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最近熱議的無非新晉立法局議員，其中幾名年輕“本土派”就職宣誓時，稱中國大陸為“支那”，結果引發社會爭議。特別是“建制派”指責，“支那”帶有侮辱中國人成份，以支那代稱是對歷史無知不能容忍。以“支那”稱“中國”應該算“歷史問題”了，客觀說語詞本身不帶貶義，本就是中國人發明的，主要看什麼情況下用。“支那”起源古印度梵文詞彙，古印度人稱中國為“chini”，據說是來自“秦”的音譯。
中國從印度引進梵文佛經以後，高僧按照音譯把chini就翻譯成“支那”。日本遣唐使赴唐學習佛經，日語“支那”取自漢譯佛經。亞洲東南部半島，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撾三國，舊譯“印度支那半島”，簡稱“印支半島”，現雖改稱“中南半島”，但使用起來并不普遍，反而舊稱更加容易理解，而且仍然在很多場合使用。
日本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等，提出“脫亞入歐”的主張。“支那”一詞開始在日本流行，不過那時“中國”正式稱謂是“大清”或“大清帝國”，“甲午戰爭”當時稱“日清戰爭”。民間報刊把中國稱“支那”，中國話稱為“支那語”，其實有些中性詞彙的意思，并沒有太多貶低之義。
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導致大批中國留學生遊學日本，學習日本明治維新先進經驗，留日學生對
“支那”並不反感。反而多少感到幾分自豪，總算忍了幾百年，“漢人”和“清韃子”有分別了。況且日本暗中支持中國革命，中國革命家多數日本培養。同盟會，光復會，興中會等，都在日本成立發展，批量生產中國近代革命家和著名人物。
留學生赴日兩件事必做，“剪辮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自稱“支那人”拒認“清國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東京發起《支那亡國242年紀念會》，“立憲派”梁啟超也用“支那少年”筆名。辛亥革命後1914年，孫中山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密函，自稱支那共計34次。1921年，鬱達夫小說《沉淪》，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直到中華民國成立後，日本再弄“支那共和國”，就是有政治目的了。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外務省隨軍部用“支那”稱呼中國，稱“蘆溝橋事變”為“支那事變”之類，如此開始帶有貶低侮辱中國之意。戰爭期間日本軍人侮辱中國人，泛稱是“支那豬”。戰後中國派駐日本的軍事代表團，但凡發現媒體出現“支那”一詞，必以戰勝國身份要求禁止，美國佔領當局就此向日本政府發出命令。
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務省向各新聞出版單位發出《關於避免支那稱呼事宜》的通知稱：“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為中華民國之國名，今日應改用中國等稱號。查‘支那’之稱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者。鑒於戰後該國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該詞，故今後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該國所憎惡之名稱。”“支那”這一在日本公開媒體消失，戰後出生的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支那曾是中國的代稱。
近年中港矛盾激化，雨傘運動後港獨思想，開始發展成型形成氣候。“支那舊詞重現”，成為香港年輕“本土派”，對中國大陸的代稱。支那侮辱中國人，倭寇罵日本人也不客氣。不過這種“舊詞”難得用無所謂，多用容易引起誤會也沒太大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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