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1月，日本陸軍大臣寺內正毅，同意了大清留學生的實習請求。這份長長的名單上的學生，將前往日軍第13師團參軍，名單末尾有一個不為人注意的名字浙江的蔣志清。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多年以後，他將成為中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他為人熟知的另一個名字是——蔣介石。蔣介石來到日本是為了學習日本，一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日本原來是很小很窮的國家，人口不及我們，力量不及我們，但是何以在很短時間，就能有今日之富強呢？」
為瞭解開這個疑問，蔣介石選擇到日本的軍隊去，他相信一個國家的軍隊，最能反映一個國家的風貌，日本強大的秘密就在日軍當中。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陸軍效仿法國，後來又效仿德國。蔣介石發現，比起戰略戰術來，日軍更強調精神的重要性。但讓他感到意外的是，崇尚西洋訓練方法的日軍，精神教育的核心，卻來自中國傳統文化。《軍人敕諭》，日軍精神的核心。這道以明治天皇名義發佈的文件，被日軍視為生命，不僅每人都要熟練背誦，每天早上最重要的功課，就是大聲喊出《軍人敕諭》的信條。
《軍人敕諭》的主要信條包括五點，分別是「忠節、禮儀、武勇、信義、質樸」，這正是脫胎於中國的「禮義廉恥」。蔣介石不禁感慨說：「日本人雖然口裡沒有提出『禮義廉恥』，但是無論吃飯、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動，在有形無形之中，都合乎禮義廉恥。他們以這樣的教育方式，才造成今日這樣富強的國家。」這就是蔣介石眼中日本強大的秘訣。1911年，蔣介石回國投身革命，中國的革命運動不斷高漲，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也越來越緊急。蔣介石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日本，要反過來滅亡中國了！
痛心疾首的蔣介石曾感嘆：「本來是中國的優良精神和哲學，中國人自己不能保存、應用，而被他人（日本）竊取了一部分，就要用它來滅亡中國，這是我們民族最大的恥辱。」他開始在中國傳統之道中，尋找拯救中國的辦法。1924年，蔣介石奉孫中山之命，開始籌建黃埔軍校，他向中國傳統要答案，不僅利用了傳統治軍方法，還極力推崇曾國藩等人「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情懷和思想。然而，讓蔣介石頭疼的是，要制敵，就要找到日軍沒有學到的東西，怎麼才能超越日軍呢？正在他苦苦思考之際，一副孫中山的字映入眼簾：「博愛」。
1925年元旦，蔣介石對黃埔軍校學生訓話時表示：黃埔軍校的校訓是「親愛精誠」四字，「親愛」是要所有的革命同志能「相親相愛」，「精」是「精益求精」，「誠」是「誠心誠意」。「中國以血灑花，以校作家，臥薪嘗膽，努力建設中華」。為什麼蔣介石選了「愛」，作為黃埔軍校的校訓呢？因為他發現了日本軍隊的最大弱點。據蔣介石回憶：「我看到日本軍隊的下級幹部，用對奴隸牛馬的方法來打罵士兵，當時就覺得，這種軍隊能夠打仗嗎？」
蔣介石認識到，日軍部隊表面上講究禮儀，講忠君，講紀律，但唯獨不講人性、講愛，那所謂禮儀就是一個空架子，一旦失去約束，日軍會比誰都野蠻。（而所謂「愛」，是和諧共處是「博愛」、「和」，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徵。愛戰友、愛民族、愛國家這就是黃埔精神，這就是中國抗戰的脊樑。抗戰爆發後，正如蔣介石所料，日軍撕下了道德禮儀的面具，在中國的南京等地方，犯下罄竹難書的罪行。而以「愛」為支撐的黃埔將士，在各場會戰中熱情高漲、軍紀嚴明。
淞滬會戰中上海居民夾道鼓掌歡迎黃埔將士，而黃埔將士拒絕休息要求直接到第一線投入抗敵鬥爭，這感動了無數的中國人。堅韌的黃埔將士成了日軍最大的敵人。日軍文件中寫到：「中國軍隊勞累困窘已到極點，全軍瀰漫厭戰氣息，產生重大動搖，然而其上級幹部，特別是中央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出身者，頑固堅持抗日思想，有著不可小視的戰鬥意識，營長以上的幹部對士兵這麼說：『寧可餓死，決不投降！』」
岡村寧次說：「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在於以黃埔軍校中，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戰鬥意志。」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說：「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在於以黃埔軍校中，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戰鬥意志，歷次會戰中他們是主要戰鬥原動力。」他承認日本戰前，低估了以蔣介石為首的黃埔抗戰精神。
在中日正面戰場上，22次慘烈大會戰，都有黃埔將士前後繼地為國捐軀。各期黃埔軍校生一畢業，都直接開赴抗日前線參戰。抗戰八年200多名黃埔教官和學生擔任師長以上職務，指揮全國2/3的抗日之師，抗戰勝利黃埔軍校畢業生倖存者僅一萬一千多人，相比抗戰期間入校受訓的20萬學生，在抗戰中的犧牲率高達95％，有四十名黃埔將軍壯烈殉國。以致後人賦詩紀念說：「故土新墳抗日塚，何處白骨無黃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