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魯迅從仙台醫專退學的原因，周作人曾披露主要是因為“成績不好”。當時魯迅最高的倫理學83分，德語、物理、化學只有60分。至於他“最敬愛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學只有59.3分，不及格。魯迅自己說，棄醫從文的原因是覺得“強健民族體魄”不如“醫治民眾心靈”更為重要。但其弟周作人卻曾著文提及：魯迅從日本仙台醫專退學，主要其實還是因為“成績不好”。最高的倫理學83分，德語、物理、化學只有60分。而他“最敬愛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學只有59.3分，不及格。
從仙台回到東京後，除了回紹興與朱安成婚外，魯迅一直在此滯留。這段時間裡他既無職業也無家庭資助，卻能在物價昂貴的東京過著悠閒自在的生活。不但出入歌舞場所，還雇日本女傭，甚至資助二弟周作人留學。這些錢從哪裡來？以他的成績根本不可能申請獎學金。那麼是官方贊助？同鄉資助？誤中彩票？魯迅對此終身未置一詞。謎一樣似乎無所事事卻能滯留昂貴的東京長達5年，度過其人生最美好的時光？1915年，趁歐洲列強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逼袁世凱政府簽《二十一條》。這條約人人都知道：等同於賣國。袁世凱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不願一個人背鍋，於是讓政府公務員集體簽名表示同意——不簽名也可以，辭職走人便是。時任教育部公務員的魯迅，毅然簽下了大名。所以後來魯迅的論戰對手陳源（陳西瀅），對此嘲諷一針見血：“魯迅愛國？他愛的是日本國吧！”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來到前院魯迅房中，親自交給魯迅一封信。全文如下：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兄弟自此失和，終生不睦。連魯迅去世，周作人都未前往奔喪，徹底地老死不相往來。魯迅的說法是：他對羽太信子大手大腳的持家多有批評，惹惱了羽太信子，於是信子就在丈夫面前挑撥離間，致使兄弟失和。羽太信子的說法是：魯迅偷窺她洗澡。但如果僅憑羽太信子的指責，周作人就不分青紅皂白斷然與大哥絕交，未免也太低估了周作人的雙商。
還有一種貌似荒唐的說法是：魯迅在日本留學時，即與羽太信子同居。因其本人有婚約在身，只得承諾為信子負責，並主動介紹赴日留學的二弟作人與信子相識，讓二弟接手。三人在北京同居一院後，信子近在眼前相處日久，魯迅舊情複燃，進而想讓信子一人共侍二夫。這才是最終導致中國文壇獨一無二的周氏兄弟決裂的根本原因。十幾年後兩兄弟的人生軌跡全然不同：一個被奉為神，一個被視為鬼。當了神的哥哥魯迅的說法當然被廣泛當成了事實。只是對照周作人的原文，哪一種看起來更可信？
被魯迅罵為“狗”“乏走狗”“落水狗”的人，幾乎都是當時的名流：章士釗、楊蔭榆、胡適、梁實秋、林語堂、徐志摩、陳源、李四光、成仿吾、顧頡剛、沈從文……這裡面很多人家世比魯迅深厚、學歷比魯迅顯赫、為人比魯迅謙和。魯迅罵中國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楊蔭榆是“性變態”，而楊蔭榆之所以惹魯迅討厭，是因為當時任校長的她對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為不滿，雷厲風行整頓校風，觸到了正與許廣平曖昧中的魯迅的痛處。
1937年日軍侵華後，楊蔭榆因自己的學生被日軍輪奸殘殺，憤而跑去日本領事館痛斥，被日軍槍殺于蘇州吳門橋下，身中數十彈。魯迅罵大學生陳其昌拿日本經費，事實是陳其昌在上海從事地下抗日活動，被日本人抓起來裝進麻袋亂刀戳死。魯迅常常痛駡的高長虹在法國留學，聽說日本全面侵華之後輾轉多國趕回中國抗日，跟隨國軍轉戰大半個中國。魯迅罵的是這樣國難當頭挺身而出的人。之前他鼓勵許廣平劉和珍帶頭反對北師大及教育部，而當劉和珍們去遊行示威之時，他卻力阻許廣平不許前往。然後就有了人人都學過的《紀念劉和珍君》。1931年九一八事變，舉世震驚，魯迅卻說“東北事變詳情我一點不知道。”（《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
他幹了些什麼呢？12月與“友人”出版旬刊《十字街頭》，而魯迅以“阿二”為筆名發表的，都是令人難以啟齒的辱國歌謠：《好東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謠》、《言詞爭執歌》……諷刺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協商以軍事外交途徑化解民族危機的努力，把國民政府說得天下最黑最無能，倒像是日軍配合軍事侵略的心理戰傳單。1932年淞滬抗戰，十九路軍浴血奮戰，魯迅說“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全家躲到內山完造的書店裡，而這書店據說其實是日本特高科駐上海的聯絡站——當然魯迅對此是反駁過的。就算不是吧，那魯迅在幹什麼呢？此時上海文化各界都在聲援抗日，宋慶齡親自上街鼓勵中國將士，而1932年2月16日的魯迅日記記載：“青蓮閣邀妓來坐，與以一元。”對於日本人，一個罵字也沒有。
日軍佔領上海時，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成員內多發徽章和照片。許多青年不懂地下工作的殘酷，一旦被日軍發現難免被殺。魯迅是這樣說的：“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楣是必然的。”（《集外集拾遺·今春的兩種感想》）原來日軍不是殘酷是認真，青年不是愛國是愚蠢。30年代之後，魯迅不斷為蘇聯辯護。他明明知道蘇聯肅反中的大規模清洗、殺戮、監禁和流放，知識份子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卻在《“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後記》和《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等文章中告訴青年：像這樣對反動派決不憐憫的無情打擊，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為正當的”，“正確的戰法”，是有“堅強的意志的戰士”所不能不採取的鬥爭方法。他若是能再活三十年，多半也是要雙手擁護的。
魯迅是是有錢兼有閑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國是最高薪的職位之一，他的稿費收入在民國是暴富階層的水準。他住在上海灘的外國租界，和日本老闆茶餘飯後相談甚歡，享受著和許廣平經常去“大光明”看西洋電影的樂趣，同時罵著當時內外交困艱難前行的國民政府。“一個政權到了對外屈服，對內束手，只知道殺人、放火、禁書、擄錢的時候，離末日也就不遠了。他們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經沒有自己的份，現在是在毀別人的、燒別人的、殺別人的、搶別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們卑怯和失敗的心理！”（唐弢《瑣憶》）魯迅一邊安然無恙地罵，一邊自由出版著他的《偽自由書》，一邊感歎這樣的自由是“偽自由”。
事實上1927~1937這十年，堪稱中國報刊最自由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真正時期。當魯迅離世後被譽為“民族魂”之後，其弟周作人曾說：“現在人人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見，是在高高地臺上，一人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即是他生前所謂思想的權威的紙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維人不過火，即不至於獻醜。”所以真實的魯迅，即便小說寫得確實不錯，但究竟能不能稱得上光芒萬丈的民族脊樑，即便過了八十年，也是誰也說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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