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開”潘漢年算是混得好的

潘漢年被捕入獄是在1955年，他和陳毅率上海代表團到北京參加黨代會期間。毛澤東在會上針對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問題作了專門發言，意思是號召黨員向党交心，無論在歷史上有什麼問題，只要對党講清楚，就能得到寬容和諒解。主動找領導談或會後寫材料都可以，否則罪加三等。潘漢年4月2日向陳毅報告，聲稱他于1943年曾在南京與汪精衛單獨會面，此事由於種種原因，他一直沒有向毛澤東彙報。

陳於4月2日晚即向毛報告，4月3日潘遭毛下令秘密逮捕。63年2月送北京市公安局團和勞改農場，1963年6月因內奸罪判刑15年。67年3月文革後再回秦城監獄。75年5月離京，送湖南省第三勞改農場。1976年1月被正式宣判無期徒刑，1977年4月14日因病逝世。

潘在秘密關押後所受待遇並不差，他被帶到公安部看守所功德林監獄，住的是15平方米的單人間，有沙發床，桌椅，地毯，抽水馬桶，洗漱設備，還有暖氣。非但設備良好，伙食也相當不錯。他日常所做的就是交待問題寫材料，甚至可以寫詩。由於是秘密逮捕，在黨內沒有被公開，他的消失都不為人知，親朋同事都認為他是去執行任務。相比高饒，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潘的待遇簡直與之有天壤之別。

人間蒸發了7年之久，直到1962年1月13日，毛才在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提起，“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裡頭，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 總算給潘的事情定了性，63年6月被正式定性為“內奸”罪判刑15年，但是判刑後不久他就被假釋，安排到北京田河農場勞動，可以與妻子同住。兩人不但可以種花釣魚，還被允許到城裡探親訪友，實際上已經解禁。 

文革中他重回秦城，實際上等於保護，以他問題的性質，留在外面必死無疑。他雖遭到一定衝擊，被突擊反復審查40多次，由於他的交待內容大同小異，沒遇到太大麻煩，基本算是順利過關。江青雖對他們夫婦很是整治了一番，因為潘不但認識江清，妻子董慧還是江的抗大同學，並且當年關係還不太好，但與潘所犯罪名無關。後來，江也只在他內奸的帽子上加了頂“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無關痛癢的帽子。稍後據稱確診肝癌，又被保護了起來。

1975年潘離開北京秦城監獄，夫妻兩人發配湖南勞改農場，實際上已部份解除監禁。當時潘改名“肖淑安”，名義是監督勞動，實質享受高幹待遇。因為兩人身體有病，年事已高，農場很照顧。潘無公民權，不得離開當地，但其妻可以走動，還可以寫信。他被允許到省城看病，生活待遇極好。毛死後他被允許參加當地的追悼會，可以看毛去世的電視直播。

1976年粉碎“四人幫”，次年潘漢年病故，終年71歲。死因是囊肝及消化道出血、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老人病發作，並非肝癌。董慧79年因高血壓引發腦溢血病故。1982年潘漢年案平反，次年夫婦的骨灰移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

經本人研究，潘漢年並非聽了毛的講話，受到巨大壓力，主動交待1943年單獨會見汪精衛的問題。他在未到北京前，已經深思熟慮，打定主意爭取主動。目的是期望毛看在他多年功勞的份上，放他和家人一馬。單獨會見汪精衛也是他精心選定的彙報內容。他對毛太瞭解，知道這是他的心病。

中央剛處理高饒問題，潘漢年與饒漱石的關係非同一般。會上印發關於饒漱石、楊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護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反革命份子指的是胡均鶴，他於1954年9月被捕。饒當時已被開除黨籍逮補法辦，楊帆同年12月31送北京關押，隔離審查。胡均鶴等人的重用，雖算在饒漱石頭上，但實際是潘漢年拍板。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實際領導人，楊帆的頂頭上司。

毛向党交心無疑是暗示，引蛇出洞是毛的老套路。潘漢年知道不採取最後行動，毛很快要對他動手。最後時刻到了，會後他迅速找了陳毅將事情和盤托出。陳聽完後當天晚上，即到毛住處報告，淩晨潘漢年就被秘密逮補。抓他的是毛的大內總管羅瑞卿，得到黨的諒解，又是一場毛的陽謀。潘漢年當年會見汪精衛，打的就是毛澤東是汪門生故舊旗號，完全是毛的授意，否則根本不可能見到汪。

毛和汪可算老相識，1925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在廣州毛就是汪的秘書，深受汪的提攜和關照。毛在汪面前一直執弟子禮，每稱汪是其恩師。汪亦非常欣賞毛的才華，因汪舉薦毛接替了汪,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一職。

潘代毛轉達了對汪的敬意，可惜汪精衛並沒有與中共合作的意思，拖到1942年9月，潘才在李士群的幫助下，臨時受到汪的接見，陪同者還有那個後來的“反革命份子”胡均鶴，他是談判方汪偽的代表。與汪的談判不順利，汪對中共並不信任，甚至明確表示不願聯合中共，共同打擊國民黨。

最後，中共通過與日方的交涉，才達成與日偽合作，雙方聯合對蔣的默契。1943年，潘受毛委派，再次帶著中共的正式協議文件，展開與日方崗村寧次，還有南京汪偽方面的談判。目的是共同對付國民政府，打擊其軍事力量，雙方制定互不侵犯協定。

潘坦白1943年單獨見汪精衛一事，頗費了一番心計。參予當年談判的饒漱石，楊帆已經拘捕，如兩人透露毛聯日偽反蔣的歷史，當然是必死無疑。潘聲稱單獨會見汪精衛，自己沒有告知毛澤東，意圖是證明毛並不知曉此事，實際變相為毛開脫，撇清了毛與敵偽合作的嫌疑，潘承擔了汪偽談判的責任。況且，當年談判的主要人物，汪精衛44年病故，李士群43年遭日方毒殺，潘汪見面之事，已無直接當事人。

雖然鎮壓反革命時，抓捕到上海提籃橋的國民黨敵偽人員，交待了有關潘漢年在1942年曾經會晤汪精衛，但這些人並不知道談判詳情。況且，上海負責鎮壓反革命工作的就是潘，部份知道內情者，他早已安排掉。只要沒人拿得出當時談判內容的證據，他單獨會見汪精衛，具體目的也是查無可查。

潘漢年主動找陳毅彙報，也是有選擇的。要是去找周恩來，康生等，他必無好下場。以當時高饒案的形勢，潘的交待會被作為揭發材料，直接報到毛那裡，他肯定會被打成高饒集團成員。找陳毅坦白，一來是表明態度，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主動響應主席的號召；二來是利用陳作為自己的證人，由陳去向毛說明，讓陳有邀功的機會；三是陳與饒素來不和，他在華東新四軍時飽受饒的打壓，只要與饒有關陳必然向毛彙報；四是陳在中央蘇區為爭權打擊過毛，後者得勢後，陳怕遭毛報復，潘的事情他肯定不敢壓下來。

4月3日淩晨，羅瑞卿就將穿著睡衣的潘從北京飯店帶走，並且宣佈就地逮捕。由於事出突然，連警衛員都不知道潘的去向，從此人間蒸發好幾年。事實證明毛早已做好準備，潘稍有差池，主動彙報晚一點，必會惹來殺身之禍。

他被關押後所寫材料內容大同小異，他始終沒亂寫一個字，亂說一句話，以此向毛表明心跡。幾年後，毛處對他的表現滿意，於是他很快獲得假釋。以他問題的性質，本來不可能得到釋放。要不是文革發生，他的問題很可能得到解決，甚至出來工作。毛不想太得罪情報系統方面的人，李克農在潘被捕後，隨即開出了確鑿的證明，力證潘的清白。 

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二，潘漢年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等都有正式報告；三，是他提供了決策情報，其中包括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等；四，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洩露，直到上海解放；五，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這是毛主席、周恩來所知道的。潘的很多老同事，老部下，甚至陳雲得知潘的情況後，都願意作證以還潘之清白。

62年中央對潘漢年案進行審判，最高人民法院刑庭庭長曾漢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審判組組長丁汾，助理審判員彭樹華三人組成合議庭審理此案。當時三人就對潘漢年的主要指控，國共談判中投降國民黨，投靠日本特務機關，與汪偽勾結，包庇反革命，向臺灣提供情報，都提出了質疑。

三人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吳德峰彙報，最後向延安五老之一，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提出異議。謝挑明說：“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對潘漢年的處理，是黨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殺，就好辦了，是非功過，總有一天會弄清白的。” 謝甚至談到宋代的岳飛被害，秦檜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是宋高宗趙構。

潘這樣對革命立下大功的人，關押七年之久後才走法律程序，謝覺哉連“莫須有”的話都說出來了，可見黨內同情潘的不在少數。潘的事情很多人心裡一清二楚，他知道的事情太多，掌握毛的機密太多。毛知道不給潘留一條生路，勢必無形中得罪了一批人。另外，毛實際上與潘私交也不錯，潘本就是毛的人，毛一直以前都是單獨給潘佈置任務，從沒有第三者在場。潘的情報工作非常出色，深得毛的信任和讚賞。

毛在七次黨代會及很多公開場合，多次高度表揚潘的工作成績。毛在人前人後也是“小開長，小開短”，“小開”是潘的外號。基於潘幾年來的表現，毛還是願意留他一條命。作為一個為革命做出傑出貢獻，立過蓋世奇功的革命家，死前都頂著個內奸的帽子。他早已知道自己必有此下場，曾多次對部下說，幹情報工作的人多數不會有好下場，中國外國都一樣。

彭德懷在1940年9-12月，發動“百團大戰”，原本組織的只是20個團規模的交通破襲戰。後來很多地方部隊自發參加，原計劃作戰1個月，最後各根據地總共進行了近半年之久。據黨史資料，百團大戰大規模破壞了日偽在華北的交通補給線，八路軍參戰約20多萬人，傷亡17000人。進行大小戰鬥1824次，擊斃傷日偽軍25000餘人，俘日偽軍2000多人。除榆次外並未攻克日偽據點，拔除就更談不上了。八路軍戰後統計，得知參戰部隊竟有20多萬人，為了擴大宣傳影響，參謀長左權提出了“百團大戰”的名稱，對外宣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國人民為之歡心鼓舞。

正如1942年2-7月，華北會議毛批彭的內容所言，他的軍事行動，過早地暴露了實力，使得日蔣聯合起來對付中共。因為，彭無意間使本來一場達到戰術目的的作戰，變成起戰略作用的大戰役。毛澤東在1937年8月下旬，在中共洛川會議上，就已經制定了對日作戰的原則，“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彭對此不以為然，他到死都認為百團大戰沒有錯，毛是故意整他。

應該說百團大戰是彭未經請示貿然發動的，雖然在宣傳上起到一定效果，但按當時的實際情況發展下去，中共部隊在日偽蔣的聯合打壓下，完全有被消滅的可能。那就更談不上後來的解放戰爭了，這就是毛後來反復說要感謝日本人，幫助中共奪取的政權，甚至不要日本賠款的由來。彭德怀只是一介武夫，職業軍人出身，不懂政治卻每每干預政治，這種人從歷史上看都不會有好下場。

蔣發現八路軍居然已有了上百個團的兵力，立刻停止中共的軍器輜重，財經物資，後勤彈藥補給。日軍歷來視華北為其戰略大後方，由於彭德懷貿然發動的破襲戰，日軍很快制定了反制八路軍的措施。日軍在華北進行了多次所謂強化治安運動，對冀中反復掃蕩，製造千里無人區。山東方面日軍進行了四次鐵壁合圍，華中地區加強了針對新四軍的清鄉活動。

兩年多的時間，中共實際控制區域喪失大半，部隊減員三分之一以上。多數根據地經濟基礎被摧毀，平漢鐵路連線附近八路軍基本被消滅。1941年秋，八路軍已無能力作戰，甚至在根據地都不能有效展開群眾工作。1942年開始已經完全沒有能力發起針對日軍的進攻，只能消極避戰保存實力。

從當時的情況看，與日偽的合作不失為，扭轉中共被動局面的辦法，戰爭的法則就是此消彼長。1942年，毛派潘漢年作為中國的正式代表，多次通過李士群的關係，與日軍崗村甯次及汪偽政權談判。李士群原是共產黨，曾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還做過周恩來的衛士，後被捕叛變。經他介紹，潘得以會見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

日本軍方與中共代表各自表明立場，並且達成合作共識。新四軍與日軍和平共存，互不侵犯，聯合對付國民黨軍事力量。日軍要求新四軍不得破壞津浦路以南，日軍運輸交通補給線，作為回報日軍減少強化治安的清鄉活動，不進攻新四軍的根據地，並給於新四軍一定的發展空間。

1943年，潘作為中共代表，帶備正式協議，與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等，到南京與崗村甯次代表，進行正式談判。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加入軸心國與同盟國對抗，英美已經對日宣戰。日軍放棄北進政策，南進東南亞戰場，日軍急需投入大量兵力，急於從壓力較小的中國戰場，抽調40萬兵力南下，使得中國關內戰場上的總兵力，從114萬人減少到70萬人以下。

為了牽制國民黨軍主力，亦忌憚中共方面的幾十萬兵力，日方與共產黨方面達成最大默契。雙方互不侵犯，共同對付國民黨軍隊，這就是後來所謂抗戰中後期，國共軍隊互相摩擦的由來。1943年春天開始，日軍與中共軍隊再未發生過聯隊級的衝突，雙方相安無事，中共部隊不對日軍展開正面進攻，轉而與國軍發生磨擦。當時，促成此事的最大功臣就是潘漢年。

正是由於他55年的正確決定，看穿毛的意圖，主動承擔責任，自投羅網，才使他保住了性命，基本上算是得以善終，得到了比劉林賀彭等好得多的下場。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的紅頭文件，文件指出：「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為其公開恢復名譽。此時，離他去世已經五年。

（部份参考资料）

潘漢年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衞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佔區和汪精衞的談判代表。---以上出自，王明，《中共五十年》，東方出版社，2004年3月，190-192页

「日本都甲大佐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衞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出自《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161頁

毛澤東一九三七年九月對赴山西作戰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獨立團團長楊成武指示「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此指示出自，該年八月下旬中共洛川會議秘密決定。

潘漢年要求日本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證，條件是潘系情報人員「繼續為『岩井公館』搜集中國內地和大後方的情報。」岩井當即答覆「我們歡迎胡先生（潘汉年）繼續與我們合作。就請胡先生給我們擬一份在上海開展工作的計劃，我們仍將在經費上給予必要的支持。」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匯中飯店租房供潘專用，還出具了駐上海日本總領館簽發的特別證件，不許日本軍、警、憲、特對持證人「有所查詢」。中共人員享有特權在敵占區搞情報工作。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駐華特務總頭目影佐禎昭中將也在「六三花園」宴請了潘漢年。出自柯興著《魂歸京都――關露傳》

1955年4月29日，李克農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
    
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二、潘漢年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等都有正式報告。  
三、是他提供了決策情報，其中包括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等。

四、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着絕密的現實作用，這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

毛汪信件副本

汪主席兆铭先生：（注：汪精卫）

近安！

自民国十三年广州一别来，距今已有十八年整矣！民国十三年国民党一大时，润之承蒙汪主席提携，以布衣之身虚添中央宣传部长之职，先后多次聆听汪主席教诲，让润之受益终身。

遥想庚戌年岁（1910年），汪主席不惜以身犯险，只身刺杀满清摄政伪王载丰。虽说功败垂成，但是汪主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为革命献身之豪迈，却鼓舞了众多仁人志士为国捐躯之勇气。当时年仅弱冠的润之，拜读此诗时，兆铭先生的冲天豪气，让润之膜拜不已。所以次年辛亥岁，武昌起义之偶然成功，终将数千年奴役中华的封建独裁体制，扔进了历史垃圾堆，这其实应归功于兆铭先生前年的光辉榜样。然兆铭先生恢复自由后，并未持功贪恋权位，而是游学欧洲寻求建国大计。中山先生驾鹤西游后，汪主席主政中央，率军北伐成功，一统中华。

惜与蒋委员长政见不一，蒋委员长因疑，苏俄蚕食中华之野心，毅然清党。汪主席再次出游，寻求救国之良方。润之不才，竟然以区区数百之农夫与蒋委员长逐鹿中原。后因日寇入侵，润之和蒋委员长何归于好，共御外敌。

而汪主席不惜自身声名，效法程婴存赵之举，甘冒让世人和历史污赠汉奸之名。前往沦陷区组织政府，服务人民，试图以和平建国运动，图谋保存中华之血脉。其勇气比舍身刺杀载丰，更可钦佩。不论是润之的敌后抗战、还是蒋委员长的正面血拼，或者汪主席的和平建国运动。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存中华血脉之传承。可谓是殊途同归。

今我项英部，因听命于苏俄，致使蒋委员长误会，造成兄弟阋墙，让中华国防力量白白流失。为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我部将移防苏北，中间如有和汪主席的和平军有粗误之处，还望汪主席敕令部署，互不侵害。勿使中华国防力量流失。另我部医药奇缺，望汪主席有所周济。

润之

民国31年暮春、于延安拜上！

此信由我党潘汉年亲呈，此人忠信欠缺，看后请立毁此信！切记！切记！

秘辛“春天裡來百花香”作者關露

看過老電影《十字街頭》的人，必然對影片主題曲《春天裡》印象深刻。“春天裡來百花香，郎裡格郎裡格郎裡格郎… …，沒有錢也得吃碗飯，也得住間房，哪怕老闆娘，做那怪模樣… …”歌詞的作者是關露，中國著名詩人和作家。關露生於1907年，原名胡秀楣，關露是她發表文學作品時的筆名。她自幼家境貧寒，靠自學完成中學教育，後考入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1930年開始陸續發表文學作品，尤其以新詩創作蜚聲文壇。30年代已經是上海著名詩人和作家，詩作《太平洋上的歌聲》是其成名之作，高爾基的名作《海燕》，也是她翻譯的。當時，她與張愛玲，蘇青，潘柳黛，合稱“民國四大才女”。

關露的另一重要身份是中共著名間諜，抗戰時打入汪偽特工總部，極司菲爾路76號，策反特務頭子李士群，並潛入日本使館，獲取大量情報。為此不惜自毀清譽，甘冒漢奸駡名。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將其列入漢奸名單，解放後共產黨也將她以漢奸定罪，經歷無數政治衝擊，飽受殘忍摧殘，精神多次崩潰。兩次入獄10幾年，出獄後仍是不戴帽子的漢奸身份。1982年，3月23日平反，半年後服安眠藥自殺，結束了她傳奇，屈辱，不幸的一生。如果，關露沒有成為紅色間諜，她現在文名絕對不在張愛玲之下。可惜命運弄人，她雖為中共立下不朽功績，但生前非但得不到最起碼的尊重，而且沉冤數十載，最後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她悲慘的一生。

關露的悲劇始于她的妹妹胡秀楓，她大學畢業後，經常參加妹妹和妹夫組織的左翼作家聯盟的各種聚會，1923年被發展入黨。關露本來在37年上海淪陷後，留下從事地下工作。由於，她的妹妹關秀楓當年曾在李士群被捕後竭力營救過他，中共原本打算派胡秀楓到李士群身邊，偏巧胡另有任務在身，任務落到姐姐關露的身上，還是妹妹親自推薦。1937年，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密電，通知她到香港接受任務，給關露委派任務的就是前文提及的潘漢年，還有廖承志。

特務機關76號的任務是摧毀中國的抗日地下活動，策劃暗殺，搜集共產黨、國民黨、中統軍統，秘密抗日組織的情報。其中包括中共的潘漢年系統，戴利軍統上海站，還有陳果夫，陳立夫的中統上海的情報機關。76號曾經摧毀軍統上海站，把軍統站長陳恭澍抓住，76號的工作是非常有成效的。而且，擅長使用各種無比殘忍的酷刑手段，套取犯人口供，稍有不從就會被殺掉。關露1939年打入汪偽特務機關，主動接近李士群。她隔三差五地進出76號，穿梭於漢奸們的太太小姐之間。李士群此時雖忙於軍統的明爭暗鬥，但他難道還不瞭解共產黨那一套，原本就是中央特科出來的，在蘇聯接受的特工培訓。早知道關露是共產黨派來的臥底，但裝作一無所知。經常故意透露一些日偽的政經情報給關露，甚至帶她頻頻出入交際應酬場合，便於她接觸各方人物搜集情報。

著名詩人藝術家常任俠，在年輕時追求過關露，在他的《冰廬瑣億》中描述關露，“頎長玉立，秀眉隆准，華服高履，體態盈盈”。其實，關露算不得大美人，遠不如軍統暗殺丁默村的鄭萍如妖豔美麗。關露喜歡穿高跟鞋，身材中等，體型豐滿，衣著華麗。她是文化人，氣質高雅，待人接物有分寸，善於處裡人際關係，處事也頗低調，容易被人接受。汪偽那些太太小姐們與她關係都很好，關露成了她們圈子裡的人。更重要的是李士群的老婆葉吉卿非常喜歡她，進出都是關露作陪，兩人經常一起逛街，每週還給關零花錢。葉吉卿與胡秀楓是復旦大學同學，當年老公被捕，她身懷有孕無處容身，胡秀楓收留了她，葉吉卿很感激，所以對關露也是特別關照。

鄭萍如明豔照人，把丁默村迷得夠嗆，但為人處事比較幼稚，鄭是公認的狐狸精。葉非常看不慣她，鄭刺殺不成被捕後，丁忌憚軍統報復，其實他根本不想殺鄭美人，打算關押一段時間秘密釋放。還有說法是鄭對丁動了真情，在暗殺的關鍵時刻救了丁，因此丁沒想為難她，甚至想待事情平息後，與她重續舊情。可是，那幫太太小姐們生怕這個狐狸精不死，勾引她們的丈夫，為此還挑動葉吉卿出面。葉吉卿有丈夫撐腰，安排將鄭萍如帶到野外秘密槍決，丁默村當時根本不知道此事。丁發覺後也是回天無術，礙于李士群他也無法發作，這無疑加深了兩者之間的矛盾。為丁聯合軍統，利用日本人毒殺李士群埋下伏筆。李士群被殺，軍統是為了給鄭萍如報仇，丁是為愛人的香消玉損洩恨。

據說潘露為了打入特務機關特意整容，墊高了鼻樑修整了眼眉。其實，她的確整過鼻子，當年與她同稱“民國四大才女”的蘇青撰文指出，關露年輕的時候隆過鼻，當年很多的女演員，以及摩登新女性都流行整容。關露有點塌鼻樑，據說注入蠟質墊高了鼻子。關整容後的照片，曾經作為某美容院的廣告，登載在《申報》封面上，可見效果不錯。可是，畢竟當時的技術還不成熟，後來她鼻子裡臘質融化，甚至從眼角處溢出，在臉上產生小疤痕。她的整容確實沒有做好，後來鼻子一直有問題。老年時由於鼻子塌洞，被人認為得過性病，可能被誤認為是晚期梅毒後遺症。抗戰勝利後，她被轉移到蘇北根據地，她的大上海白區文藝氣質和談吐，文化漢奸的嫌疑，甚至連她不自然的高挺鼻樑，一直以來就引起了很多解放區婦女幹部的不滿，對她的非議簡直就是無日無之。

李士群常帶關露進出，周圍都是荷槍實彈特務。不久，關露與李士群交往的漢奸形象就深入民心了。當年接受任務時，潘漢年曾經命令關露，如果今後有人說她是漢奸，她不得辯護，以免暴露身份。並且必須和左翼的作家朋友們斷絕往來。關露表示堅決服從，她也因此吃了一輩子的苦頭。後來，關露安排潘漢年直接與李士群見面，互相攤牌展開正式談判。日本針對新四軍的清鄉行動被共黨獲悉，多數是拜關露傳出的情報所賜。1942年，中共終於決定，另派專人與李士群聯絡，關露如釋重負，打算撤退到解放區。她太幼稚了，以她當時的情況，中共怎麼可能放棄這條線，非但不能撤走，反而要她打進漢奸文化界，成為漢奸文人，繼續為中共搜集情報。

最初，中共給她的任務是通過正常管道，打入日本文化機關，爭取與日本共產黨取得聯繫。她進入日本領事館與海軍報導部署下《女聲》雜誌任編輯，主編伊藤俊子據說是左翼作家，中共希望她接觸伊藤，與日本左翼進步人士取得聯繫，進而接觸日本共產黨。據本人研究這完全是個幌子，日本共產黨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阪野參三，1940年3月就到了延安，還娶了位中國妻子莊濤，1945年9月才回國，根本不用關露出面。真實的情況是讓她配合潘漢年，打入日本駐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關露多少懂點日語，為搜集情報，她投懷送抱，不惜出賣身體，一次次被日本特務頭子岩井玩弄。中共因此得到大量絕密情報，日軍針對江蘇和安徽新四軍的清鄉和掃蕩，每次都被新四軍獲知而躲避。關露為此忍受了難以形容的肉體和精神折磨，曾經多次要求調離，但均被要求顧全大局，為中共組織所拒絕。

受她直接領導吳成方的指示，關露去日本參加了“大東亞文學大會”，其實那次張愛玲，蘇青也都參加了。她的照片上了報紙上，受到當時社會人士的唾棄。《時事新報》說：“當日報企圖為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這下她的文化漢奸的身份就更不容置疑了。1943年，軍統利用汪偽的內部矛盾，以日本人之手毒殺了李士群。中共派潘漢年與日軍崗村甯次代表，相互簽訂了互不侵犯協定，達成默契共同對付國民黨軍隊。1944年，汪精衛病故，次年8月日本正式宣告投降。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懲辦漢奸，關露“文化漢奸”名聲在外，自然是首當其衝。

中共為掩藏抗戰中暗通日偽的證據，迅速將她轉移至新四軍蘇北根據地，並且將她“保護”了起來。關露總算回家了，但她不知道現在才是她真正厄運的開始。她到江陰解放區，首先面對的就是新四軍的整風運動。她的七年漢奸身份，自然受到嚴格的審查，在經歷嚴厲審訊後，很快被關押了起來。中共在黨內外都不為關露洗脫漢奸罪名，她在新四軍的日子很不好過。上海來的革命青年在根據地見到這個大漢奸，豈能輕易放過。侮辱，謾駡，誤解，羞辱，無時無刻伴隨著關露，她卻無法辯解，也沒有人為她作證。為此她大病一場，而且得了輕度精神分裂。她不吃不喝躺在地上，還喝痰盂裡的水。

總算妹妹胡秀鳳積極營救，找了關的老上司潘漢年和胡唯一，為她在抗戰中的行為做了證明，最後彙報到陳毅那裡，將她釋放恢復自由。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她基本上是跟著部隊行動。1946年病癒後，分配到蘇北建設大學文學系任教。從1947年秋到1951年秋，先後在大連蘇聯新聞局、《關東日報》社、華大三部文學創作組和電影局劇本創作所工作。她曾多次要求以關露的名字發表詩文，但《新華日報》社長范長江堅決要求不得以“關露”署名，怕其文化漢奸身份，產生影響黨的不良影響，使黨在群眾中產生負面效果，引致別人攻擊黨的口舌。

關露18歲因追求婚姻自由，從家鄉山西逃到上海。她有兩段婚姻，中央大學求學期間，曾與劉漢卿短期同居，並相約到外國留學。可惜，劉出國後陷入另一段感情，最後居然因此自殺了。而且，劉本來就是有婚約的，留學用度都是未婚妻家裡的錢。其後，她與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沈志遠於1931年結婚，沈是1925年入黨的老黨員。三年後雙方離婚收場，主要原因是關露不願意過家庭主婦的生活，為怕影響她的革命工作，為此曾經兩次墮胎，夫婦最終感情破裂。

1946年，她與周恩來的助手王炳南重逢，他倆早於1939年就認識，她曾經作為王炳南夫婦的房客，同住過一段時間，與王炳南熟識。當時，她已39歲，王炳南與他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已經離婚，關王兩人志趣相投，兩情相悅。當時，王是國共談判團代表，周恩來是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搭乘軍調處的飛機，經常看望關露，給她帶來很大安慰。兩人準備結婚時，按組織規定王向周恩來夫婦彙報。周當即表示反對，認為關露的漢奸身份對黨產生負面影響。

王炳南表示會與關露解釋清楚，鄧穎超追到機場將王炳南扣留，鄧以代表團黨組負責人的身份與王談話，不讓他去向關露當面解釋。理由是“恩來和我反復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為了黨的利益和周恩來的聲譽，作為助手的王炳南，除了向關露寫絕交信，沒有別的辦法好想。這對關露的打擊可算致命，從此她將感情的大門關閉，孤苦伶仃地度過餘生。

1949年解放後到北京，關露在蘇北大學三部和鐵道部總工會從事創作，因作品《蘋果園》被文化部電影局局長陳波爾看中，調到電影局從事劇本創作，總算過了幾年平靜生活。不久，她的厄運又開始了，首先是遷扯進了胡風案。理由是早在左翼文化運動時，她就認識胡風有過一定接觸。經過反復交待隔離審查後，實在沒有發現什麼確鑿證據，只得將她釋放。沒過幾個月，她又受潘漢年秘密逮捕的牽連，作為潘當年投降日偽的主要當事人，1955年6月被關進北京公德林監獄。

她又被反復嚴厲審訊，寫材料交待問題。潘漢年是她的主要領導人，對於潘和她在抗戰中的具體情況，關露也是有口難辨。她為黨和革命事業出生入死，現在反過來被關被查，她實在難以理解。她是作家詩人，弱女子，經受不住反復折磨，她的精神病嚴重了，已經不能正常起居，被送入醫院診治。1957年3月被釋放，結論是沒有發現她與潘案有重大牽連，為此她被關押了兩年之久。

她從監獄出來後回到電影局，可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運動又開始了。關露在30年左翼文藝運動時與丁玲相識，曾經短期工作過一段時間，關露一直很欽佩丁玲的戰鬥精神，認為她是左翼的一面旗幟。丁遭國民黨逮捕坐牢，後來輾轉到陝北根據地繼續革命。據革命群眾的大字報揭發，她與文化漢奸關露有過接觸。兩人30年代上海分手後，根本就沒聯絡過。沒有見過面，就沒受過丁玲反革命思想的影響。結果，關露還是得不停寫材料，與其劃清界限。由於，關露的經歷與丁玲實在牽扯不上關係，總算沒被劃成反黨集團成員。1年以後，她又被電影局領導以健康不佳，工作不力的理由，被迫退職修養，連基本的工作都不能保全，她只能辦理退職。

六十年代初，政治環境稍有寬鬆，經爭取她又有了為黨工作的機會，中宣部安排她回電影局，電影局又將她推到商務印書館工作。可是沒多久，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她倒黴日子又來了。1967年夏，中央專案三組將她再一次逮捕，投入了秦城監獄，問題還是那些，但性質就嚴重了。這次可不比當年“功德林”的待遇，整整8年她都被關在秦城監獄。生活環境極其惡劣，飽受非人待遇和精神折磨。毆打謾駡家常便飯，經常被扇耳光跌倒地上，爬不起來時，被人用腳反復踩她的手，常常是兩手血肉模糊。1975年再次被釋放，她已經是重病纏身，風燭殘年的老人了。頭上那頂漢奸帽子，非但越戴越牢，而且還多了“定性漢奸，不戴帽子，擬除出黨”的尾巴。她沒有被安排回原單位，由於患嚴重腦血拴，還有精神疾病，直接住進了養老院。

病情好轉後出院，可是單位不管她，沒有工資，沒有待遇，只有30元生活費。居然連住的地方也沒有，她只好用1975年出獄後的補發工資，在北京香山買了兩間農民房居住。條件非常之差，沒有自來水，農民每天給她挑一擔水，廁所在對面馬路。房間十分狹小，連暖氣都沒有，為取暖只能生煤爐，後來自己砌了個暖炕。由於生活不能自理，連請的保姆都欺負她。從1976年四人幫粉碎後，總算是政治環境改變，關露熬到了出頭的一天。她又開始重燃希望，不斷寫材料申訴，請求對她的經歷重新複查，摘掉漢奸帽子恢復名譽。甚至開始了新的寫作計劃，重寫長篇小說《李麗姍》，修改中篇小說《新舊時代》，撰寫個人回憶錄。然而，這次病魔卻沒有放過她。1980年5月，突然因嚴重腦血栓發作昏迷不醒。雖經及時搶救脫離危險，但嚴重後遺症使她記憶衰退，手因劇烈抖動連筆也難拿住，語言能力不行了，發起病來渾身疼得厲害，肌肉萎縮不能大動，只能長期臥床，她最後的寫作權利也被剝奪了。

1982年3月23日，在被殘酷鬥爭了36年，關露終於迎來了她夢寐以求的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下發的平反冤案通知書---《關於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澄清了她是接受黨的委派打入敵人內部，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不存在漢奸問題。這麼多年來，苦苦支撐她的精神支柱，就是能夠等到清洗她不白之冤的一天，這天終於來了。1982年12月5日，關露這個貧病交加，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老人，爬在床上勉強寫完了紀念潘漢年的文章，當年指派她去執行任務的潘漢年平反了，她的問題也徹底平反了。這麼多年來支撐她的是平反冤案的希望，現在終於實現了，但那又有什麼用！病痛使關露覺得已經沒有必要繼續活在這個痛苦的世界，她服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死時唯一陪伴在她身邊的，只有一隻塑膠大娃娃。

“春天裡來百花香，郎裡格郎裡格郎裡格郎，和暖的太陽在迎風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關露死後她朋友丁玲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是照不到她身上的。”關露將全部生命奉獻給她所信仰的共產主義，包括她的精神和肉體都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當她完成任務，失去利用價值後，正是她最信任的黨對她萬般折磨，最終還是要了她的命！

粟裕怎么得罪“改革設計師”鄧小平

58年反軍事教條主義批判粟裕，從5月26日到7月22日，大小各種批判會粟裕8次檢討，最後差點上升成敵我矛盾，逼得他最後不得不承擔所有罪名。8月份被解除總參謀長職務，轉任國防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黨委第一副書記等閒職，自此退出軍事領導核心。粟裕1984年2月5日去世，臨死還背著“一貫反領導，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向黨和國防部要權，爭奪軍隊的領導權，向蘇軍告洋狀”等罪名，直到他死後十年才算平了反。當年，會議指責他和彭德懷，聶榮臻，陳毅三位元帥都搞不好關係。實際上粟裕得罪的不止這三位老帥，還得罪了一位更厲害的重量級人物，而且是沒有授銜的元帥，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當年批判會議的組長兼主持人。

1991年，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官方文獻式電影《大決戰—淮海戰役》中，對於淮海戰役的真正指揮者粟裕，也是語焉不詳一筆帶過。電影中淮海戰役的主要指揮者是毛澤東，戰役執行人是小平同志。後者也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他是淮海戰役的指揮者。鄧小平於1931年8月到達中央蘇區，主要負責蘇維埃政府首都瑞金的政府工作。粟裕1927年8月1日參加南昌起義，任軍總指揮部警衛隊班長。1928年1月，隨朱德上井岡山，出身紅1軍團主力28團，一直在部隊從事軍事工作。兩人之間並無直接交往，鄧後來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粟則留在南方打遊擊。所以發生矛盾，還要從中野華野兩大野戰軍，合作發動淮海戰役說起。實際上淮海戰役發展成國共百萬軍隊的大決戰，恐怕雙方開始都沒有預料到，更談不上什麼毛澤東高瞻遠矚的大手筆。實際上之所以發生淮海戰役，還是要從毛提出的千里挺進大別山，經略中原的戰略目的談起。

按官方說法毛當時認為華中，西北，華北，華東等根據地壓力過大，主張另闢戰場減輕其他戰區壓力，大別山東探南京一江之隔，按毛的說法“在敵人心臟裡插了一把尖刀”，將戰爭引向敵佔區，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當時劉鄧晉冀魯豫野戰軍，魯西南戰役勝利之師，10餘個縱隊28萬人馬，完全可將阻前之敵擊潰，掃清前進道路後，從容進入大別山區。非要將當面之敵放過，繞道千里進入人員裝備行動不便的黃泛區。不但路程遙遠過程損耗極大，丟棄所有輜重，前有黃河阻絕，後有敵兵追擊，大軍深陷死地，完全是自殺式前進，根本不符合軍事常識。到達大別山區難道就可以威脅南京，不要忘記還有長江之隔，沒有渡船也是枉然。而且，進入山區面對的是國民黨軍中，在此經營十數年之久，最精銳戰鬥力最強的桂系部隊。勞師遠征，消耗過大，既無補給，又無裝備，減員嚴重，不善山地戰的疲憊之師，進入桂系勁旅經營多年的包圍圈，無疑自尋死路。

其實在挺進大別山之前，劉伯承對毛不要後方根據地，採取千里躍進方式，向國民黨統治區出擊的戰略決策，反復提出過疑問,屢次拒絕執行命令。毛最後以“陝北處境十分艱險，急需南線我軍有大的戰略舉動，以迫使陝北敵人回援”，並威脅如劉鄧不按計劃，避開正面之敵，千里繞進大別山，減緩其他戰區壓力，置中央於不顧，等胡宗南解決陝北延安，主力轉移到你們那裡，壓力就會更大。意思是如不執行命令，丟失延安的部份責任就在晉冀魯豫，最終後者不得不就範。大別山位於鄂豫皖三省交界，本就是非常貧瘠的山區，經濟上根本養不起10幾萬部隊。山區氣候潮濕多雨，晝夜溫差變化大，山林密佈無路可行，有路也是田埂小徑，不便大部隊展開，北方籍戰士山地作戰更不適應。毒蛇蚊蟲瘧疾流行，部隊非戰鬥減員嚴重。由於遠離根據地，別說傷員得不到治療，連找嚮導抬擔架都找不到人，部隊士氣極其低落。中野過黃泛區遭國民黨圍追阻截，到了大別山後在武器，裝備，物資，糧秣，鞋襪，被服，醫藥，人員等各方面都得不到補充，部隊損耗過大疲憊不堪已無戰力。 

國民黨當地設有嚴格保甲制度，維護地方治安。地方武裝民團“小保隊”，不但熟悉當地民風民情，遊擊戰術也非常精通。大量殺害部隊傷員，地方幹部，革命群眾，民眾生怕與共產黨部隊有瓜葛，從而遭到殘酷報復。別說地方政權建立不起來，就是建起來部隊撤走，馬上又恢復原狀。桂系部隊在當地經營多年，圍繞大別山區，建有完整的交通運輸網絡，部隊調動非常靈活，桂系部隊擅長山地作戰，戰鬥力非常強悍。而且，桂系部隊上到師長，下到士兵都與當地人通婚，遠比共產黨部隊有群眾基礎，又有地方武裝支援情報消息靈通。中野輾轉大別山期間，除高山鋪和張家店戰役略有收穫，基本沒有打過什麼像樣仗。1947年9月，部隊進入大別山初期， 兩次圍殲58師一次85師，都因部隊缺乏裝備，不熟悉山地戰術，結果反被對方擊敗。

劉鄧兩人對挺進大別山戰略，產生了極其尖銳的分歧。鄧認為毛挺進中原戰略正確，劉認為孤軍無援千里深入敵後是兵家大忌。兩人為此互不理睬，飯都不在一起吃。但凡打勝仗鄧堅稱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光輝勝利，劉經常反譏打敗仗豈非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光輝失敗！最終發展到兩人徹底決裂，事情鬧到中央軍委那裡，毛順水推舟將陳毅從華東野戰軍中調出，派他去協調劉鄧兩人的關係。事實也正如劉所預料，進入大別山后部隊遭到極大消耗，劉最終向鄧攤牌大別山根本站不住腳，部隊必須儘快跳出敵人包圍圈，到外線補充再戰，否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鄧拒絕後兩人分道揚鑣。劉自己帶1個縱隊，軍區及中原局機關，跳出大別山區，運動到淮河以北休整。鄧小平獨領剩餘3個縱隊，以旅為單位分散活動。

解放戰爭初期，晉冀魯豫野戰軍實力發展為各大野戰軍之冠。兵力有10個縱隊加1個軍共28萬人，劉鄧率1，2，3，6四個縱隊主力，總共12.4萬人渡河南征，魯西南戰役殲敵5.6萬人，正所謂兵強馬壯，裝備精良,士氣正旺。挺進大別山過程中人員裝備大量損失，到了大別山後不到半年，部隊再損失5萬人以上，還不得不將3個多縱隊地方化減輕大軍負擔。建立大別山根據地的計劃沒有完成，形成所謂戰略上的轉守為攻,威脅南京就更談不上了。自投羅網被困山中,又有長江阻隔，再不出來有被消滅的危險。鑒於中野大別山情況惡劣，48年毛命粟裕帶華東野戰軍主力1,4,6縱隊10萬人解救中野之圍。本次毛又故技重施突發奇想，要求粟裕捨近求遠赴閩浙贛，調國軍回撤江南以解中原之圍。粟裕以轉戰過程中預計有5萬人減員為由拒絕。提出進入中原地區與劉鄧會合，然後在江北打大仗消滅敵3-5個整編師，挽回局面後爭取打大殲滅戰。這樣既解了中野之圍，避免放棄根據地勞師遠征，又能夠大量消滅敵人，兩軍合併增強了實力。

粟裕的意思簡單明瞭，他的部隊在東線劉鄧在西線，與其繞道不如匯合兩線夾擊，不下江南留在江北打大仗，總算毛聽懂了粟的意見，中野得以走出大別山區跳出包圍。如按照毛的瞎指揮，粟裕脫離根據地主力南下，千里挺進閩贛浙，孤軍深入敵占區，華野主力肯定落個被包圍吃掉的結局。1948年9月下旬，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兼代政委粟裕向中共中央軍委提議，希望攻殲淮陰、淮安、寶應、高郵、海州之國民黨軍，目的是殲滅距離徐州較遠的黃百韜第7兵團，這就是所謂的“小淮海戰役”。1948年10月11日，毛同意華野先殲滅黃百韜兵團，佔領新安鎮，棗莊，臨沂等地。中野同時攻擊鄭徐線，牽制孫元良兵團。華野於1948年11月6日夜間發起淮海戰役，11日將國軍黃百韜第7兵團合圍於碾莊地區。11月22日，華野發動總攻將第7兵團10萬人殲滅，第7兵團司令官黃百韜陣亡。

中野四個縱隊由鄭州東進進入徐蚌戰場後，“小淮海戰役”發展成華野中野兩大野戰軍配合的大戰，此即“大淮海戰役”。粟裕為方便兩軍協調，提出請“陳軍長鄧政委統一指揮”，毛澤東回電稱“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陳毅當時在中野負責協調工作，原因是他在華東連吃敗仗，丟失兩淮全域震動。最後毛讓粟裕華中部隊，接管了陳毅的山東野戰軍，合組華東野戰軍。陳粟相處不到一年，就被毛調出到中野任副職，讓他協調劉鄧的緊張關係。如此粟裕也可以獨立負責，華東華中的軍事工作，不再受陳毅的各種制肘，當時還沒有華野中野合作打大仗的想法。現在關鍵時刻毛讓陳鄧統一指揮，陳自然支援鄧政委的意見。此也是鄧80年代多次在公開場稱，毛讓他負責指揮淮海戰役的由來。事實上從小淮海到大淮海，真正負責戰役指揮的是粟裕，華野也是在粟裕指揮之下，消滅了黃百韜兵團，從而發展成了大淮海戰役。雖然，名義上是陳毅鄧小平負責指揮，但華野的司令員兼政委是粟裕，兩大野戰軍所有軍事命令，作戰安排主要是粟負責。

粟裕殲滅黃百濤兵團後，下一步就是回師圍殲黃維兵團。眼看粟裕半個月消滅國軍第7兵團10萬人，鄧此時也想有所表現，提出由中野獨自包打黃維兵團。中野從進入大別山前的28萬人，經過千里挺進和大別山消耗，兵力降至15萬人以下，部隊士氣極其低落，裝備低劣彈藥不足，喪失所有重武器，傷病逃亡減員甚多。直到兩軍會合元氣都未恢復，基本上沒有什麼戰鬥力。劉伯承得知後當即表示反對，意思說中野各部隊現在連炮都沒有，怎麼能打全部美式裝備的黃維兵團，認為這是純粹軍事冒險主義亂來。鄧自然堅持要打，即所謂將中野打光了也再所不惜。鄧最後以中野全部家當，7個縱隊2個獨立旅，向中央保證3天圍殲黃維兵團。華野消滅黃百韜兵團10萬人，國民黨臥底何基灃和張克俠，譲開大道放華野進去，優勢兵力下尚打了12天，中野劣勢兵力裝備，獨自圍殲全美式裝備的黃維兵團，而且在3天內談何容易。結果是打了21天都沒打下來，而且部隊傷亡慘重失去戰鬥力。

粟裕急調華野參謀長陳士榘率華野5個縱隊，以及全部火炮組成的特種兵縱隊馳援，要求替換中野部隊發起總攻。鄧小平怕任務沒有完成，實在向中央不好交代，命令中野6縱拒不向華野交出陣地，反而提出由他直接指揮,華野援兵和中野部隊，向黃維兵團發起進攻。陳士榘強調粟裕在軍事上已有部署，命令他指揮部隊即刻按計劃展開總攻，反復交涉之下鄧仍然不肯讓步，情急之下只得向粟裕請示，粟命令如鄧政委再不交出指揮權，中野6縱不馬上撤出陣地，華野所有增援部隊，由陳參謀長原路帶回。陳士榘當即將部隊帶走，鄧此時才鑒於軍情緊急問題嚴重，追回華野部隊，不得以交出指揮權及陣地。華野5個縱隊配合炮兵縱隊，組成南線集團發起總攻，一舉將黃維兵團聚殲。

1949年1月6日，華野中野向青龍集和陳官莊地區，被圍的杜聿明部發起總攻，10日戰鬥結束。徐州剿總司令杜聿明被俘，第2兵團司令邱清泉陣亡，第13兵團司令官李彌逃脫。李延年第6兵團，劉汝明第8兵團撤往江南，淮海戰役結束。整個淮海戰役共殲滅國民黨5個野戰兵團，3個綏靖區部隊，總數55萬5千人。5個兵團中4個兵團，由華野部隊殲滅。唯一黃維兵團名義上雖由中野負責，鄧政委保證3天消滅，最後也是靠華野增援部隊，發起總攻才打下來。淮海戰役從發起到結束，實際上都是粟裕指揮，絕大部份是華東野戰軍打的，整個戰役中野始終處於輔助被動地位。當然，如此也埋下粟裕1958年反軍事教條化挨整，84年死後都不得平反的伏筆。原因是粟裕當年屢次強行指揮中野部隊，居然逼迫小平同志，還敢奪了他的兵權。 

粟裕在文革後對於58年自己的問題，多次寫申訴材料要求平反，強調他始終執行的是毛主席的軍事思想路線，58年的問題是“彭德懷誣陷打擊”故意搞他。鄧當時正在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對兩個凡是撥亂反正，糾正毛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彭因大躍進問題被迫害致死，大躍進問題主要責任在毛，鄧很快為彭平了反，還主持了追悼儀式。粟此時提及毛彭自然是不合時宜。79年對越反擊作戰解放軍被打得狼狽不堪，鄧借此掌握軍權重整部隊，提出“毛澤東軍事思想過時”，軍隊要全面裁撤改革，進行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粟裕則唱反調說，五，六年前，越南運用毛的軍事思想打敗美國，十年前珍寶島教訓了蘇聯，怎麼能說是過時。粟在文革後的軍事紀錄片中公開提及，淮海戰役是他親自指揮的，但鄧則多次在公開場合稱，淮海戰役是鄧負責指揮。粟裕的這些言論傳到小平同志那裡，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粟想重回軍隊那就更不可能了。

1985年，軍隊改革強調要現代化和正規化，因此58年反軍事教條主義事件，要不給一個正式說法，對於軍隊的正規化建設不利。同年，軍隊院校會議召開前，楊得志和張震專門向鄧彙報，意思是希望給粟裕和劉伯承兩人平反。當時鄧的回答是“你們找來找去都沒搞清楚，58年是誰負責批劉粟蕭幾個人的，那個會的組長和負責人是我，你們不要再找別人了。”小平同志表態平反的事也就沒人敢提了，兩人生前得到平反是肯定沒有希望了。直到1987年9月11日，粟裕死去三年後，宋時輪名義上參予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在人物分冊“粟裕”條目中，算是加了一句話：“1958年在所謂反教條主義中受到錯誤的批判”，指出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對粟裕的批評是錯誤的。

如此也實在算不上中央對粟裕問題正式平反，當時軍委副主席楊尚昆，讓人向粟裕夫人楚青帶話，“這件事我已費了很大的勁，只能先辦成這樣了。”可想而知當時想給粟裕摘帽，徹底平反有多大阻力。直到1994年12月25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和張震，聯名在《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刊登《追憶粟裕同志》的文章，對粟裕的歷史功績作出正面評價：“1958年，粟裕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並因此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是歷史上的一個失誤。”這個看法作為中央軍委的最終意見，江澤民以總書記名義審閱簽發，總算是為粟裕正式平了反。在他死後10年拖了36年的問題，才算有了個公開了結。  

中國軍費肯定不在美國之下

全世界軍費開支排名前兩位的就是中美，這與兩國的GDP排名也相符合。以2011年來說，美國的軍費開支約7500億美元，中國是7000億人民幣左右。美國軍費開支經國會審核通過，帳目都經審計比較可信。中國的軍費開支是政府公佈的數字，每年見於《國防白皮書》等相關資料。國際上對於中國公佈的國防開支，普遍呈懷疑態度，較為接受的做法是將中國政府公佈的數字乘以二。綜合各種因素，包括各項數字誤差修正，每年軍費金額差異，匯率變動影響，購買能力不同等等因素，本人研究所得，2011年美軍軍費7500億美元，中國約為2500億美元。

                              

單從數字上來看，美國的軍費為中國的3倍。如果以中國政府近年公佈平均數字來分析，以美國軍費開支最高的年份，相對於中國的一般性軍費開支，美國軍費甚至是中國的6倍有多。但以實際情況來說，一般衡量軍費的多少，並非以金額來看，主要是看軍費占本國GDP的比重。從數值上看中國一直保持在3%以下，美國在5%以上。美國2011年國民生產總值約15萬億美元，中國約為其一半。如果看數字，就得出中國軍費開支遠小於美國的結論，那就大錯特錯了。

中國是大國擁有龐大武備理所當然，一直以來中國的武器裝備就處於非常落後的水準，現在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加，發展軍備也無可厚非。況且，以現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之巨，外匯儲備之多，從比例上計算軍費開支，正如中國政府所說，並非外界想像的那麼大。外界沒有必要對中國的正常軍事發展，抱有懷疑和恐懼的態度。

事實是中國威脅論不絕於耳，外界對中國軍事發展的規模和速度極度質疑。據本人研究所得，中國近年來的軍費開支，基本就是世界最高水準。中國的實際軍費，遠非政府對外公佈的水準。政府開支中軍費所占比例甚大，超過GDP的10%都不為過。本人試舉幾例，簡單分析一下中美實際軍費開支的差異，從中也可以看到兩國在文化上的不同。

首先，考慮到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時進行兩場戰爭，近10年來都處於戰爭狀態，戰時軍費開支肯定高於和平時期，即便是局部戰爭，軍費開支也會是正常情況下的數倍。按正常情況計算，在沒有戰爭發生的前提下，美國的軍費開支基本是現有金額的一半。正常情況下軍費有4000億美元，基本也就夠了。中國處於和平時期，沒有戰爭威脅，目前25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實際上已經非常高了。

還有就是購買力的問題，不包含機載武器，一架全新F-16CD型最少也要4000萬美元，中國的J-10AB大約2億人民幣，合2000萬美元。兩者的性能接近，價格相差一半。當然，這還是出廠參考價，實際有很大的折扣，美國對友好國家會有優惠，中國亦是如此，以前很多中國武器還是白送的。所以，參考匯率以及購買力等影響，實際上美國軍費中，直接採購武器的金額，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大，中國也不是那麼少。

中國的隱性形軍費太多，要是都計算出來就是天文數字，肯定是世界上軍費開支最多的國家之一。比如中國的航空航太事業，雖是軍民兩用，其實完全是軍方背景，這在中國盡人皆知，但整個航太工業開支是列入國家預算，不記入軍費。神舟上天，天工對接，衛星發射，從設計生產研發到發射完成，牽涉到的所有費用都不列入軍費。以前研發“兩彈一星”，全國涉及的生產研發單位有上萬家，可想而知規模有多大。現在亦是如此，雖有軍民兩用名義，但是涉及所有科研生產單位開支都不算做軍費。

中國軍隊各地駐防，很多費用都列入地方財政。駐軍的日常開支及其相關費用，軍隊在當地的衣食住行基本由地方政府負責，作為支持國防事業開支，屬地方政府行政費用。再有，武裝員警部隊雖非正規軍編制，但是誰都知道武警部隊直接隸屬解放軍。近年，武警部隊都從解放軍直接調撥，連主力集團軍38軍114師都整個劃歸武警建制。武警開支絕大部份列入當地行政，不記入國家軍費。美國軍隊的地方性開支計入軍費，國民預備役開支由軍費劃撥，這裡面雙方差異就大了。

美軍對於軍人的各項福利非常優越，軍人服役期間或者役畢，享受的各種津貼補助多達數百種。而且很多是終身制。軍人退役後在教育，就職，醫療，住房，社會福利等多方面，享有極其優惠的待遇，甚至軍人家屬都有完善的福利政策。如遇傷殘死亡那就更不用說了，基本就是政府全部買單。在戰爭其間執行勤務，戰鬥任務等都有津貼，而且按次數算，危險性越大職務津貼越高。舉例來講，在伊拉克士兵每次巡邏都有津貼，不記入工資。額外執勤津貼加倍，而且動輒數百上千美元計。美軍對軍人及其家屬的照顧無微不至，軍人為國家盡義務，必須得到比一般公民更高的報酬。

美國在這方面的開支很大，軍費中相當大部份，就是用作軍人福利開支。中國雖近年軍人福利大有提高，但與美國相去甚遠。中國軍費對現役軍人的基本福利還是可以滿足，高級軍官退役後待遇有保證，但是對普通退役軍人及其家屬，相關福利很少。校級軍官還好一點，一般士兵和低級軍官退伍後基本就是自生自滅，國家福利津貼是不用想了。如果傷殘死亡，國家會有一定數量的補助，但中國歷來講為國效力，流血犧牲理所當然。要說對軍屬的照顧，現在還不如文革的時候。中國常備役軍人有250萬人，加武警保守估計最少350萬人，中國這方面開支相對較少，有的基本就是沒有。

美國政府對於武器多數採取向私營軍火商採購的方式，軍火商通過向政府出售武器賺取利潤。政府雖然也向重點項目投入開發費用，但主要研製費用都是私人公司負擔。公司得到政府訂單後，售出武器中包含了研發費用。例如之前講的F-16的4000萬美元中，部份是開發費用。政府採買數量越多，平均的研發費用就越低，所以軍火商拼命開發尖端武器，確保得到政府訂單。

政府由於購買武器的數量多，也便於從軍火商處得到優惠價格。中國的武器生產，開發和銷售都是由政府管控，內裡程式極不透明。各研發機構及相關生產廠家本就是國家編制，多數人員其實就是國家公務員。人員的一切生產生活費用，開發武器的所有經費都是國家財政支付，也就是說用的是納稅人的錢。這裡面的各種缺乏效率且不去說，如此龐大開支皆不列入軍費。

這裡還是舉的幾個比較明顯的軍費開支計算差別，如果仔細分析的那就更不得了。所以美國75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從實際情況計算並不能算很多。按中國政府公佈的數字，根本不可能負擔如此龐大的軍隊。最重要的是美國的軍隊國家所有，中國的軍隊沒有國家化，屬政黨所有。執政黨基本是要多少軍費，就可以從國民的稅收中直接提取，這就是天壤之別了。所以，在沒有戰爭的前提下，相對來說中國的軍費開支肯定是世界最高的。 

康生“是人是鬼”還是“藝術家”

中共領導人中真正書法拿得出手，可稱為近代書法大家的只有康生一人。毛澤東解放後看帖學帖不臨帖，書法只在字的形體和氣勢上下功夫，他算書法家但非大家。康生的絕技是雙手寫梅花篆字，左右開弓常以“康生左手” 落款。康生書法藝術水準正如他所言：“郭沫若那字也叫書法？我夾根木棍也比他寫得強！”

康生還精鑒賞，通篆刻，擅繪畫，常用“魯赤水”名款作畫，那意思是他不讓齊白石，傳統花鳥他的確在齊之上。另一方面，陳雲在文革後給劉少奇平反時，說過一句至關重要的話，等於是給劉案定了性，“劉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那麼康生到底是人還是鬼，他是藝術家還是迫害狂？

康生直到延安時期才與毛澤動建立密切合作關係，很快進入了毛領導的中共權力核心層，康一直到死都是毛最信賴的親信之一，雖然直到現在外人都對此所知不詳，甚至很多人認為毛對康非常反感。楊尚昆說：“康生在共產國際時代，在莫斯科積極支持王明”，“1937年冬，康生從莫斯科回來以後搖身一變，把自己說成是反對王明路線的英雄。還對王明進行了揭發，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

楊尚昆還談到：“1936年到1937年蘇聯肅反期間，我黨留蘇幹部受迫害康生是有責任的。”康生起家的確是靠對王明為代表的“留蘇派”反戈一擊，值得諷刺的是康生自己就是個道地留蘇派，1932年就在蘇聯共產國際辦事處上班。1937年11月王明到延安，康生高呼“我們党的天才領袖王明同志萬歲！”但是，當他察覺到毛澤東與王明的矛盾是“你死我活”時，看準時機背叛王明投到毛澤東的旗下。

開始毛由於康生王明在蘇聯的關係，對他並不信任並有所防範，但康以撮和毛澤東與李雲鶴的婚姻，非常順利地取得毛的信任。從1938年開始，康生搖身一變成為揭批王明錯誤路線的主要人物，聯絡張聞天、劉少奇、陳雲等人，打壓王明擁護毛的領導，如此康生很快獲得毛提拔仕途發達了。

1939年2月，毛澤東委任康生擔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成為中共情報和政工保衛兩項最重要工作的負責人。為康生延安整風時期濫用權力搞迫害創造了有利條件，他後來成為整風運動的主要人物，毛通過整風整肅對手康就是打手代理人。隨後，他又當上了中央黨校校長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黨內的地位直線上升。

延安整風運動中整肅的主要是兩派，首先是王明代表的所謂“左傾錯誤路線”，其中不少就是當年中央蘇區整毛的那批“留蘇派”，還有就是周恩來代表的“右傾投降路線”，都是從毛手中奪過權的黨內實力大員。周當年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多年來的領導和對頭，整風運動的最後結果是周恩來徹底認罪，王明則被清除出權力核心。

康生領導的整風運動在黨內造成嚴重分裂，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張聞天、劉伯承、葉劍英、博古、王稼祥等領導人，受到嚴厲整肅清算，配合毛澤東整人的則是劉少奇、彭真、賀龍、陳毅、特別是康生起了至關重要的關鍵作用。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的配合開展，由劉少奇提出並樹立了毛澤東思想，成為今後指導中國共產黨工作的唯一方針，領會毛澤東思想成為每個中共黨員應盡義務。

康生運用在蘇聯學到的秘密員警手段，刑訊逼供公開批鬥製造恐怖氣氛，其手段之惡劣使延安整人和被整者，都極端厭惡和憤怒。毛澤東俄文翻譯師哲在憶及延安整風時稱， “康生搶救運動搞得‘特務’遍地人人自危，各級幹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以楊家嶺為例：中央機關也在搶救，柯慶施的老婆已經被逼自殺了，柯慶施還在沒完沒了地挨批鬥。”他還列出康生發明整人的手段：精神折磨刑訊逼供；挑撥離間互相揭發；審查檔案無限上綱；佈置人員引蛇出洞；坦白光榮備受優待。

當時，身在延安的蘇聯人弗拉基米洛夫，對康生的殘忍無情也很反感，“康生局裡工作人員，有百分之八十承認自己是搞間諜活動。”,“中央醫院工作人員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間諜活動罪。”，“在許多機構中，揭露出來的日蔣‘特務’占幹部總數百分之百，在其餘機構中也不少於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說了就算。”延安整風運動過於殘酷，甚至驚動史達林出面干涉，要求毛澤動停止整風運動。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給毛髮出絕密電報，時間是1943年12月22日：要求堅持國共統一戰線，停止迫害王明和周恩來，並對中共某些幹部，對蘇抱有不健康情緒表示擔憂，還特別點了康生的名。

電報說：“清除黨內敵對份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面目全非，這樣做只能散佈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群眾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毛這下知道事情做過頭了，不敢怠慢之下立刻向史達林表態：第一，中共對蘇聯是絕對忠誠的，所謂整風運動並非整肅“親蘇派”；第二，以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名義，向蘇澄清整風運動的正確目的，並且澄清整人“傳聞”；第三，通過威逼利誘迫使王明認錯；第四，讓康生作為整風擴大化的替罪羊。

毛知道康生在整風運動中手段邪惡殘忍，已經到了不拋出康生不足平民憤的地步。所以，毛強調延安整風運動完全必要的，達到了整頓黨風統一思想，加強團結的目地的，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則是康生等人造成，與運動本身以及毛澤東本人毫無關係。毛澤東的做法分成三個步驟，首先他出面主動揭批康生，然後讓康生的幫兇檢舉揭發，接著讓整風運動中遭受整肅的黨內元老們出面，讓他們批判康生罪行以此來為毛開脫。毛指責康生濫用權力整人，嚴重破壞了黨的幹部政策。以前參予康生整人那些人也學毛澤東，反過來揭批康生的，在整風總結會上對他群起攻之。彭真也是整風運動中的主要打手，陳毅一直以康生忠實戰友自居，現在反過頭來嚴厲批評康生與其劃清界限。

其次，在整風運動中周恩來成為毛澤東的重要整肅對象，為求自保作為中共幾個歷史時期主要領導，周恩來對毛徹底表示臣服，自此周便完全充當毛的奴僕，黨內其他老幹部紛紛仿效唯恐不及。毛澤東此時為平息眾怒收拾殘局，選擇完全臣服的周恩來，反過來充當整肅康生的打手。周恩來在黨內的老資格尚且在整風中被整肅，其他倍受冤屈的老幹部自然不在話下。周恩來既然屈從了毛，自然最願意通過揭批康來表忠心，其他老幹部則更要紛紛仿效了。

在整風糾偏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周恩來突然痛責康生領導的整風運動，嚴重違背了毛澤東制定的關於整風運動的規定，並且完全無視和違反運動規定。周恩來的發言將康生和毛澤東區分開來，他如此做無非是為延安整風運動的實際發起人毛澤東開脫，明確指出在延安通過整風搞紅色恐怖的不是毛澤東，而是違反毛旨意將運動擴大化的康生。周恩來作為主動嚴厲揭批康生的帶頭人，在康生整肅下受過冤屈的幹部中樹立了正面形象，徹底打倒康生後他也無法再報復了。

 最後，操盤手毛澤東本人則以“救世主”的姿態，用煽情的道歉來收買人心，主動承擔了監察上的責任。“毛澤東親自到中央黨校和行政學院等單位，向被審查的同志們承認錯誤，他明確的承認‘搶救運動’搞錯了。他說：“同志們受委屈了有些怨氣是不是？搶救運動是把敵人力量估計過大，把自己力量估計過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務如麻傷害了許多好同志。事情不是我直接幹的但我要負總責任。這場運動好比是夜間演習，沒有用真槍實彈，用的是石灰包。夜間看不清楚分不清敵我，打在了自己人的身上留下了石灰印。天亮一看原來打的是自己人，打錯了。這時把石灰印拍掉向你行個禮賠個不是。

現在我就向大家行個‘脫帽禮’，請大家原諒！大家要是不原諒我就不戴帽子。’說著摘下帽子深深鞠躬，在場人士感動得淚流滿面，向毛澤東報以熱烈的掌聲！黨員們都認為1942-1943年的黨內恐怖，全部責任在康生及其同夥，中央開展整風運動統一思想必要，但運動被具體執行者康生誤導了。同時，毛澤東開始重用整風中遭到打擊的大員，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博古、聶榮臻和葉劍英等人，康生陰險殘暴迫害幹部，已使他在黨內威信全失，人們恐懼他是因為他背後的毛澤東，但毛拋棄他康就成了“鬼”。正如弗氏所言：“中共領導的內部政治上均勢已大為改觀，對於情報局頭子很不利這越來越清楚了。隨著親中共中央主席新實力派的興起康生孤立了，這樣說並不錯。”

康生此時對於毛澤東的突然發難不知所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毛的指示，現在毛對他居然反戈一擊，正如他對王明那時候一樣。康生如此也只能默不出聲，承擔毛要他承擔的責任，雖仍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他變得非常低調和寡言。1942年後延安經過整風洗禮面貌煥然一新，毛澤東在黨內成為絕對核心“紅太陽”，中共歷史上第一次造神運動正式開始，毛澤東從此走上神壇下不來了。可以說沒有康生的整風運動，劉少奇不可能順利樹立毛澤東思想。

美國記者白修德於1944年10月訪問過延安，他親眼見到過這樣的場面，“毛澤東發表演講，一班高級領導人聚精會神的手執筆記本奮筆疾書，其狀況似一群恭敬的小學生在聆聽老師的教誨，而周恩來則坐在毛澤東的面前的第一排，有意的高高地舉持小筆記本稍微有點晃動，引人注目地在記錄那篇偉大的講話，以便主席和所有其他人，都能看到他對偉大導師的尊重。”直到國共兩黨內戰進行的如火如荼，隨著時間的推移康生的罪行為人淡忘了。

對於毛澤東來講康生不但對他無限忠誠，而且還能勇於承擔為毛立下大功，徹底剷除了黨內多年的老對手，樹立了絕對領袖地位，毛對這樣的親信幹將打手，怎麼會輕易放棄，更談不上置於死地，將來還是要放手使用。康生中共七大沒有發言，因此也談不上公開反思整風運動中的錯誤，反而被選為中央委員，七屆一中全會上還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毛保駕護航下其實是順利過關了。

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後，最初康生不為所用，毛是怕他以前名聲太臭，打算先放幾年再說。1952年後，開始逐漸重回到政治前臺，不再做“鬼”變成“人”了。先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揭批彭德懷贊同毛澤東大躍進，“七千人大會上”幫毛澤東對抗劉少奇。1962年毛澤東再度起用康生，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蘇論戰毛澤東欽定康生負責撰寫“九評”，老實說鄧小平正如他自己所說，讀書甚少文化不高寫不出如此文章的。

康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會議，毛澤東對康生主導所寫“九評”極其滿意。文革中康生再次施展當年手段，在打倒劉鄧路線上為毛衝鋒陷陣，甚至成為中央文革成員。1969年，康生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林之爭中站隊正確，1973年8月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1975年12月16日病故得享善終，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眾多中共領導人都送了花圈。康生的追悼會極盡榮哀，節選新華社當年發表的悼詞節選如下：今天我們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國人民的忠誠的革命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全國人民愛戴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康生同志。康生同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的一生，是堅持繼續革命的一生。

他對黨、對人民、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忠心耿耿，始終不渝。他五十年如一日，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偉大的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下，康生同志對鞏固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對捍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組織建設，對党的安全保衛工作和機要工作的建設，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對加強我黨同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組織的團結，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他的逝世是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重大損失，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中國人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康生同志和我們永別了。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為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奮鬥。

毛澤東1976年死後文革結束，他死後數年即被“鞭屍”，鄧小平領導撥亂反正徹底否定文革，在開展幹部群眾平反昭雪運動中，康生再次做為毛的替罪羊被清算。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把他開除黨籍並撤銷悼詞，經中組部決定將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後來被劃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山東省青島市的康生出生地康生故居，1980年10月21日也被撤銷。

康生是殺人惡魔虐待狂， 1947年3月，康生到臨縣搞土改試點，鬥爭小學教師劉榮昌之妻，扒掉上衣時康生興奮至極。把大批出身農民的幹部扣上“地主的立場，富農的感情”的帽子，對出身剝削階級的黨員幹部誣為“包庇地主家庭”。散會後說：“地主婆裡邊穿著又好又新的衣服，說明老區大部分地主土地以減租等，鬥爭方式轉移到農民手裡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價把土地賣給農民，一部分白洋投資工商業，換個辦法剝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根據康生如此發現，馬上發明瞭“挖地財”，凡定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財”，否則將被非刑拷打結果全縣共逼死打死780多人，其中地富分子190多人，幹部、黨員和群眾580多人，為地富的3

據仲侃所著《康生評傳》記載，1947年，康生在山西省林縣幾乎殺掉所有地主和富農，許多共產黨幹部對他產生反感。康生發明眾多酷刑包括，囚犯用馬路拖死；醋灌喉嚨；馬尾刺男性生殖器等。威脅把毒蛇扔進囚犯的牢房逼供，還極喜歡捏住囚犯們鼻子，牽牛似得穿街道過巷。中國的貝利和捷爾任斯基，他瘋狂整人搞迫害的主要原因是性格變態扭曲，與隱在他身後的那位“高大上”，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羽太信子稱魯迅偷窺是怎么回事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7月7日晚毛澤東召集部分文藝工作者座談。趙丹、黃宗英以及翻譯家羅稷南等參加了。羅稷南曾經問毛，“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毛主席回答。

說起來魯迅本身言行上矛盾很多，自己說棄醫從文是為“強健民族體魄”，不如“醫治民眾心靈”更為重要。其實魯迅二弟周作人說，“魯迅從日本仙台醫專退學，主要其實還是因為“成績不好”。最高的倫理學83分，德語、物理、化學只有60分”。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學”59.3分不及格。當年對魯迅還是很關心，魯迅境遇不好住得很差，晚上蚊子多用衣服遮住臉。從仙台回東京後，除了回紹興成婚外，魯迅長期滯留東京5年，既無職業也缺少庭資助，但卻出入娛樂場所還雇日本女傭，資助二弟周作人留學，經費來源始終成謎。

1915年，日本逼袁世凱政府簽《二十一條》，袁世凱讓政府公務員集體簽名否則會被辭。時任教育部公務員的魯迅，毫不猶豫地簽下了大名。後來被論戰對手陳西瀅諷刺，“魯迅愛國？他愛的是日本國吧！”魯迅最著名的是與周作人的“反目事件”，最後鬧得兩人老死不相往來，後者甚至拒絕出席兄長葬禮。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來到前院魯迅房中，親自交給魯迅一封信。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其中原因據魯迅說是周作人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他對其大手大腳的持家風格多有批評，惹惱了對方在在丈夫前挑撥離間，最後導致使兄弟失和。羽太信子說魯迅偷窺她洗澡。按照魯迅的說法，兄弟似乎沒有斷交的理由，羽太的說法又過於尖刻。現在有說法稱魯迅日本留學時，曾與羽太信子同居。後因婚約在身最後主動介紹給，赴日留學的周作人與信子相識。三人後在北京同居一院，魯迅舊情復燃讓信子“共侍”。

被魯迅罵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其中“狗輩”都是當時名流，章士釗、楊蔭榆、胡適、梁實秋、林語堂、徐志摩、陳源、李四光、成仿吾、顧頡剛、沈從文等。魯迅罵中國第一位女性大學校長楊蔭榆“性變態”，後者任校長時對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為不滿雷厲整頓校風，當時許廣平與魯迅正在曖昧中。1937年，楊蔭榆為學生討公道，被日軍槍殺於蘇州吳門橋下。

魯迅鼓勵許廣平、劉和珍帶頭，反對北師大及教育部，但她們去遊行示威之時，他卻力不讓許廣平參加，最後有了《記念劉和珍君》。1931年九一八事變，魯迅以“阿二”為筆名發表，《好東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謠》、《言詞爭執歌》等文，諷刺國民政府軍事外交化解危機的努力。1932年淞滬抗戰，魯迅全家躲到內山完造的書店裡，而書店是日本特高科駐上海的聯絡站。

日軍佔領上海時，上海很許多青年沒有地下工作經驗，被日軍發現後被殘酷殺害。魯迅卻諷刺外國青年，“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這完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這樣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楣是必然的。”

魯迅教授薪水在民國是最高水準，稿費收入在民國是最富裕階層。他在上海外國租界和日本老闆茶聚甚歡，帶著年輕女友許廣平經常，“大光明”看外國電影，同時痛駡罵困艱苦撐的國民政府。魯迅在他的《偽自由書》感嘆，他享受的自由“虛偽”。事實上1927~1937十年，堪稱中國媒體最自由的時期。要是現在魯迅半篇文章也別想發表，更何況“自由稿費”享受生活了。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是40年毛在《論新民主主義》中對魯迅的評價。

當魯迅被捧為“文學巨匠民族魂”後，其弟周作人說，“現在人人捧魯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見，是在高高地臺上，一人坐椅上。雖是尊崇他，其實也是在挖苦他的一個諷刺畫，即是他生前所謂思想的權威的紙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維人不過火，即不至於獻醜。”

湘西剿匪47軍究竟殺了多少人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毛認為鎮壓“反革命”殺人大好時機，10月10日，親自主持通過新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立即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1年1月17日，毛澤東轉發47軍《鎮壓反革命報告》，湘西1個多月時間處決了4600多人。相比之下上海6百萬人口只殺2百餘人。南京50萬只殺72人，準備最多殺2百多人。華東幾個大省總共處決不到3千人。河南一年時間殺3千人不敢再殺了。

毛以前關於鎮壓反革命檔，只是原則性要求大殺幾批，現在推廣湘西經驗。“在湘西二十一個縣中殺了匪首、惡霸、特務4千6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敵焰下降使民氣大伸。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則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

湘西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從1950年12月中下旬至1951年1月底，先後鎮壓2萬名匪首、慣匪、匪霸、特務、作惡軍官、地霸和有民憤血債的鄉保長，以及其他有民憤血債的反革命份子。本來47軍於1950年12月31日，向上級的報告準備結束鎮反運動。“我們都進行了討論，並已告各部隊和地方，鎮壓匪首慣匪已收到相當效果，應基本上停止。”

但在毛最高批示下殺人止不住了，大多數本來定好投降不殺的，都成了必須消滅的反革命份子。鎮反通常採取幾種方式，開公審大會後處決，主要針對國民黨投降最高軍政長官。此外藉口訓練名義集體處決，1949年10月，解放軍湘西軍區政治部，在沅陵開辦 “和平軍官訓練班”，參訓的學員都是投誠起義人員，近3百人機槍掃射被殺，事後不通知家屬。

47軍預訂1951年2月入朝參戰，為確保安全對關押的36583名匪特反革命份子，1950年12月中旬開始每天成批突擊處決。只有部份所謂，“身體健康，罪惡不大的，準備充軍去”。47軍撤離湘西時帶走7千多土匪後補充至1萬人，赴朝鮮參戰後多數戰死，僥倖生還者被監視關押。

1951年2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處決犯人比例定為“千分之0.5”，“最高限度千分之1.5”。湘西350萬處決2萬人，比例高達千分之5.71大超標準。在1950年12月中旬至 1951年1月31日，鎮壓反革命運動持續進行。1951年2月開始湘西土改再殺一批。從47軍撤離後到完成土改和複查，最終綿延幾百年的“湘西匪患”消除。

期間到底殺了多少人難以詳細統計，據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主編的《湖南統戰回眸》記載，1987年這一落實政策工作結束時，認定起義投誠的75527人，地方武裝人員38940人，共計114467人。胡耀邦為4萬餘人平反冤假錯案，最後落實政策的人數不多，其中大多數早就被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