠不好，略感憂慮。」不幸的是，全面抗戰的突然爆發和隨之而來的流亡生活，讓他的病情不斷加劇。到了1938年12月7日，他在日記中又有「一多邀至新雅晚餐，胃病發作很厲害」的記錄。到了抗戰後期，他又患上支氣管炎，並出現腸道出血、體重下降，經常嘔吐，以至夜不能寐等症狀。抗戰勝利後，他的病情更加嚴重。1948年1月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胃不適，似痛非痛，持續約十二小時，最後痙攣，整夜嘔水。」幾天後，連藕粉、牛奶也吃不進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所謂不吃美國救濟糧，是指朱自清在一份聲明上簽字的事。據清華校史研究室在研究孫敦恆說：「1948年6月間，當一份拒領美國救濟糧的聲明送到他手上時，……他毫不遲疑地第一個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接著簽名的有吳晗、朱自清等110人。」這裡的他，不是朱自清，而是張奚若。這讓我想起一位未曾謀面的朋友，昨天是他逝世的日子。本來想撰文紀念，卻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只好放棄。

 

朱自清在簽名以後有些後悔，經過反覆思考，還是說服了自己。所以他在日記中說：「我在《拒絕『美援』和『美援麵粉』》上簽了名，這意味著每月使家中損失六百萬法幣，對全家生活影響頗大；但下午認真思索的結果，堅信既然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就應採取直接的行動，就不應逃避個人的責任。」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因病去世，享年50歲。

 

朱自清長子朱邁先在高中時代就秘密加入組織，戰爭時期奉命潛伏於國民黨軍隊，據說他在桂林戰役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卻以「匪特」的罪名被判處死刑。那一年他才3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