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史上李達是個不可忽視的人物。他不僅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理論巨匠”。1890年10月2日，李達生於湖南零陵，早年在長沙、北京等地讀書，後去日本留學。1919年後，發表文章積極傳播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次年與陳獨秀等人在上海共同發起成立共黨的早期組織。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被選為中央局成員，同年創辦人民出版社。1923年，因與陳獨秀產生矛盾動脫黨，在湖南法政專門學校任學監兼教授至1926年。
1927年1月李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代理政治總教官，兼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編審委員會主席，9月任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1928年在上海創辦昆侖書店，出版各種哲學社會科學書籍。此後他先後在上海法政學院及暨南大學、北平大學、廣西大學、湖南大學等任教，期間除了撰寫文章外還幫助做統戰工作。
1949年5月李達到京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同年12月重新加入中共先後任北京政法大學副校長、湖南大學校長、武漢大學校長等職。1961年，業已70多歲的李達來到廬山休養，毛希望他重新修改《社會學大綱》後再出版。李達備受鼓舞遂中斷休養著手修改，同時在武漢大學籌建毛澤東思想研究室，這是中國大專院校裡最早建立的研究室。
就在李達與助手們聚精會神地全面研究撰寫《唯物辯證法大綱》之際，康生等人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而李達對此表示反對，認為“事物總是不斷發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李達這種“不講政治”的“固執己見”，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1966年初，掀起了文化領域上的大批判運動，中共中央中南局某些領導遂讓武漢大學整理出李達的一份材料，說李達是“反動學術權威”，並上報中央。
因為李達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中央有關同志就此事詢問了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會議上，有人又向毛談及李達的問題仍舊沒有表態。接著在上海會議期間，此人再次詢問是否可以對李達進行批判，終於說了一句：“既然群眾有要求，在校內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北京掀起了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6月，武漢大學開始了對校長李達等人的批判。李達先是被“勒令”停止寫書，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著他的助手們也被強制性地“集中”起來，強令寫出揭發檢舉李達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電話被剪斷，北京的來信也被搜走。
6月13日，武漢大學“組織”7,000余名師生員工集會，批鬥李達，“聲討”珞珈山“三家村黑幫”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湖北省、武漢市幾十萬人擁入武大校園“聲援”武大師生的“革命”行動；《湖北日報》、《武漢晚報》等報刊，長篇累牘發表“批判揭露”文章。此時“批判”和“聲討”，雖然用的是“某資產階級‘權威’”，但實質指的就是李達。李達根本沒有半點辯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實實“認罪”，寫“認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課”。
6月30日，對於李達的批判開始升級，李達的名字，在報紙上公開點了出來。《武漢晚報》發表了《李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和《揭發武大的“三家村”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長李達、前黨委第一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組成的‘三家村黑幫’，就是這樣一小撮妄圖推翻共產黨，恢復舊中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理人。”進入7月後，批鬥的方式開始殘酷起來。
李達成為各種批鬥大會的“主角”，批鬥、聲討、示眾、審訊、辱駡，使其遭受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迫害。他一天天地憔悴下去，然而他仍然抱著這樣的希望：“黑暗總會過去，等運動結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黨中央、向潤之告狀。”可見，他仍不相信批鬥他乃是毛默許的。7月中旬，為了加大對李達“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漢大學舉辦了“李達罪行展覽”。批鬥、遊街、罰跪，可謂變本加厲，直到李達臥床不起。不久，中共湖北省委作出《關於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開除了李達的黨籍。
7月16日，毛抵達武漢視察。看守李達的一個學生悄悄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李達當晚寫了一封不到20個字的短信：“主席，我有難，請救我一命。李達頓首。七月十九日。”然而，就在李達將信交給學校“文革”工作隊的前兩天，毛已離開武漢。在等待毛回復期間，李達的病情更加嚴重：胃病頻繁發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惡化，手顫抖得嚇人，進食困難，每天僅靠少量的稀粥維持生命，身體骨瘦如柴。家人要求入院治療，但被拒絕。
8月中旬，當毛的批示到達武漢時，李達業已奄奄一息。李達被送醫治療，然而，為時已晚。李達於8月24日死去。8月25日，在李達屍體即將火化時，學校宣讀了中共湖北省委關於“開除李達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上地主分子帽子，進行監督改造的決定”，並宣佈“李達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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