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張琴秋生於浙江崇德縣石門灣的一個有錢人家，分別在石門、杭州、上海上小學、中學、大學。她1924年加入組織是最早的一批女黨員；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她是少數參加過「長征」的女紅軍，且是「長征」時期級別最高的女將領，曾三過草地、兩過雪山；她曾隨紅軍西路軍轉戰河西走廊，戰敗被俘；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經組織方面交涉獲釋；到延安長期做婦女工作；1949年建政後張琴秋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是全國第一個女副部長。
她有三任丈夫：第一個沈澤民是作家茅盾的弟弟，當過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書記，病逝；第二個陳昌浩，當過紅四方面軍政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後到蘇聯養病，娶了一個俄國女人；第三個蘇井觀，當過紅四方面軍總醫院院長，建政後任衛生部副部長。她與沈澤民有一個女兒，叫張瑪婭，生下後留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醫院。她與陳昌浩有一個兒子，生在轉戰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生下就被棄之冰天雪地。在最艱苦的戰爭中在國民黨的監獄中，張琴秋都熬過來了，但文革中她卻被逼死。張琴秋是怎麼被逼死的呢？在文革造反派看來，她是維吾爾姑娘--辮子多。
第一，她與劉少奇有關。
劉少奇是文革中毛澤東打倒的頭號人物。文革爆發時，劉少奇是當時第二號人物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被打倒後，被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後來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1966年5月文革爆發的標誌是中央發布《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同月，中央打倒了文革中的第一個反黨集團-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彭真是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羅瑞卿曾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當過10年的公安部長；陸定一任中宣部長達15年；楊尚昆任中央辦公廳主任達20年。彭羅陸楊一倒台，全國一批黨政軍高官隨之倒台。1966年6月，在毛的強力支持下，從北京大學開始，全國大中學學生紛紛起來造反，很快就使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學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當時毛在杭州遙控指揮，劉少奇、鄧小平等在北京具體部署。面對亂轟轟的局面，劉鄧等在京領導作出向大中學校和科研院所派工作組的決定。
此決定事先得到毛的認可。當時，張琴秋正在上海紡織機械廠搞「四清運動」，突然接到紡織部黨組的指示，要她立即回北京，帶工作組到紡織部下屬的北京紡織科學研究所去。7月，毛澤東回到北京，作出撤銷工作組的決定。8月1日，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上，毛再次指責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是鎮壓，是恐怖」；工作組是「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8月5日，毛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全會很快轉向批判劉、鄧。隨著劉少奇被打倒，作為紡織工業部工作組組長，張琴秋也成了劉、鄧在紡織工業部的代理人被打倒。
第二，她與張國燾有關。
張國燾是紅軍長征時「分裂紅軍」、「另立中央」的叛徒。1930年，張國燾從蘇聯回國後，被任命為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軍委主席。張琴秋是張國燾的部下，當過彭（湃）楊（殷）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主任、73師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文革爆發後，造反派將張琴秋的家抄了個底朝天。當一些造反派試圖把一些資料搬走時，張琴秋急了，立即擋在造反派面前，語氣強硬地說：這些東西你們不能動。這是我回憶、搜集、整理的紅四方面軍歷史資料，涉及軍事機密。
一個造反派頭頭冷笑道：「紅四方面軍怎麼啦？不就是張國燾的隊伍嘛！那這些玩意兒就是你們的變天帳、黑材料。你霸住這些東西想幹什麼？是不是想替張國燾翻案？」當年，張琴秋曾因反對張國燾獨斷專權，被免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一職，貶為川陝根據地紅江縣委書記。這些情況造反派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提到紅四方面軍，他們條件反射想到的是張國燾。與這個人有關的張琴秋，自然也成了「大壞人」。
第三，她與王明有關。
王明被認定為1930年代左傾冒險主義的代表人物，1940年代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1956年，王明到蘇聯治病，從此一去不復返。文革爆發後，王明被批判為「機會主義頭子、蘇修代理人、大叛徒」。張琴秋在蘇聯留學五年，與當時也在蘇聯留學的王明等人結成好友，成為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核心意思是，他們留學蘇聯時，馬列主義教條學得好是蘇共共產國際最堅定的支持者。
他們回國後各奔前程，思想和行為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張琴秋就批判過王明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初，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就斷言：「『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於是，凡在大陸、還在世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均遭到審查，有的甚至被關進監獄，受迫害而亡。
張琴秋曾經跟王明搞在一起，不會有好下場。
第四，她與「蘇修」有關。
建政初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蘇聯派了很多專家到中國來搞建設。在張琴秋工作的紡織工業部也有蘇聯專家，他們有過工作上的交往。文革爆發時，中蘇關係已嚴重惡化。毛發動文革的一個理由就是「反修防修」。「修」就是指蘇聯修正主義。張琴秋被懷疑與蘇修有勾結。1968年4月20日，中央專案組的五個人來到紡織工業部大樓351號房間，責令張琴秋交代跟蘇聯人交往中的問題。
專案組的人說：「任何矇混過關的企圖都是徒勞的。你仗著工作之便，把中國紡織工業部的統計資料拿給在部里工作的蘇聯專家看，難道你不知道統計資料有保密性質嗎？你的行為本身，就有裡通外國之嫌！」1958年，毛主席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說：「我們對你們沒有秘密。我們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你們都知道，你們有1000多個專家在我們這裡工作，我們相信你們，因為你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列寧的後代。」張琴秋說，毛的上述番講話，就是我們與蘇聯專家合作共事的指南。專案組的人可不管毛是否說過上面的話。
第五，她與「國際間諜」有關。
專案組的人問她認不認識一個叫克雷莫夫的蘇聯人。張琴秋說認識，克雷莫夫原是一個中國人，原名郭肇堂是張琴秋在上海大學時的同學，又是浙江同鄉，後來在莫斯科留學時關係很好。畢業後，郭肇堂沒有回國和一位波蘭血統的姑娘結婚，加入蘇聯國籍。1938年，蘇共為排除異己，搞「大肅反」，以「國際間諜」的罪名，將郭肇堂逮捕，發配到北極煤礦服了17年苦役，1954年才平反獲釋，回到莫斯科，任蘇聯科學院高級研究員。1957年，郭肇堂應周恩來之邀，帶妻兒回來過一次。當時，他見到了許多熟人。後來又提出想見張琴秋。周恩來同意後與他在青島見過一面。當時，在場的有她的丈夫、女兒、女婿等。
專案組的人問她與郭談了哪些政治問題。張琴秋說，基本上就是敘舊。專案組的人不相信，打斷她的話，說：「張琴秋，你的態度很有問題，別以為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才來問你，告訴你，對你的問題，我們早就了如指掌，來問你是為了給你一個機會。你的俄語說得極好，早在蘇聯中山大學時就是優等生，照片貼在校園中央的櫥窗里。克雷莫夫是有名的國際間諜，誰會相信一個國際間諜回國找一個精通俄語的人，僅僅是探親訪友？騙鬼去吧，你與他們相互勾結，裡通外國！」張琴秋百口難辯。
第六，她與「國民黨反動派」有關。
1936年，張琴秋參加西路軍作戰，戰敗被俘押往南京，關在「首都反省院」。專案組的人說：「你被俘之後，有骨氣的女兵都被殺被害了，唯獨你被人救了出來，這是什麼緣故，你難道不清楚嗎？和你一起從西寧逃出來的還有兩個女的，她們有人揭發你，在西寧就和國民黨有不正當關係。」張琴秋說：在西寧我就沒有和國民黨接觸過。專案組的人說：「敢說沒有接觸過嗎？有個叫李曉鐘的，我想你不會忘記吧！他不是敵人是什麼？你要交待和李曉鍾見不得人的關係，不要怕丑，要詳詳細細寫出來。」張琴秋分辯說：「延安審干時，中央對這段歷史作了結論，肯定我『大節是好的』。」
專案組的人繼續說：「大節是好的，不等於小節也是好的，你和那個李曉鐘的關係，能說是『小節』嗎？」李曉鍾何許人也？國民黨駐青海省黨部特派員。他在得知張琴秋的真實身份後，為邀功請賞，親自將張琴秋從青海押送到南京，關進「首都反省院」。在此過程中，張琴秋與李曉鍾可能有她認為是「小節」的問題。在文革中，這「小節」就變成了「大節」了。
最大罪名，反對主席
張琴秋還有最要命的一條，她被認定「反對毛主席」。專案組翻檢從張琴秋家裡抄來的東西時，在一個筆電的前面，一張毛像的上方，發現了「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八個字。審訊中，張琴秋承認那是她親手所寫。一次內部傳達毛講話，講到這八個字，她覺得好，就記下來了，以便時刻警醒自己。但專案組不聽她的，認為她是在狡辯、在抵賴、在負隅頑抗，「認定」這就是她一貫反對毛的罪證。
張琴秋在生前最後一份還沒上交的思想匯報中寫道：「交不出思想，誰也不會相信，結果還是不老實，死頑固。怎麼辦？這樣只剩下一條路了」。張琴秋是老資格，封個無產階級革命家都不過份，可惜雖然算是上海女子，但在政治上卻是維吾爾族姑娘，那么多辮子被人揪住，與如此多壞份子糾纏之深，還有反主席的確鑿文字證據。最后即便是自我了斷，怕也是說不得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