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早年黄埔军校开始，就可以算是个军事教育家，孙中山当年任命他为军校校长，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交予他掌管，实际上就是命令精通军事的蒋介石，代替他在身后成为最高领导。终其一生蒋介石都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从早期的黄埔军校开始，他注重以教育培养人材，并且经常深入基层发现人材重点培养。
在剿灭红军期间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强调“军魂气节军人素质”亦是如此，还开战“新生活运动”针对民众进行，传统文化“礼义廉耻”的教育。目的就是启迪民智分辨是非，简而言之就是所谓“素质教育”。但是国民政府面对中共的挑战，光靠教育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原因是教育需要时间和耐性。相对于對方重视宣传洗腦，教育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以经历过国共统治的周有光评价，很容易分清当时两党的分野。“抗日战争时，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政治协商委员会”，就是今天政协的前身，中共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每次召开座谈会参加的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代表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周恩来每次开会的时候都说，我们是主张民主的，反对国民党专制”。
“为什么我们倾向GCD？因为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赞成民主。为什么那时的知识分子向左倾转？因为知识分子都是倾向民主反对专制的。今天还是这样”。“国民党呢不会宣传工作，国民党的宣传工作笨得很。国民党是跟着美国英国走。中国那时候是两条道路，一条就是亲苏，一条就是亲美。国民党取消厘金、收回租界，做了很多好事情”。
“国民党还是有言论自由的，它后来和GCD党斗争，有一定的限制，但限制对普通人没有什么影响的，不是普遍地反对知识。当时知识分子向左转，也不完全是因为受到了宣传的影响，国民党确实是专制，但国民党是部分专制，后来GCD是“全面专政”。“全面专政”更有强迫性，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情必须接受，不接受你就死定了”。
再看当时中共领导毛泽东周恩来，为了宣传说出的话难以置信，在今天差不多可以被抓了。参考1943-1945年期间，《新华日报》社论和毛周讲话自然会有答案。毛主席原话，“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
“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斐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民主的美国万岁！”。“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里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有条不紊地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使全国人民能享受民主带来的幸福。我相信，当中国人民为民主而奋斗时，美国人民会支持我们”。
“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这是反动派为巩固统治而说的谎言。按中国人民的素质，实行民主后，中国不但不会乱，最终会富强起来，超出英美等老牌民主国家”。（《新华日报》，1945年）“只有法西斯才会残酷地镇压人民的民主要求，只有法西斯才会扼杀人民的自由及一切自由”。（毛泽东，1946年）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张群说中国人民要爱国，对蒋总裁效忠。是的，人民是要爱国，但爱的是属于人民的国家，而不是属于一小撮反动派的国家。反动派没路走了，就会煽动极端的仇外情绪，来转移视线，缓和统治危机”。（周恩来，1946年）
“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周恩来，1944年）
所谓“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并非选择TG，而是选择其所言的民主自由。按照周有光的说法，“历史教训就是GCD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也就是苏联胜利了，美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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