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在共產黨高幹裡是少有的高級知識份子，而且是1925年就入黨的老資格。他不但上過大學，而且還曾經到英，法，蘇等國留學。共產黨高層領導人裡，英語和俄語都流利的有兩位，周恩來和饒漱石。斯諾在延安曾說周英語簡單易明，意思說周英語會話還可以，但饒的水準遠在周之上。
饒漱石當年曾經是“華東王”，抗日戰爭時期曾擔任新四軍政委，解放戰爭期間擔任中共華東局書記，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政委。解放後擔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最後上調中央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他是建國後中共打倒的第一批老幹部，所謂“高饒反黨聯盟”中的第二號人物。中共給他定的罪名級別都特別高，“高崗和饒漱石圖謀分裂中國共產黨，篡奪黨政謀取最高權力”。雖然高饒兩人彼此根本不熟，甚至兩人秘書都互不相識，而且直到現在此案也沒什麼證據。
高崗的遺孀李力群說，“高崗根本跟饒漱石沒有什麼來往。就是他在1952年去過大連。是毛主席讓他去東北，經濟建設搞得好要他向高崗學習。和他沒有什麼來往，只是組織會議上和饒漱石對於劉少奇有意見。是張秀山在那兒發言。高崗根本沒有參加組織會議。在中央跟饒漱石就是工作上有意見，也不能說是反黨聯盟啊！”。整個高饒事件饒漱石完全是被牽連進去的，他自己根本就沒犯什麼錯，而且被冤枉得一踏糊塗。
饒漱石是典型革命家型，戰爭年代艱苦樸素，與普通幹部同甘共苦，吃的是與普通幹部伙食，平時不抽煙，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開水。建國後不跳舞不請客，也沒有什麼愛好，以前有人看到過他在上海打彈子，一個人坐在那裡不聲不響。家裡除了一床被子毛毯什麼都沒有，至於揮霍浪費大吃大喝，生活作風問題更沒有了。他對人對己都要求嚴格，工作上嚴於律己，見到上下平級都很嚴肅，很少說話不開玩笑。工作方面要求嚴格，原則性強作風嚴謹。但由於他個性拘束，有些同事對他印象不太好。當年華東也就張鼎丞，曾山，還有粟裕幾個和他關係不錯。
饒漱石唯一拿得出手的罪狀，就是他在1953年中共中央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批評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安子文，誰都知道安是劉少奇的親信，批他等於是攻擊劉少奇，配合高崗反對劉少奇，因此饒漱石就等於反黨了，這是中共的邏輯。1953年2月，饒開始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1953年9月到10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毛澤東指示說，這次會議要對組織工作進行檢討，而且指定劉少奇在會上作自我批評。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安排，中共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發言，讓他對組織工作提出些批評。
據張秀山后來說，他原來並打算參會發言，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堅持要他參加，並且要他在會議上發言。饒漱石也沒想讓張秀山發言，但劉少奇自己說，“我聽安子文同志講，張秀山同志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可以讓他在大會上講講。”饒漱石按照劉的指示安排張發了言，反饒時說張秀山的發言是高崗有預謀地打擊劉少奇，饒漱石對張秀山發言“極為滿意”，配合了高崗的反劉反黨活動。
事實上在1953年10月13日，張秀山向毛澤東彙報過會議發言內容，主要是中組部在對共產黨員可否剝削，這樣的大問題上有過動搖。張秀山對安子文的思想方法有所批評，實際上是說劉少奇的。毛當場表示支持張，“我支持你的意見你可以去講，但有些問題是屬於少奇同志的，少奇同志會作自我批評的。”張秀山發言後劉少奇對他說，“你會上講的這些問題，有的不是安子文的問題，而是我的錯誤。這在以後適當的會議上，我要作自我批評。”安子文也對張秀山說，他講的問題基本正確。張秀山在回憶錄中寫道：“1954年高饒問題出來後，這個發言成為我‘有預謀配合高饒進行反黨'的證據和罪行’，給我後半生戴上了枷鎖。”
張秀山在大會上的發言安子文，劉少奇和毛澤東，都對他表示贊成，與饒漱石沒有任何關係。但高饒案件發生以後，張秀山的發言則成了饒漱石配合高崗反劉少奇的罪證。饒漱石被迫檢討說：“我對張秀山的發言始終未加批駁，客觀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張秀山來反對劉少奇同志，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極為痛心。”其實，饒漱石和劉少奇關係很深，可說饒就是劉一手提拔起來的，從上個世紀20年代後期到40年代初期，饒漱石一直是劉少奇的直接下屬。
1929年，劉少奇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饒漱石任共青團省委書記。1932年，劉少奇任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饒漱石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兼秘書長。抗戰期間劉少奇任中共華中局書記，新四軍政委，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主席，饒漱石是副書記和新四軍政治部主任。
劉少奇曾說饒漱石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抗戰還向周恩來推薦，“饒漱石不錯啊，很聰明很能幹，是個年輕的政治家。建議中央很好地重用他”1945年中共七大劉少奇親自為饒說話，讓他當了選中央委員。照理說兩人之間不會有大矛盾，饒擔任中組部長後，對常務副部長安子文有些意見，饒是中組部長但實權都在安手上，實際上就是在劉少奇手上，所以饒對安子文和劉少奇有些牢騷如此而已。
問題出在安子文草擬了一份未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還有中央部委領導名單上，這個單子實際上是劉根據毛的意思，自己私下裡讓安子文草擬的，然後故意讓他輾轉透露給高崗。高看了名單後以為毛要讓他取代劉，因此找陳雲等人準備搞劉的黑材料，還把這個名單擴散了出去，最後高崗下臺就死在這份名單上。
他不但揣摩毛澤東的聖意，變相等於將毛準備搞掉劉的計畫公諸于眾，陳雲在高找他寫劉的揭發材料後，當晚就把這件事情打電話跟毛彙報，最後毛不得已只能將高拿掉。饒漱石知道有這個名單後很不高興，他是中組部長安卻背著他，草擬了一個這樣的名單，他不知道這是劉用來打高的陰謀，因此饒在公開場合發牢騷。
劉知道毛想利用高崗搞掉他，因建國後兩人在很多政策上有分歧，他用名單為高設了陷阱，現在饒出來指責安子文的單子，這是要壞他的大事，遂決定把“忘恩負義”的饒打掉。饒漱石在1953年2月23日的檢討中這樣說：“在對個別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劉少奇在一個時期內，有過個別的不同的意見。這就是在對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來對安子文的看法上，我與少奇有過不同的意見”。
1953 年12月，毛澤東準備拉饒漱石給高崗“陪綁”，意思是向劉少奇示意，他沒有搞掉他的意思。為此毛特別找了饒的死對頭陳毅，這是毛的老套路了，想搞倒誰就找他的“對立面”來揭批，這也是《矛盾論》精華所在。1942年，劉少奇被調往中共中央，他讓親信饒漱石接替他，代理中共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讓軍長陳毅代理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主席，這下陳毅成了小饒下級了，其實這都是毛的意思。饒漱石上臺後自然和陳毅鬧得很僵，前後鬥了十年之久。
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饒陳在華中局激烈內鬥，並且分別向毛澤東告狀。饒漱石給陳毅列了“十大罪狀”，頭一條是舊事重提，指1929年陳毅在紅四軍第七大上，讓毛澤東落選委書記自己取而代之。陳毅還曾說過，“誰錯了我就反對誰，毛澤東錯了我也會反對。”這記重拳打得陳毅毫無還手之力，陳因此在新四軍和華中局遭到空前孤立，最後被調離了新四軍，饒漱石正式就任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毛澤東對陳毅本來就不放心，因為陳是周恩來系統的人，於是毛用劉少奇親信饒漱石來制約陳毅。
陳毅開始時不知毛的意圖沒敢多說，畢竟饒漱石是劉少奇的人，後來還是楊尚昆根他打了招呼，把毛的意思透露給了陳。陳毅這下終於能把多年苦水倒出來了，還揭發說饒漱石講了許多劉少奇的壞話。然後，毛澤東便讓饒的老對頭陳毅，譚震林和鄧小平一起，主持批判饒漱石的座談會。陳毅做了長達7個小時發言歷數饒的罪狀。
陳揭批說，“在四中全會之前，我到饒漱石家和他談了七個多鐘頭，他親自對我講他有兩種投機。一種是投主席之機，因為他錯誤地認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關係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劉少奇的幹部，因此以種種行為和言論反對劉少奇”。“另一種是投高崗之機，他看到高崗的威望高能力強，高反劉因此就處處設法反劉，向高崗表示態度。但是他在四中全會不講了，把投機和野心安在一個次要問題上。在這次十天的座談會上，凡是接觸到這個本質的問題就竭力辯護”。
譚震林在座談會開始便鼓動說，“老賬新賬一起算。”於是，原來曾經與饒漱石共事的二十幾個人，開始對饒漱石落井下石。饒漱石在黨內既無山頭也沒背景，老上司劉少奇都要搞他，黨內沒人敢出來為他說話。當年，劉少奇離開新四軍，中央就一直希望用饒漱石來控制新四軍，華野幹部自然對饒的所作所為很反感，特別是譚震林和鄧子恢。饒漱石的問題充其量是個人品質有問題，不尊重老上級也不至於反黨，饒漱石當時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如何篡黨奪取最高權，所以座談會結論最初主要說，饒漱石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
毛澤東開始還是想保高崗和饒漱石，保留黨籍撤銷職務就算了。但是後來發生的兩件事，使毛改變主意，打算致饒於死地了。1954年11月，中國公安部逮捕了上海公安局長揚帆，罪名是他在維持治安和鎮壓敵特工作中，實行“以特反特”的策略，重用包庇特務反革命份子3300餘人。批准揚帆實行“以特反特”的，就是當年擔任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饒漱石。
1955年4月，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潘漢年，在參加全國党代會時聽毛說“與高崗饒漱石問題有牽連的幹部，本人有歷史問題要主動向中央講請楚”，他4月2日找到上海市長陳毅說，自己1943年夏天進行統戰工作期間，曾經見過大漢奸汪精衛，當時請示過饒漱石和陳毅，並且得到饒的批准。陳毅說他記不清這件事了，當天將這件事寫成材料送給毛。毛澤東看了材料後當場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任，立加逮捕。”
根據毛指示潘和饒於4月3日被逮捕。真實情況是潘漢年當年會見汪精衛，打的就是毛澤東是汪門生故舊旗號，完全是按照毛的授意，否則根本不可能見到汪，毛讓他去和日偽談判，暗中聯手共同對付國民黨。毛和汪可算老相識，1925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廣州毛就是汪的秘書，深受汪的提攜和關照。毛在汪面前一直執弟子禮，每稱汪是其恩師。
汪亦非常欣賞毛的才華，還舉薦毛接替了汪，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一職。潘代毛轉達了對汪的敬意，可惜汪精衛並沒有與中共合作的意思，拖到1942年9月，潘才在李士群的幫助下，臨時受到汪的接見，陪同者還有那個後來“以特反特的反革命份子”胡均鶴，他是談判方汪偽的代表。與汪的談判不順利，汪對中共並不信任，甚至明確表示不願聯合中共，共同打擊國民黨。
最後，中共通過與日方的交涉，才達成與日偽合作，雙方聯合對蔣的默契。1943年，潘受毛委派再次帶著中共的正式協議檔，展開與日方崗村寧次，還有南京汪偽方面的談判。目的是共同對付國民政府，打擊其軍事力量，雙方制定互不侵犯協定。這個時候潘漢年舊事重提主動坦白，而且說向饒漱石彙報過，毛怕當年機密洩露，自然要搞掉饒漱石免除後患。
毛澤東主持中共七屆五中全會說：“我感覺到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並堅持“高崗和饒漱石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幹戶。”，“事實證明他們確有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是搞陰謀的，不是什麼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張來的，是燒野火，煽陰風，見不得太陽的，這樣來看肯定是比較恰當的。”於是，會議確定存在“高饒反黨聯盟”及“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陳毅對饒漱石不滿主要是和饒有十年恩怨，實際上是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恩怨。
誰都知道陳毅後面是周恩來，饒漱石後臺是劉少奇。饒在中組部任上對劉少奇不滿，劉覺得饒漱石忘恩負義。周恩來想置饒於死地，因為新四軍是周的看家部隊，番號都是他從蔣委員長那裡討來的，陳毅就是周安排的新四軍軍長，但饒不斷從中作梗，最後將陳趕出了新四軍。
中央召開關於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決定會後決定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三人代表中央寫報告。1954年春，鄧小平等代表中央找饒談話，“你這個人不可交，高崗還為你說話承擔責任，你卻把一切事情都往高崗身上推。”鄧小平，陳毅和譚震林批評饒漱石時還指出：“饒漱石是個‘單幹戶’，專抓同志間的‘小辮子’，善鑽同志間的‘小空子’，當面扯謊說話反復無常，偽裝謙恭的容貌，實際上經常吹噓自己，平時韜光養晦，不到關鍵時刻不伸手”。
陳毅說“就饒漱石善於偽裝穩步前進，可以蒙混人之耳目來說，饒漱石較高崗更為隱蔽奸巧。”中共中央華東局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饒漱石裝腔作勢故弄玄虛，使人莫測高深，是個十分奸猾，善於偽裝的陰謀家”。最後，鄧的報告代表中央作出對饒的結論，送到了毛手上，毛於1954年3月12日寫了批語，將第四頁上的“毛主席”改為“毛同志”，並寫上“其餘均同意”。鄧小平隨後把報告和毛的批示交給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鄧陳譚的這個報告，會議同時決定停止饒漱石的一切職務隔離審查。
中國公安部專案組經過一年多調查，實在沒發現饒在“以特反特”上有什麼責任，也找不到他是內奸的證據，但七屆五中全會已經給這個案子定性，公安部上層不顧專案組的意見，在饒、潘、揚三個專案組，聯合偵訊報告中加上一句話，“饒潘揚實際上是一個反革命集團”。這下饒漱石在劫難逃了，開除黨籍不得止，還被關進了監獄。他在監獄中度過了10年，其間也沒走過什麼司法程式，最高法院於1965年8月30日，才宣佈判處饒漱石有期徒刑14年。
此時饒漱石已經被迫害，得了精神分裂症瘋掉了。毛澤東徹底放心，於是讓饒漱石於9月23日假釋出獄，將他送到一個勞改農場養起來，配一個服務員和一個廚師，每個月發給200元生活費。文革開始後，饒漱石于1967年重新被投入監獄，1975年3月2日病死在獄中。
文革後揚帆和潘漢年都得到平反，所謂“饒潘揚反革命集團”根本不存在。饒漱石反黨集團中，揚帆和原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向明都平反了。但平反冤假錯案輪不到“高饒反黨聯盟”這個案子，因為當年的經辦人是小平同志。所以，饒漱石這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偉大的革命家，解放後在沒有任何確鑿證據下，事實上他根本就沒有反黨行為，卻被冤枉迫害折磨致死，直到現在還是個“反革命”。
注：
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衞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佔區和汪精衞的談判代表。---以上出自，王明，《中共五十年》，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190-192页
「日本都甲大佐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衞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出自《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161頁
毛澤東一九三七年九月對赴山西作戰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獨立團團長楊成武指示「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此指示出自，該年八月下旬中共洛川會議秘密決定。
潘漢年要求日本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證，條件是潘系情報人員「繼續為『岩井公館』搜集中國內地和大後方的情報。」岩井當即答覆「我們歡迎胡先生（潘汉年）繼續與我們合作。就請胡先生給我們擬一份在上海開展工作的計劃，我們仍將在經費上給予必要的支持。」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匯中飯店租房供潘專用，還出具了駐上海日本總領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不許日本軍、警、憲、特對持證人「有所查詢」。中共人員享有特權在敵占區搞情報工作。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駐華特務總頭目影佐禎昭中將也在「六三花園」宴請了潘漢年。出自柯興著《魂歸京都――關露傳》
1955年4月29日，李克農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
1)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2)潘漢年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等都有正式報告;
3)他提供了決策情報，其中包括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等;
4)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5)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着絕密的現實作用，這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
毛澤東致汪精衛原信
汪主席兆铭先生：（注：汪精卫）
近安！
自民国十三年广州一别来，距今已有十八年整矣！民国十三年国民党一大时，润之承蒙汪主席提携，以布衣之身虚添中央宣传部长之职，先后多次聆听汪主席教诲，让润之受益终身。
遥想庚戌年岁（1910年），汪主席不惜以身犯险，只身刺杀满清摄政伪王载丰。虽说功败垂成，但是汪主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为革命献身之豪迈，却鼓舞了众多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之勇气。当时年仅弱冠的润之，拜读此诗时，兆铭先生的冲天豪气，让润之膜拜不已。所以次年辛亥岁，武昌起义之偶然成功，终将数千年奴役中华的封建独裁体制，扔进了历史垃圾堆，这其实应归功于兆铭先生前年的光辉榜样。然兆铭先生恢复自由后，并未持功贪恋权位，而是游学欧洲寻求建国大计。中山先生驾鹤西游后，汪主席主政中央，率军北伐成功，一统中华。
惜与蒋委员长政见不一，蒋委员长因疑，苏俄蚕食中华之野心，毅然清党。汪主席再次出游，寻求救国之良方。润之不才，竟然以区区数百之农夫与蒋委员长逐鹿中原。后因日寇入侵，润之和蒋委员长何归于好，共御外敌。
而汪主席不惜自身声名，效法程婴存赵之举，甘冒让世人和历史污赠汉奸之名。前往沦陷区组织政府，服务人民，试图以和平建国运动，图谋保存中华之血脉。其勇气比舍身刺杀载丰，更可钦佩。不论是润之的敌后抗战、还是蒋委员长的正面血拼，或者汪主席的和平建国运动。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存中华血脉之传承。可谓是殊途同归。
今我项英部，因听命于苏俄，致使蒋委员长误会，造成兄弟阋墙，让中华国防力量白白流失。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我部将移防苏北，中间如有和汪主席的和平军有粗误之处，还望汪主席敕令部署，互不侵害。勿使中华国防力量流失。另我部医药奇缺，望汪主席有所周济。
润之
民国31年暮春、于延安拜上！
此信由我党潘汉年亲呈，此人忠信欠缺，看后请立毁此信！切记！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