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調怎么看“斬首行動”對朝動武

朝核問題不斷升級下韓美正在大力推動，無人機，特種部隊，隱形飛機為主，所謂“三把利劍”的“斬首行動演練”。韓美“鷂鷹”聯合軍演，正在練F-35B精密轟炸，追蹤朝鮮領導層的指揮所，地下掩體和移動路線，然后同時發動多重打擊。

執行斬首任務的是美國無人機“灰鷹”，明年2月將部署在韓國全羅北道群山基地。“灰鷹”可在空中飛行30小時以上，搜尋目標後用導彈進行攻擊。韓國軍方表示捕捉到疑似核攻擊徵兆就攻擊。美國退役四星上將基恩（Jack Keane）表示，美國要想解決朝鮮問題，可能只有一個選項，“展開大規模的軍事攻擊”。

特朗普與中方領導會面前稱，如果后者不解決朝鮮問題“我們自己幹”。實際上“特總”也知道老趙外強中乾，連個小金都敢多次狂屌趙官家。所謂“對朝鮮有很大影響力”，就是暗中支持給糧給錢而已。美國用經濟制裁作為手段，逼迫老趙放棄支持朝鮮，後者“嘴硬褲襠軟”表面不敢“反勃”。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佈的新民調報告顯示，有65%的美國人對朝鮮擁有核武器表示非常擔憂，其中有64%的人表示，美國應該用軍事力量打擊平壤政權，來捍衛其亞洲盟友如日韓菲律賓的安全。還有61%的美國人認為應對朝鮮增加經濟制裁。美國人民都被弄得不耐煩了，別老是光說不練假把式。不如直接肉體消滅算了，還幫老趙多節約些糧食。

朝鮮5日再次發射導彈，此次發射在中美領導會晤前夕，明顯是不給兩位老大面子。說實在的美韓軍演不可怕，美國採取地面進攻也沒可能。可怕的是近2年來美韓不斷軍演，不但所有先進軍備出動反復演習，小金不知道哪次演習“弄假成真”。所以老得備而不用還亂射一氣，縱欲過度身體必然虛弱。“脫北”高官太勇浩稱，朝鮮就一個領導，搞定他就南北統一。

按照卡紮菲和薩達姆的經驗，萬一對方採取行動，就不能公開露面，只能鑽地洞躲起來。不過就他的身材和飯量，估計也撐不了多久。

蔣公丟失大陸之“宣傳教育的對決”

蒋介石从早年黄埔军校开始，就可以算是个军事教育家，孙中山当年任命他为军校校长，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交予他掌管，实际上就是命令精通军事的蒋介石，代替他在身后成为最高领导。终其一生蒋介石都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从早期的黄埔军校开始，他注重以教育培养人材，并且经常深入基层发现人材重点培养。

在剿灭红军期间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强调“军魂气节军人素质”亦是如此，还开战“新生活运动”针对民众进行，传统文化“礼义廉耻”的教育。目的就是启迪民智分辨是非，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素质教育”。但是国民政府面对中共的挑战，光靠教育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原因是教育需要时间和耐性。相对于對方重视宣传洗腦，教育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以经历过国共统治的周有光评价，很容易分清当时两党的分野。“抗日战争时，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政治协商委员会”，就是今天政协的前身，中共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每次召开座谈会参加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代表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周恩来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说，我们是主张民主的，反对国民党专制”。 

“为什么我们倾向GCD？因为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赞成民主。为什么那时的知识分子向左倾转？因为知识分子都是倾向民主反对专制的。今天还是这样”。“国民党呢不会宣传工作，国民党的宣传工作笨得很。国民党是跟着美国英国走。中国那时候是两条道路，一条就是亲苏，一条就是亲美。国民党取消厘金、收回租界，做了很多好事情”。

“国民党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它后来和GCD党斗争，有一定的限制，但限制对普通人没有什么影响的，不是普遍地反对知识。当时知识分子向左转，也不完全是因为受到了宣传的影响，国民党确实是专制，但国民党是部分专制，后来GCD是“全面专政”。“全面专政”更有强迫性，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情必须接受，不接受你就死定了”。

再看当时中共领导毛泽东周恩来，为了宣传说出的话难以置信，在今天差不多可以被抓了。参考1943-1945年期间，《新华日报》社论和毛周讲话自然会有答案。毛主席原话，“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

“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斐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民主的美国万岁！”。“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里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有条不紊地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这是反动派为巩固统治而说的谎言。按中国人民的素质，实行民主后，中国不但不会乱，最终会富强起来，超出英美等老牌民主国家”。（《新华日报》，1945年）“只有法西斯才会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民主要求，只有法西斯才会扼杀人民的自由及一切自由”。（毛泽东，1946年）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张群说中国人民要爱国，对蒋总裁效忠。是的，人民是要爱国，但爱的是属于人民的国家，而不是属于一小撮反动派的国家。反动派没路走了，就会煽动极端的仇外情绪，来转移视线，缓和统治危机”。（周恩来，1946年）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年） 

所谓“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并非选择TG，而是选择其所言的民主自由。按照周有光的说法，“历史教训就是GCD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也就是苏联胜利了，美国失败了”。

16-17英超車路士：雙殺瓜禿

車仔主場對曼城是“6分波”，因為上週末輸給水晶宮後，奪冠形勢開始複雜，熱刺分差下降到7分，如果本場再輸後果不堪設想。主隊讓出控球權打反擊，基本就是教科書式的戰術，況且瓜迪奧拉必然進攻，況且防守也對球隊無益處。主隊很快就領先了，反擊下夏沙特門前推射，“藍月亮”守門員此球不太集中，失球應該負上一定責任。

失球後曼城大舉反擊，中堅蘇馬處漏洞甚多，他雖是穆帥紅人，無奈重傷下主力不保，而且對於幹地3-4-3不適應。其次是帕度客串的右路防守，本場表現比水晶宮為好，主要是助攻次數明顯減少，無奈曼城針對右路強攻，摩西斯不能上場防守吃力。客隊還有絕招就是高位逼搶，甚至不讓藍軍後衛出球，應該說效果相當不錯，不過本場簡迪休息後狀態不錯，因此中場銜接不算捉襟見肘。

主隊領先第二球是對方送禮，後衛絆倒夏沙特點球補射破門，本來比賽球證是甸恩很危險，他執法的比賽對車仔不利，無奈此球太明顯就在眼前，最後也是此球令客隊落敗。下半場就是攻防戰，車仔保持優勢下竭力防守，陣型方面AZP打回右路，就是當年穆帥的路數，蘇馬漏洞太多上馬迪補位，所以下半場防守不錯，領先下也就贏下來了。

主打進攻高位逼搶，70分鐘後體力下降，本場客隊機會不多，反而是後衛史東斯多次門前頭球進攻，居然連續4次爭到球權。藍月亮反擊追平的1球是大衛斯華斷球，阿古羅門前接應破門。搞不懂阿古羅這類射手，瓜帥居然早就聲稱要賣。“瓜禿”在英超真是“衰到貼底”，全季已輸6場被藍軍雙殺。現在歐冠出局前四危險，西甲德甲好混英超日子難過，看他場邊抓耳撓腮的樣子，想當年的風度少帥哪去了。

本場也是心理球，現在除熱刺外他隊不用考慮，幹地說熱刺也許會贏下餘下8場比賽。照今天對史雲斯的險勝，沒看出來熱刺有冠軍相，孫興文打中鋒奪冠不可能。

河北深圳京冀浦東霸氣無比就是好

深圳和浦東能夠“北移”河北，自然是近期最熱爆話題。領導推出的“雄安新區”，範圍包括容城縣、安新縣、雄縣各一部份，旁邊就是“霸州市”。實際上應該把霸州也納入，要顯示強大直接叫“雄霸特區”。

小平同志當年高瞻遠矚，深圳特區浦東開發打造經濟特區，當今自然要竭力仿效自成一派。改革開放幾十年有何成就不清楚，發展到現在如此萬億投資，城市規劃，環境保護，交通發展，法律法規等各方面，完全沒有任何公眾諮詢，完全沒有任何科學論證，完全沒有任何法律諮詢，突然就橫空出世“霸道無比”。

當年“三峽開發”總還要人大政協走一圈，專家論證爭論大吵一番，最後李總力“排眾議才”拍板定奪，現在真是進步效率提高，事先連個公眾諮詢都沒有，領導一句話問題解決了。政治強人的做法可以遙想當年，俄國彼得大帝修建“圣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個路子，拐杖一插帽子一丟“就這裡了”。

所謂強大政治“沒法理”就不存在“漠視”，內部自然大聲叫好魄力非凡，多少是“倒好”沒查清楚。客觀上說首都累積大量利益集團，盤根錯節改革絆腳石很不好辦，將某些部門央企遷移算是“破解之道”。所涉及的金錢費用自不必考慮，反正人民稅收取之用之而已。

官家言“千年大計”大有玄機，當年深圳和浦東開發建設，搞了20年才有小成。“雄安新區”地理位置惡劣，深圳比鄰香港浦東東海出口，“小熊新區”既不靠海又非臨江，當地經濟基礎薄弱，交通閉塞不發達，難道河北比首都有優勢。外商本來就在撤資，從無到有再吸引到此，估計難度肯定大大滴，5-10年內想開發出成果不容易。

起碼剩下的5年任期內不大可能，所以說“千年大計”有些意思了。雖說人生最多百年而已，想要千秋萬代絕無可能，因為違背歷史自然規律。

“南京保衛戰”開打因有個軍閥跳出來（上）

南京保衛戰該不該打其實很容易回答，軍事上不該打政治上可以打一下，最大的難點不是如何打，而是需要打到何種程度。當年“一二八抗戰”時國民政府就遷都洛陽，準備與日本進行長期抗爭。

況且遷都重慶幾年前就已經定下來，“淞滬戰役”爆發後無非是執行的問題。1937年11月16日，國軍已經全部撤出上海地區，蔣介石此時宣佈國民政府從今天開始遷都重慶。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1月26日，率領一部分政府機關人員到達重慶，另一部分人員則前往武漢。林森到重慶表示國民政府，從行政上已經完全放棄首都南京。

早在政府機關遷移之前，國民政府就開始對南京市民的疏散工作。在“淞滬會戰”開始以後，南京政府就大肆宣傳持久抗戰，讓有條件的市民儘量離南京撤到後方。戰爭開打前南京總人口約150萬人，保衛戰開始前留下的有70多萬人，應該說疏散工作還是有效的。當時國民政府的疏散並非強制，也沒有考慮到日軍大屠殺的問題，倒不是當時有國際公法，而是戰後屠城在現代社會很少見。

熟知中國歷史的都知道南京從軍事上根本守不住。南京在和平時期地理位置極為優越，兩面環江一面臨海，南部是丘陵平原，交通發達物流便利，物產豐富工商發達，人口稠密富庶之地。歷史上南京曾為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明朝，太平天國等政權的首都。

問題是和平時期的大都市，遇到戰爭就成了最不適合防守的城市。南京城西北兩面環江，東面臨海和南面是平緩的丘陵平原。從北面攻南京必須有強大的水師，否則長江就是保護南京的天險。相反只要對方有強大海軍，攻打南京就易如反掌選擇很多。可以從北向南順流而下，直接南下進攻或從西繞過往回打，甚至從東面海路攻擊亦可。

“三面臨水”利於防守，但一旦被突破守軍無處可逃。如果從“南往北打”直接由東南兩面，平原丘陵地帶直接進攻即可。南京城周邊無險可守，而且還可以利用江海，採取水陸聯合進攻的態勢。所以從地理條件上看怎麼都守不住，最多就是堅守多久的問題。由於南京實在不適合防禦，朱元璋花費了巨大人力物力，修建了南京城牆防禦。

想要守住南京必先用強大兵力，在週邊至少50-100公里外展開防禦。南京城外地勢太過平坦，除紫金山外只有幾個小山坡無險可守。敵軍如果佔領山崗，架炮就可以轟擊南京城了。敵軍不從江海路進攻，直接從東南兩路沿平原陸路進攻，守軍不能在週邊將其擊敗，實際上等於失守南京。

所以從軍事角度考慮，南京週邊決戰成敗決定南京，打贏就守住了失敗要立即放棄撤退，否則被趕到長江死路一條。朱元璋建都南京後大建水軍控制長江，還花費钜資窮二十多年精力，打造30多公里南京堅固城牆防守。城牆高20米寬15米古代極難攻破，但到了抗戰時期重炮一轟就塌了，起不了大的防御作用。

當年“一二八抗戰”日軍艦開到南京附近，國府只好宣佈遷都洛陽持久抗戰。此戰後國府開始重視南京的防禦問題，修築了從上海到南京“吳福線”和“錫澄線”兩條防線。國軍一旦陣線丟失南京就處於危險之中。另外國軍在南京城防的週邊，修建了一些炮臺和防禦工事。為了對付沿江而來的日軍艦隊，建立了扼守長江的江陰，鎮江和烏龍山要塞。

“淞滬會戰”中日兩軍都是精銳盡出，日軍30多萬國軍60多萬大戰。苦戰3個月兩軍都傷亡慘重，日軍傷亡十多萬國軍20多萬，所謂“一寸山河一寸血”，應該說毫不誇張。上海大撤退後日軍援軍10多萬，加上海作戰的20萬大軍進攻南京。日軍上海傷亡太大部隊打紅了眼，不顧軍部要求在“蘇嘉線”停戰休整，向南京進攻國軍兩條防線根本擋不住。南京空城一座僅有兩個憲兵團，中央教導總隊一部維持秩序。

“南京保衛戰”開打因有個軍閥跳出來（下）

11月初蔣介石召開“第一次軍事會議”，討論南京防守問題。白崇禧，何應欽，徐永昌，劉斐，德國顧問團團長法爾肯豪森將軍等人，全部都求放棄南京。國民政府軍令部作戰廳廳長劉斐提出，既然“吳福和錫澄”線馬上就要失守，死守南京軍事上說沒有意義。況且日軍不但要攻佔南京，而且想合圍上海撤下來的40萬國軍。現在有部隊都不能放南京更別說沒部隊。

“淞滬會戰”國軍損失慘重，參戰部隊元氣大傷，放在南京死守也守不住，部隊被消耗掉對持久抗戰不利，守南京就是中了日軍的計。劉斐的觀點代表了眾多將領的看法。白崇禧，何應欽，陳誠，顧祝同，法爾肯豪森等將軍都贊同，陳誠提議：“出於政治上的影響，放棄南京可能不可取，可以在南京象徵性的守一下”。

其實蔣介石軍事上也贊同，但如不戰而棄首都，政治影響就大到沒邊了，中華民國首都被日軍攻佔，巨大歷史責任肯定需要有人承擔。放棄南京民心士氣大挫，國際上影響太過惡劣，如此跟滿清“兩失首都”有何分別。蔣介石的“苦撐待變”戰略，就是依靠意志民心士氣支撐。現在雖然敵強我弱，但正因為如此才堅守，否則政治代價太大。

最後還是劉斐建議留下約2，3萬人，十幾個團頂一下就撤算了。如此國軍不會在軍事上損失太大，但蔣介石考慮政治上損失就太大了。要讓國內外知道中國抗戰決心，那麼必須防守南京拖一段時間。目前日軍圍攻南京有8個師團24萬多人， 2，3萬部隊最多打個一天半天，如此跟放棄沒分別影響更壞。

幾天後“二次會議”，突然有位大軍閥跳出來，最終解了蔣介石的圍。當時唐生智說：“南京是我國首都，為國際觀瞻所系，又是孫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放棄南京，將如何對總理在天之靈？因此，非死守不可要與南京同存亡”。唐生智不從軍事角度出發，而是打“政府首都”和“國父陵寢”牌，如此無人敢正面說放棄南京了。

如此蔣介石態度改變想守了，如果唐不跳出來無人支持，蔣介石恐怕也不會死守南京。日軍順利拿下南京城無傷亡，部隊本來就需要休息整補，說不定也不會屠城洩憤。在蔣介石當時看來10萬部隊，守個把星期左右控制好再突圍撤出來，各方面也就有所交待了。於是，“第三次會議”蔣介石下決心，基本表態要守一下南京。

唐說：“現在敵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國父陵寢所在地，值此大敵當前，南京如不犧牲一二員大將，我們不特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更對不起我們的最高統帥。本人主張死守南京，和敵人拼到底”。當時也只有唐生智自告奮勇守南京。於是，蔣介石順水推舟還將自己所有精銳，四個德械師36，87，88師，中央教導總隊以及74軍，配合憲兵部隊兩個團，以及新調來的北方和廣東部隊都交給唐生智。

守軍總共約13個師滿員應有10萬多人。但由於這些部隊都遭受了淞滬會戰的巨大消耗，實際兵力只有8萬多，近一半是新兵戰鬥力有限。唐生智為何要當這個“出頭鳥”，他歷史上“三次反蔣”徹底失敗。蔣介石最后沒有計較，給他一個“訓練總監部”總監的位置，雖有上將軍銜但沒有軍事實權。

唐生智抗戰爆發無事可做，此次主動守南京就是要兵權。10萬大軍總比總監強，以後還會有其他機會，打得好重返軍界沒問題。當然也不能否認唐本人也傾向抗日，但最終他沒和南京共存亡而是逃跑了。唐生智看出蔣介石的心思投機一把，打壞了最多失守南京他沒責任，打好了則一切都有可能。

11月24日，國民政府特派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負責指揮防禦南京的部隊。蔣介石並沒有把從上海撤退幾十萬國軍都退守南京一線，而是絕大部份撤退安徽浙江擺脫日軍合圍。南京不是死守，情況危急立即突圍，保證部隊大部撤出。蔣介石把最精銳部隊拿出來，就看唐生智怎麼指揮了，“南京保衛戰”就在如此狀況下開打了。

國際上對金正男暗殺比韓國薩德更重視

官方說法是因為“薩德將打破地區安全平衡”。英國BBC認為，“薩德系統可以在更大範圍內，將美國在亞太區域內的報警雷達，傳感系統及戰場管理系統連為一體，使中方的鄰國形成一個軍事聯盟”。

《紐約時報》報導稱，“中方真正的擔心似乎是薩德打開了一扇大門，讓美國盟國在它周圍架起一道覆蓋範圍更大，更先進的反導系統圍欄。這將加大中方對自身核威懾力有效性的擔心，加深其對共用的反導系統聯合組隊所包圍的恐懼“。

台灣專家分析“薩德部署問題並非只是兩韓關係與韓國安全，而是涉及美中兩大超強國家在此地區權力均衡的弈局。薩德部署在連接中國大陸與海洋的朝鮮半島的南韓東南部慶尚北道，在戰略上意味著海權國家向大陸和俄羅斯這兩個陸權國的挑戰。此舉是韓美兩國安保利益和中俄兩國戰略利益的巨大衝突”。

還有媒體認為“炒作韓國薩德，目的在於掩蓋金正恩，毒殺金正男的醜聞轉移視線”。韓國部署薩德完全是自衛，朝鮮發展核彈發射導彈，對韓國構成了直接威脅。朝鮮核武威脅是攻擊性的，韓國薩德是防禦性的。朝鮮挑釁在先，韓國自衛在後，中國反對韓國薩德，不針對朝鮮毫無理據。

在國際上對韓國部署薩德，幾乎沒有太大反應，甚至連重大新聞都不能構成，但對暗殺金正男則是頭版頭條爆炸性新聞。但對於老趙來說最後的“親中派”，在其監護之下被暗殺絕對是醜聞，顯示了老趙無能和大失臉面。所以要炒作韓國薩德事件，目的是來掩蓋自己的無能。

至於朝美發生軍事衝突，中國軍隊是否再次“抗美援朝”，國際上普遍認為不可能。軍隊腐敗且不去說，目前中方軍隊正在軍改，改革期間不能參戰，部隊的編制都是亂的。本次中方軍隊整體系重大變革，實際上是軍隊從“蘇制”改“美制”，整個軍隊系統的整理最少幾年時間，在此期間為小金出動部隊不可能。

美國前國防部長佩里稱，“中國強大的導彈力量不可能被遏制，北京也沒必要對薩德太過擔心“。

郭汝瑰這麼大功勞怎麼才混個副局級

郭汝瑰的間諜身份非常著名，甚至可以說是改變歷史的人物。1997年郭汝瑰死於一場莫名其妙的車禍，死後他的子女如此評價父親：“他在軍事上是一個大學生，但在政治上卻是一名小學生。”

郭汝瑰是四川人出身黃埔軍校，1928年5月在四川秘密入黨，稍后赴日本留學。1937年郭作為42旅代旅長，“淞滬會戰”作戰英勇受蔣介石賞識。抗戰勝利後郭汝瑰已升為國民黨中將，掌管全國各軍師編製裝備的軍務署署長，兼國防研究院副院長。而且以軍政部代表的身份，參加侵華日軍投降的儀式。

內戰爆發郭汝瑰多次與董必武見面，秘密接受中共黨員任廉儒的單線聯繫。郭汝瑰當時被提升至國防部的作戰廳長，定期到蔣介石官邸彙報戰況聽取指令，甚至隨蔣介石到各戰區視察。國民黨所有作戰計劃部署行動，郭汝瑰都瞭若指掌。他將大量重要情報透露給中共，包括：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國軍在大別山的調度計劃、解圍兗州計劃、解圍長春計劃、解圍雙堆集計劃、國軍江防計劃、武漢、陝甘、西南等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等等。 

郭汝瑰除洩露軍情外，還發佈假情報誤導蔣介石。當年杜聿明曾懷疑過郭汝瑰，“你郭小鬼一定是共諜，發的命令都是把我們往共軍包圍圈裡趕!”此外， 1947年3月19日，4百名國軍退役將校因整編被迫自謀生路，從而發生的“哭陵事件”也是他導演的好戲。如此國民黨想不敗退臺灣都不行。赴台後蔣介石痛心疾首：“沒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諜。”

為中共立下如此大功的郭汝瑰，49年以後沒過幾天好日子。1955年他未被授銜，甚至黨籍都沒恢復，不過是川南行署副局長級別的“交通廳長”。後在鎮反中誣陷他是國民黨潛伏特務組長，廳長職務也被罷免。而此後的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郭汝瑰一次也沒落下是“老運動員”，最後勞改，批鬥，抄家，遊街等都是家常便飯。

直到1978年71歲，郭汝瑰總算獲得平反，證明他他不是國民黨特務，並同意他重新入黨。郭汝瑰晚年編寫了2本6百餘萬字巨著，《中國軍事史》和《中國抗日戰爭正面作戰戰記》。書中披露了真實的抗戰歷史：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間，中華民國政府軍發動大型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17次，小型戰鬥28,931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3,211,419人。空軍陣亡4,321人，毀機2,468架。

他在著作中證明，“國民黨蔣介石是抗日的”，算是他的一種心靈懺悔。周恩來在55年末指示：日本戰犯不判處1個死刑，也不判1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至64年戰犯全部釋放。56年日本戰犯聽了宣判難以自信。參加抗戰保家衛國的國軍將士，僅在鎮反運動時校尉級大部殺光，還有大部分士兵也被鎮壓。

要掩蓋歷史必定要殺死所有當事人，郭汝瑰因抗戰成名獲得蔣介石信任。但他這種賣主求榮之人也沒落好下場。總算立過大功能多活幾年，否則早就被當成反革命鎮壓了。寫了兩本抗戰的書籍多講幾句真話，最后居然還是出了車禍。

“四八空難”葉挺不算主要對象（上）

1946年4月8日，出獄不久的葉挺乘飛機由重慶回延安，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附近失事身亡，同機遇難的還有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博古（秦邦憲）和鄧發等中共重要領導人，以及葉挺39歲的妻子李秀文，9歲的女兒葉揚眉和3歲的幼子阿九，還有4名美軍機組人員。

關於“四八空難”，當時中共新華社解釋：“1946年4月8日下午二時左右，在晉西北東南因大霧籠罩，飛機駕駛員難辨方向，故使飛機撞毀在黑茶山上，王若飛等同志全部遇難”。黑茶山才2千多米高，飛機最大飛行高度超過6千米，而且是飛行經驗豐富的飛虎隊美軍飛行員，當時周邊的氣候環境良好，最後撞山十分蹊蹺。

葉挺長子葉正大說：“後來聽譚局長講，在遺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電報稿。但當時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氣並不壞，美方機長又是佩戴有飛虎臂章的飛行員。這些，一直在我內心存疑，成了一個不解之謎”。葉挺參加南昌暴動和廣州暴動，失敗後流亡德法等國5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共合作葉挺出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蔣介石親自任命的中將。

“皖南事變”後葉挺被囚禁在上饒李村，1941年底到重慶關押，1943年1月被下放到湖北恩施監禁。8月葉挺到桂林面見張發奎，當時葉挺已有一定程度自由，張發奎對葉挺一家給予生活補助。10月，葉挺一家在張發奎的安排下移往柳州，對於“北伐名將”國民黨還是網開一面的，根本沒有置之死地的意思。況且要葉挺死在監獄易如反掌，根本沒有必要在抗戰勝利後，國共會談之前製造空難暗殺，何況飛機上還有4名美國飛行員。

實際上1946年4月8日的空難，葉挺也不是被暗殺的主要目標，至於說蔣介石鑒於內戰中，葉挺將會成為對手故意暗殺，實際上當時國共談判，國民政府為釋出誠意呼喚戰俘，根本沒有暗殺中共代表的必要。況且，葉挺當時出獄才36天，他再次提交的二次入黨申請都沒准，整個抗戰時期到他死，都是不獲中共信任的“黨外人士”。而且，他雖為新四軍軍長，實際完全沒有任何實權，前後三次打算辭職退出新四軍，蔣介石對此也非常瞭解。

飛機上的其他要員才是主角，同機有政治協商會議中共代表，中共中央秘書長王若飛；《解放日報》社兼新華社社長、政協憲章審議委員會中共代表秦邦憲；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等。1944年11月起，王若飛負責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王若飛與毛澤東和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45年10月10日，中共逼迫蔣介石簽定《雙十協定》。

毛已看到了中共建政希望，為此要除去黨內資格比自己老的王，當時已是赴重慶的黨內“三號人物”。至於毛澤東與博古在紅軍時的恩怨更加不言而喻。1946年4月8日，重慶飛往延安的飛機成員名單就是毛制定的，在西安飛機途中加油時，周命人把飛機磁羅盤和壓力高度表線路破壞，致使飛機撞山無一人生還。

此次唯一逃過死劫的是廖承志夫婦，《雙十協定》後兩黨交換俘虜，1946年1月22日廖承志出獄，準備回延安任新華社社長。1946年3月初葉挺出獄，去延安參加全軍整軍會議。兩對夫婦原定同機赴延安。周恩來查看此專機乘客名單，臨時劃掉廖承志夫婦的名字後，如此才保住了廖承志性命。

原因很簡單廖承志的父親時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廖夫婦都是孫中山的親密戰友，母親何香凝同時也是宋慶齡的好友。1928年加入共產黨的廖承志，如此顯赫背景有重要統戰作用。當時，周恩來緊急親自打電話，以“赴廣東商談東江縱隊北撤事宜”為名，不讓他夫婦上飛機避過此難。由此空出的兩個死亡名額，就補上了王若飛之舅父，貴州教育家黃齊生和他的孫子黃曉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