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震驚中外，中國政府不久就發佈了〈1971〉57號文件等一些相關材料，對此事件加以解釋，但是基本的檔案至今仍未開放，而多年來海內外許多學者對此事件抱有強烈的研究興趣，近年來更有一些反思性文章問世，當年和林彪事件有涉的一些相關人員及其家屬，也以不同形式披露了若干口述材料。這些文章和資料的共同特點是：修正了官方對“九一三事件”的解釋框架，對該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角度，其中有些文章對林彪抱有強烈的同情。對此現象可以理解，因為當年下發的官方材料，“四人幫”曾經參與其事，其基本結論在1979年後仍舊維持了下來，若干論斷確實有疑點。本文的看法是：歷史研究強調客觀公正，研究者對當年涉案人員親屬的材料要有分析和鑒別；對林彪事件需從一個縱深的角度來觀察，尤其應考察林彪事件的體制因素，以及這個事件所反映的50年代後國家發展的方向等問題。
文革之初，毛選中林彪做他的“接班人”是和廢黜劉少奇同步進行的。劉少奇原是毛的接班梯隊的第一號人選，1970年12月18日，毛對斯諾（Edgar Snow）說，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條〉時，他已決定，劉少奇必須下台。從那以後，毛採取“剝筍政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對劉封鎖消息。1965年國慶節後，毛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才返回北京，至此毛對劉少奇已下定廢黜的決心。1966年3至4月，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訪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等國，在返回昆明後接到通知，於4月20日趕往杭州出席毛臨時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等待他的已是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實。進入5月，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又命劉少奇在京主持解決“彭、羅、陸、楊”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次歷時二十三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扮演的只是一個會議召集人的角色，與會的中央主要領導：劉少奇、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等都在發言中高調讚頌林彪。6月1日，又是在劉少奇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毛澤東命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7月8日，毛在武漢給江青寫信，挑明他發動文革的意圖；所有這些都表明，劉下台已是時間問題。
鄧小平原先也是毛的接班梯隊的主要成員，毛多年來大力重用鄧，1954年，鄧先為中央秘書長，後為總書記，本意是制約劉少奇。毛沒料到，到60年代初，鄧和劉走到了一起。1966年6、7月，在派遣工作隊問題上，鄧又和劉一致，毛有了放棄鄧的想法。在排斥了劉、鄧後，毛出於歷史和現實因素的考量，將林彪推到了前台。毛髮動文革，打掉中央一線，離不開軍隊做後盾。在歷史上的幾個關鍵時期，林彪都站在毛一邊，幾十年來，林彪對毛的意圖充分領會，又旗幟鮮明，敢於擔當。林彪在軍內有很高的威望，卻身體不好，一方面，毛鼓勵林彪振奮精神，保養身體，另一方面，由林彪代管軍隊，毛也放心。
毛要拉林彪出山，取代劉少奇，在黨內，特別是在軍內，都不存在反對的意見。建國後，毛為了穩定大局，長期採取的是壓抑軍功階層，支持、重用以劉少奇為首的黨的文職官僚的策略。在高崗事件後，軍隊將領歸順黨機關的格局已完全確定，但是軍隊將領對劉少奇、彭真等的不滿並沒有徹底消除，而是潛伏了下來。隨着60年代初以來毛對劉不滿的加劇，毛重新啟用軍功階層作為平衡劉的力量。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發表的那篇有名的為毛保駕護航的發言，在當時並沒有引起與會者的反感，相反，一些高幹認為林彪的發言“挺身而出，講排除干擾，使我們黨有安全感”。到了文革前夕，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歷史上中共長期又是黨軍一體的傳統，在這種形勢下，林彪出山已是順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還代表了更廣大的軍隊利益的擴張，能夠得到軍隊系統的支持和擁護。
林彪是為毛打天下出力最多的軍事統帥之一，又是一位寡言少語，深有韜略的軍人政治家。林彪於1942年2月8日從蘇聯回到延安，從該年底至次年7月，奉毛命去重慶，參加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的談判，1943年10月13日，代表毛在西安和蔣介石再次見面。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林彪只是捧毛沒有整人，中共七大選舉中委時，名列第七名
在40年代後期的解放戰爭中，林彪率領的“四野”橫掃大半個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立，立下曠世功勞。林彪在“四野”享有極高的威望，“四野”有軍歌：《我們是林彪的戰士》。南下期間和建國初，林彪先後被任命為華中局、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和中南軍區司令員，黨、政、軍一把抓，統轄河南、兩湖、兩廣、江西六省，是名副其實的“中南王”，其地位大大超過同級的彭德懷、劉伯承、賀龍、陳毅等人。
50年代初，林彪從公眾生活消失，與他不去朝鮮領兵，身體不好有關。1950年10月18日，林彪在蘇聯曾和周恩來說，中央有需要，他隨時回國。建國後，林彪除了50年代初為出兵朝鮮，爭取蘇援和周恩來一同去過蘇聯，並在索契療養一年，一直沒有出國訪問。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林彪恪守分際，未逾越自己的角色界限，就黨的重大問題發表看法，故而在黨內，林彪的口碑也很好。
林彪長期追隨毛，對毛的作風、心理、性格等有很深的了解，建國後，他對毛既有尊崇的一面，又極擔心功高震主，對毛早有提防。由於林彪對毛抱有雙重心理，他在50年代的活動也就存在着“兩面性”。50年代初，他熟讀《黃石公三略》，深知“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班師之日，存亡之階”的道理，為避免重蹈古之韓信之覆轍，“全功保身”，主動隱退。他在筆記中寫道：西漢故人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悠閑自保。在近十年的時間裏，林彪因政治和身體的原因長期休養，不與任何一位中央首長來往，也包括毛澤東。
但是，林彪又不能真正做到“閑雲野鶴”，無欲無求。1953年大區撤銷，對他一時沒任何安排，當高崗來動員他時，他和高崗談得非常投機；高崗被毛拋棄後，林彪再度謹慎起來。1954年，林彪出任國務院副總理，排名在陳雲之後，彭德懷之前。1955年4月，在七屆五中全會上，林彪和鄧小平一道進入政治局，中央仍然沒有具體安排林彪的工作。
在1958年5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被毛任命為黨的副主席，成為中共核心層第六號人物，排名在鄧小平之前。此舉和林彪無關，完全是毛的布局，卻燃起了林彪的政治慾望。此時彭德懷雖然還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是以林代彭的布局已公開化了。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當高崗用”，更知道毛此舉是要用他來平衡劉、周。林彪馬上以行動向毛獻忠心邀寵，在當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破題定調，既打劉伯承，又捧毛。1959年廬山會議後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廬山，就有力助毛，批彭德懷的調子最高，罵彭德懷是“偽君子”，“野心家”，“馮玉祥式的人物”。在其後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下令當場扣押為彭德懷辯誣的鍾偉將軍，並發表文章，不指名尖銳批判彭德懷和捧毛。
林彪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後，正值全國性饑荒蔓延，毛的威望開始下滑之際，他在1960年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四個第一”、“三八作風”等口號，在全軍發起“學毛着”，創“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活動，向毛獻上忠心。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漢和英國蒙哥馬利（BernardLawMontgomery）元帥談話，明確表示，他死後，劉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馬利放話，是事先有準備的一項精心安排，重點是面向國內高層，其目的是為了平穩渡過當時他所面臨的難關。蒙哥馬利回國後把毛的這番話公開出來，外交部把蒙哥馬利的有關敘述專發一個簡報，發至地、師級，使林彪很受挫折。
但是林彪並沒有消沉下去，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他別出心裁，說了一番和大會主旨完全相反的捧毛的話，深獲毛的賞識。在毛的威信受損的困難時期，林彪為毛保駕護航，立下第一等的功勞。其後林彪因布署調兵東南防範蔣介石“反攻大陸”，身體累倒了，軍委日常工作被毛轉給賀龍代管，林彪又不出面了。他親筆提醒自己：“千萬記住”，對於對手的侮辱，應“視若無睹，置之不理”，“勿上敵箝制隊，游擊隊的當”，更警戒自己要吸取彭德懷的教訓：“廬山之彭世上之彭甚多，豈可為了區區小人，區區小事，而耽誤自己的終身大事！”在這之後的幾年，林彪捧毛更加花樣翻新：“突出政治”，“活學活用”，1964年5月，在軍隊率先發行《毛主席語錄》等等，造成崇毛的巨大的社會氛圍，使毛錯而有理，更加霸道，給中央一線造成巨大的壓力。
林彪是不是完全無保留地崇毛？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共所有領導人中，林彪私下對毛的批評是最尖銳的，而且直指毛的個人品質。林彪批評毛“搞權術”，“言行相反（言論前後相左，如內矛）”（指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講話稿和發表稿的區別），“別人搞好的東西壓住，事後歸己”。“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着”。“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他對葉群說：“為省腦力勿讀一號（‘一號’指毛）和斯（大林）”，還批評毛搞的大躍進是“憑幻想胡來”，稱毛是“拗相公”，“不關心國民生計”，只關心自己的“名、位、權利”，林彪並且指責毛對赫魯曉夫“罵絕了（穿睡衣臭罵）”，“對（王）明斗絕了”，但是所有這些言論只限於在家裡和老婆表達。
林彪對毛雖有意見，但隱蔽極深，公開的言論都是順着、迎合毛，“堅決的左傾高姿態”，為什麼要這樣？一言以蔽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林彪看來，不管毛是否退入二線，毛的權勢都是不可撼動的，為了保全自己或更上層樓，只有緊跟“毛線”，同時也要隱匿鋒芒，減少毛的猜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